隐蔽战线上的尖兵

　　刘澄清，1919年8月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人。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先后为独立营战士、军委通讯部勤务员。1934年秋选送到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第四期培训班学习，1935年春参加长征，同年秋被调到军委总部一局担任译电员，1936年底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保安。1937年3月被派往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建立电台，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建立电台。1938年8 月到湖南湘乡建立湘乡办事处电台，随后，跟李克农去桂林办事处电台工作，1939年到南岳游击训练班建立电台。1941年1 月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4月调往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从事电台工作，12 月调往东江游击纵队建立电台。1943年夏回重庆办事处从事秘密电台工作。1946年初到南京下关建立秘密电台，同年11月至1947年3月在南京中共代表团电台工作。1947年至1949年，在中央三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电台工作，1949年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邮电管理局军代表、局长，邮电部教育司副司长、干部司司长、政治部副主任、副部长等职。1983年12月离休。

刘澄清

　　问：请谈谈来重庆办事处之前的革命经历。

　　答：1935年春，我跟随红四方面军由通南巴苏区出发，开始长征。部队翻越条件恶劣的雪山、穿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之后，已经是1935年的秋天，这时，我被调到军委总部一局做译电工作。

　　1936年底，我们部队胜利抵达陕北保安。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开始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新阶段。2月，党在西安成立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3月，我从延安调到西安，参加办事处电台工作，并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我又调到南京办事处。

1937年，周恩来（三排左一）、叶剑英（三排右三）等合影，一排左一为刘澄清

1937年，刘澄清（右）与童小鹏在西安

　　南京沦陷后，我到了武汉办事处。1938年七八月份，武汉形势紧张，为布置后路，8月我到湖南湘乡，同袁超俊一起，建立湘乡办事处电台。9月回到武汉，并在武汉沦陷前撤出，转移到湖南湘乡、衡阳。以后，我随李克农去桂林办事处搞电台工作。1939年，叶剑英、李涛、边章伍等去湖南参与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了保持同延安、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地的联系，组织上派我带电台同去。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我回到桂林办事处工作。1940年，与电台人员康瑛结婚。

刘澄清在南京梅园新村的公开户口卡，户主为周恩来

　　问：您如何乔装打扮到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

　　答：1941年1月底或2月初，我们到了重庆。当时重庆形势很紧张，南方局、办事处正在疏散人员，如电台人员赵大渝、李冠华等同志就疏散出去了。这一时期，申光、林青已在香港秘密电台工作。组织上将林青派往南洋时，申光打电报到南方局，指名要我和康瑛去香港接替林青的工作（康瑛是广东人，会说广东话，便于掩护）。周副主席亲自找我们谈话，他说：“你们不但不能北上回延安，还要南下去香港。你们化装成西南联大的学生，到香港探亲。”那时，但凡要外派的同志，周副主席都要亲自谈话，了解情况，布置任务，表达深切关怀。

　　1941年四五月份，我和康瑛及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从重庆出发。到了桂林，由于地下交通员只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经商量，康瑛与地下交通员乘飞机先走，我与一批商人同行，从陆路经湛江等地到香港。我扮成华侨，混迹在商人中间。到香港后，没隔几天，申光来旅馆找到我。

　　在香港，我同林青在一个秘密电台工作，一人值班一天，工作比较顺利。我们的电台主要联系延安、重庆，其次是韶关、海南岛等地。这一时期，香港党组织负责人是刘少文，之前是廖承志。那时，从内地疏散了很多同志去香港。

　　问：您在东江游击纵队如何建立电台，使其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答：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在香港待不住了，电台与人分离，林青留在香港隐蔽，组织上派我去东江游击纵队（原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建立电台。我和康瑛、康一民同行，离开香港，到达东江游击纵队。后来，康瑛、康一民回重庆办事处，我留在东江游击纵队。

东江纵队使用的电台收报机、编印的情报通报

　　东江游击纵队原先搞电台的是一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没有搞成功，始终未与延安、重庆取得联系。那时，游击区环境不安定，东江游击纵队有宝安、东莞、惠阳三个据点，方便随时转移。工作条件也极其困难，器材都不是现成的。我们先从香港运回一些电讯器材，加上东江游击纵队打仗缴获的，我开始动手装电台。譬如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用买来的锡茶壶当焊锡，上山刮来老松树的松香做焊油，用收集的零碎铜线当导线，装装拆拆，反复多次，昼夜苦干。好几次烧焊接时，我手腕被烫伤。忙碌了一个多月，1942年1月下旬，东江游击纵队的第一部“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在宝安县甘坑一个山沟里诞生了。

　　我熟悉延安总部电台的特点。宝安距离香港近，夜间干扰小，我用香港原“廖办”（廖承志办公室）电台的呼号、频率试探着联系延安。一个晚上，竟然成功了。其时，我和留在香港的林青都在联系延安，使用同波长、同频率、同时间，而我联系上延安，林青却没有。刚接通时，我呼叫“延安，我是东江”，延安很奇怪，因为这个波长、频率、时间应该是“香港”，怎么是“东江”呢？我告诉延安方面，我是东江游击纵队，先借用香港的频率通话，并另确定了以后同延安通话的波长和频率。

　　为何我较林青先联系上延安呢？因我们的电台是公开电台，功率大，15瓦；林青是秘密电台，功率小，只有5瓦。因此，延安先听见了我的发报声。

　　后来，东江游击纵队有了一部收报机、一部发报机和一台手摇发电机，正式成立了电台，同事有何太、江群好。接下来，东江游击纵队的电台同延安、重庆、香港、海南岛等地先后有了联系。电台还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供纵队领导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

　　电台建立后，我办了报务员训练班，帮助培训电台人员，逐渐让他们掌握电台。

　　问：请谈谈您建立工矿银行和民生公司秘密电台的情况。

　　答：1943年夏，我奉命回重庆，随即参加南方局机要电台的工作。

　　三楼的电台是秘密电台，一楼的电台则是公开电台，向国民党备了案，多少瓦，多大功率，都登记了。电台的男同志也登记在册，女同志没有登记，对外称家属，实际上都是电台人员，如康瑛、武梅荣等。向国民党备案，是为了争取公开合法，以利斗争。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办公楼三楼电台室

　　机要电台工作由周副主席亲自领导，他要求我们迅速、准确、安全。当时，电台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南方局与延安之间的通讯联系，随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各方面情报，为党中央制定各种抗战方针政策提供依据，并随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秘密电台设在三楼，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突然查封一楼的公开电台。但这样还不行，万一敌人突然包围了整个办事处，三楼电台也发不出去。因此，我们还做了第三手准备，利用社会关系，在市区架设秘密电台，地点在小什字的重庆中国工矿银行楼上。这个电台是我去建立的。工矿银行的老板是鲁自诚，与我联系的掩护人是潘克勤，他在工矿银行开的一家电料行工作。

　　工矿银行四楼上有个晒台，上面有一间小屋，是堆放电讯器材的，我们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这里。晒台平时没人上去，偶尔有人来晒衣服。通向晒台的楼梯有一个小铁门，通常锁着，由潘克勤掌管钥匙。有一次，我上去发报后，潘克勤忘记来开门，我在上面不敢喊，被困了一天。

　　秘密电台架通后，我仍住在办事处，到了每次约定的通话时间，我再去联系。这是备用的秘密电台，没有专门的电文需要从这里拍发或抄收，每次叫通以后，双方用一个代号，如“OK”什么的，互相致简短问候就停机，不发长电，以免被国民党查获。在这里，我与延安保持定时联系，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里，电台没有出过问题。

　　由于我住在红岩村，晚上要与延安通话，往往下午就得出去。一出办事处，常有特务跟踪。后来，考虑到经常出去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极易被敌人发觉，组织上决定让我搬到外面去住。

　　在外面住，必须有社会职业作掩护。于是，我和康瑛在十八梯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我白天去邮局报务科上班，到了晚上，我去工矿银行楼上发报，比原来方便多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回办事处请示汇报工作。

　　后来，民生公司招考报务员，组织上让我争取进入民生公司工作。报考需要有社会关系作介绍，于是我冒名顶替潘文华某部的报务员，用肥皂、萝卜刻了潘文华某部的印章，拿着假介绍信去报考。考试科目有国文、报务、机务，结果，我考了第一名，被录取了。

　　大约是1945年五六月间，民生公司电讯课调我到“民贵号”工作。办事处派钱松甫、江洪接替我在工矿银行秘密电台的工作。

　　问：您是看不见战线上的尖兵，对此有何感想？

　　答：长期从事机要电台工作，我感慨颇多，主要有几点：

　　第一，革命斗争既要讲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在公开或地下电台，为了防止国民党对我党电台的破坏和干扰，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作了许多斗争。这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多想办法。在重庆，办事处的公开电台是100瓦，还有一个15瓦。三楼和外面的秘密电台是5瓦。平时或一般性工作，使用公开电台；抄收党中央的新闻稿或者别的任务，用三楼或外面的秘密电台。在南京时，我们有三个电台。梅园有两个，一大一小，大的为公开，小的为秘密。外面还有一个秘密电台。

　　第二，技术对抗，有过硬的业务本领。我们电台人员都有一套过硬的业务本领，能反破译，严格做到周副主席要求的迅速、准确、安全。秘密电台发出去的都是密码。几年来，国民党费尽心机地想要破译我们的密码，还专门请来外国专家，皆徒劳无益。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密码，都是由0、1、2、3、4、5、6、7、8、9 这十个阿拉伯数字排列组合而成，有一定规律，用久了，容易被破译。起先，我们也是一份密码用很多次，后来，我们几乎是一份电报用一份密码，让敌人始终摸不清我们的规律，从而无法破译。相反，我们倒破译他们的情报不少，很多关于国民党方面的重要情报，就是这样得来的，在解放战争中更是如此。

　　在通讯中，我们也想尽办法同敌人作斗争。比如，经常突然改变通话的波长和频率，使敌人的收听跟不上或者掉字，不让敌人抄全；经常使用双方约定的暗号通话，比如，这次波长是50米，通话结束后说下次波长时减30米，敌人却以为是20米，实际上我们是用30米通话。等敌人在30米找到我们时，我们已经通话很久了。

　　当时，做地下电台工作的人员，都是既会发报、抄报，还会译电、修理机器。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复杂的斗争环境。

　　第三，加强队伍建设，搞好传帮带。我走到哪里，电报就能通到哪里。桂林八办、南岳游击训练班、东江游击纵队原本无电台，都是我去建立的。我的技术主要从申光那里学的。我建立电台后，要办培训班，培养接班人，如在东江游击纵队，我教会了杜襟南、戴机，才回到重庆。

　　第四，革命信念坚定，服从组织安排。无论走到哪里，为了革命工作，从无怨言，也从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共产党人不重名利，很淡泊。当时，我们每个月只有12元津贴，生活很艰苦，但我们心怀革命胜利的信心。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多年后，我到南京出差，见梅园馆闭馆，就在梅园四周徘徊，不忍离开。因为对它有很深的感情，舍不得离开。

　　口述丨刘澄清

　　记录整理丨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