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是周恩来的警卫员

　　刘九洲，1918年9月出生于江西于都，原名刘长久，参加革命后改名刘九洲。1928年，刘九洲参加鄂东团少先队。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扩红”宣传队到于都，他参加了红军。1935年，跟随部队长征。由于练就一手好枪法，他被称为“神枪小鬼”。1936年至1940年担任周恩来警卫员。1940年底，离开重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3月，党校学习结束后回到部队，担任连队指导员，到了抗战前线。1951年4月，从部队转业到公安部，分管警卫工作。后到北京前门饭店担任副总经理。2008年7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刘九洲

　　问：您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的情景吗？

　　答：1936年8月，我所在的红一军团驻扎在吴起镇附近。一天上午，军委参谋处的一个参谋找我，他说：“小鬼，走，我送你到周副主席那里。”我没见过大领导，很紧张，半天没反应。他催促说：“你快点收拾收拾，跟我走啊！”我赶紧跟着他，没走多久，他用手一指说：“你看，那就是周副主席住地。”我看见一间小土房，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正在看文件。走到跟前，陈参谋说：“周副主席，我给您送警卫员来了。”话音一落，他抬起头。哎哟，把我吓一跳，他像马克思那样留着大胡子，我心里很紧张，都忘了敬礼。周副主席站起身，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于都的。他亲切地说：“哦，你跟我们一块儿长征过来的，可不简单！”一句“不简单”，顿时打消了我的紧张，觉得周副主席待人挺亲和，心里也不害怕了。

　　就这样，我成了他的警卫员。

　　问：担任警卫员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您当时有何反应？

　　答：西安事变发生时，那是1936年12月12日，当晚不该我值夜班，就早早睡了。13日，天还未亮，我听见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说话的声音，急忙起床。见周副主席屋里亮着灯，我走进去，他一见我，就说：“你知道吗？蒋介石被捉住了。”我有些纳闷，心想上哪儿去捉蒋介石，便没吭声。邓大姐走过来，笑着又问了一遍，我仍摇摇头。周副主席说：“我们开了一晚上的会，你也不知道？”我回答：“昨晚不是我值班。”邓大姐告诉我，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捉住了。周副主席问我：“蒋介石被捉住了，该杀不该杀？”我心想，该不该杀，把他剁成肉酱都不解恨，这还用问吗！可是周副主席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一定大有文章。于是，我故意反着说：“不杀。”他一听，哈哈大笑，紧接着问：“为什么不杀？”我看他笑了，心里有数了，就说：“毛主席有优待俘虏政策，缴枪不杀。”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毛主席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杀不杀蒋介石的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问：请谈谈周恩来在延安手臂受伤的情况。

　　答：1939年4月底，我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开会，随行的人很多，不少是进步青年学生。当时我们开着一辆救护车，车上装着从新四军带回的10件日军呢子大衣、一挺歪把子机枪以及一些鸭蛋式手榴弹，给延安兵工厂仿造。

周恩来给新四军军部指战员作报告

　　到延安后，7月10日下午，周副主席在毛主席住处开会，陕北公学的同志请毛主席给即将上前线的同学作报告。毛主席另有活动，请周副主席去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晚饭后，周副主席正要出发，江青得知有联欢会，想看演出，也要去中央党校。随后，周副主席、江青及毛主席的警卫员三人骑马从杨家岭出发，过了河，江青仍然抽马快跑，周副主席紧跟在后面。经过一片玉米地时，道路变窄了，江青突然一下把马勒住，跟在后面的周副主席没有防备，马继续往前跑。他担心撞着江青，赶紧把马向右转，马躲开了江青，却掉进一个约一米深的柳树坑。他跌下马来，折断了手臂。

　　周副主席出事时，我在休假，当晚也在中央党校礼堂参加联欢会。时间到了，可迟迟没开始。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有人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跟前说：“快，周副主席出事了。”我急忙跟着他往外跑，到了中央党校门口的传达室，大夫正在抢救。周副主席满头大汗，周身都是血，手臂骨头断了，穿破皮肤露出一寸多长。

　　周副主席手臂摔伤后，我一直跟着他。那时邓大姐在重庆，他上厕所，穿衣服，都是我帮他。

　　问：您是怎么学会开车的？

　　答：周副主席摔断手臂，在延安治疗了一个多月，不见好转，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治疗。

　　1939年8月底，国民政府派了一架飞机，准备送周副主席到兰州，再转苏联。我送周副主席到延安机场，仔细检查机上安全情况和所带物品，然后向他汇报。周副主席笑呵呵地说：“你跟我一起去吧。”我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介绍信都带着呢！”当时，中央安排周副主席到苏联治疗，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博古还用毛笔写了一封给党校校长邓发的介绍信。周副主席说：“傻孩子，到那儿学习，条件比咱们这儿好。”他的干女儿孙维世正站在我旁边，听周副主席这么说，就使劲地拽我的衣服：“弟弟，你跟爸爸说，让我也去吧。”我向周副主席转达孙维世的话，周副主席说：“好！去请示毛主席。”孙维世骑上我的马，飞快地奔向杨家岭，经请示毛主席，同意随行。

　　飞机上，大家有说有笑，同机的还有邓大姐、李德、陈昌浩及几个孩子。因为等待第三国际的飞机，我们在兰州住了一个多星期。从兰州起飞后，天气不好，飞机准备降落哈密。哈密的大沙漠像大海似的，风刮起沙一浪一浪的，怪吓人。我们都背着小降落伞，我说：“跳伞吧！”李德对我说：“你这个傻小子，你想死了。”到达哈密，我们住了一宿。第二天到了新疆，新疆机场由苏联管理，那些苏联同志看见我和孙维世，就围过来同我们聊天，孙维世用英语同他们交流。苏联同志问：“你们是从延安毛泽东那里来的吧，你们知道苏联吗？”我们回答：“我们是从中共中央毛主席那里来的，在中国，3岁的儿童都知道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他们听后，用俄语欢呼，把我抛起来。

　　在乌鲁木齐住了两天，周副主席会见了盛世才和我党负责人。一天，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到晚上11点钟才回来，我趴在凳子上，孙维世趴在床沿上，我俩睡得正香。他们回来后，大姐说：“你看，两个孩子都睡着了。”我听见她说话，就醒了。周副主席说：“跟你商量件事，打算把你留下。”我说：“把我留下？组织上叫我来照顾你的，我走了，没人照顾你了，那怎么行啊！”他说：“是这样的，这里有个重要领导人，要到苏联治病，如果请示第三国际派飞机来，时间太长，手续也麻烦，让他顶替你的名额去苏联。”

　　我答应留下来，邓大姐建议我去新疆航空大队学习开飞机。我知道自己文化基础太差，不敢学开飞机，提出学开汽车。新疆办事处安排了一个司机和一辆小车，专门教我开车。

　　问：您还记得在重庆躲空袭的经历吗？

　　答：1940年3月，周副主席从苏联返回延安。4月，我随周副主席回重庆，正遇到日机轰炸。我们常常跑警报，躲飞机。

1940年，周恩来归国回到延安后锻炼臂力的情景

　　这年夏天，重庆特别闷热。一天，几位爱国民主人士到曾家岩来访，其中有郭老（郭沫若）。周副主席给客人们讲党的抗日主张，生动具体，大家听得很认真，我也在旁边听。突然，空袭警报响了，我紧张起来，一般情况下，预警报响了，周副主席要去红岩，那里有办事处的防空洞。我探头看周副主席，他一点都不慌乱，仍然从容地与客人谈话。第二次警报响起，我赶紧收拾东西，并催促负责保卫工作的彭海贵通知曾家岩的同志赶紧进防空洞。曾家岩的房屋下面有个地洞，可以暂避日机轰炸，还可通到嘉陵江边。第三次警报响起时，隐约能听到日机嗡嗡的声音了，我注视着周副主席，他仍认真地讲着，我急得直跺脚，盼他早点进防空洞。突然，周副主席和客人们笑起来，原来是郭老拍死一只蚊子，他边拍边说：“看，我打下‘一架’。”他的风趣引发了大家的笑声。

　　日机开始投弹了，到处是爆炸声，这时候，周副主席、叶剑英和客人们才进防空洞。我们进去时，里面已坐了不少人。我们刚坐下，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随之凳子被震倒，一屁股跌到地上。我见形势不好，想出洞侦察，可往曾家岩街道的出口被人堵得水泄不通，我只好到嘉陵江方向的出口。

　　出来一看，一块大石头压在防空洞上，刚才那声巨响，估计就是它发出的声音。再往前看，起火了，就快烧到咱们周公馆跟前了。我赶快回到防空洞，从嘉陵江方向往曾家岩街道方向走，人多，又是上坡，很不好走。可火势不等人，我心里着急啊！我是当兵的，拿出打仗的劲头，手里提着枪，嘴里喊道“请让一让”。没想到，还真起作用，我很快出了出口。看见大火快烧到周公馆前面的桥头了，我趴在防空洞口喊了一声：“彭副官，快上来打火！”这下子惊动了防空洞里的人，大家都跑出来，到各自屋里去抢救文件资料，警卫和厨房的师傅也来帮忙打火。幸亏打火及时，才没受损失。

　　晚上开会时，周副主席说：“今天要没有我的刘九洲，咱一切都完了。”

　　问：什么原因使您离开了周恩来？

　　答：1937年劳山遇险时，我的右耳受伤，听力有些差，为此，还影响到工作。一天晚上，周副主席换了便装，要我随他出去。我俩顺着嘉陵江江边走，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不能打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了宋平那里。他住的是一个有前后院的房子，过第二道门，进第二个院子时，周副主席在我右边，他说：“你到上面马路上等我。”于是我到马路上等他。左等右等，我都不见他出来。突然，马路上来了一辆汽车，大老远的，我认出是周副主席的车。车开到我身边停下，司机祝华说：“周副主席已经回来了，叫我来找你。”我一听急了，赶紧说：“坏了坏了！他的前半句我没听见，后半句我听见了。”

　　我坐车回到曾家岩，看见周副主席，我说：“我捅大娄子了。”周副主席说：“回来就好，我还以为他们把你抓去了。”原来，周副主席吩咐我回去把车开来，在马路上等他。当他办完事，走到街上，没看见车，也没看见我，以为我出事了，就赶回曾家岩，派车出来找我。出了这事，周副主席没批评我，但我心里很难过，总怕再出事。

　　1940年11月，一天，我给周副主席送报，他问我：“这报纸，你看过了？”我回答：“看过了，我还会写简单的信。”他听后，高兴地笑了。那时，我常常因为自己文化低，不能为周副主席做更多的事情而内疚，周副主席也总想让我去党校学习。他去苏联治疗手臂时，组织上曾安排我去学习，因情况变化，就没去，介绍信还在我这里。有一次，我对邓大姐说：“去党校学习的介绍信还在我兜里。”意思是希望她有机会转告周副主席，我想回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没想到，第二天，周副主席就同意了。晚上，周副主席召集大家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欢送一位姓何的进步医生和家属去延安，也为我送行。周副主席亲切地说：“九洲是个苦孩子，15岁就参加红军，从小没读过书，他要求学习，很对，组织上同意他的要求。”他还说：“再交给你一个任务，路上要照顾好何大夫一家。你要好好读书，努力提高文化知识，多锻炼身体。你要常到邓发同志那里去，他会帮助你的。”

　　我虽然不为周副主席做警卫工作了，但我永远是他的警卫员。

1951年，周恩来、邓颖超与刘九洲在北京颐和园

　　口述丨刘九洲

　　记录整理丨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