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我的川大 我的老师——写在《重庆开埠史》入选《隗瀛涛文集》之时

　　新年伊始，《隗瀛涛文集》进入“四川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文化传承创新项目”，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言，收入先生的成名之作《四川保路运动史》，再就是他带领我写的《重庆开埠史》，其余为先生自传及代表性学术论文。这让我心中充满了暖意和敬意。

　　先生一辈子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桃李天下，语言极富感染力。其中“平时莫来，吃饭的时候来”就是专门为这本书说的。40年过去了，它仍是那么清晰地响在耳边，激荡于心。

　　我是1979年考上四川大学的，那是“老三届”的末班车。那时的老师和学生都怀揣“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感在校园中拼搏，用“拼搏”形容一点不过，只要能读好书，教好书，做好学问，不论是师还是生，总是倾力所为，全力以赴。

　　第一学年结束，胡昭曦先生就带领我们几个本科生开始学做历史研究了。当时胡先生教宋史，也做四川古代史研究。他带着我做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在1980年暑假调查《圣教入川记》和法国作者古洛东的情况。做完之后，便开始研究他在本科时就开启的“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课题。

　　那时文献资料相当缺乏，我把川大图书馆中的相关图书几乎翻了个遍，但收效甚微。于是胡先生就指引我钻进了图书馆的线装书室。那时的线装书室完全不似如今的古色古香、安静典雅、崇高无比，而是屈居底层边上，原木书架，开敞放置，蓬头垢面，管理松懈，整天难见一二人。

　　但对我而言能近坐书架之旁，随取随拿，任意挥洒，得以把《光绪朝东华录》（记载光绪朝中的史料，220卷）、《筹办夷务始末》（收录道光、咸丰、同治朝涉外事务档案资料，260册）、《清季外交史料》（含光绪、宣统朝外交史料，273卷）翻了一遍，但凡见到与四川、重庆有关的内容就做成卡片，抄写下来。待天黑出门，满脸、满身黢黑，鼻孔里全是黑灰。

　　如是半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些感觉，凝练出“重庆开埠”这个选题——重庆开埠是四川和重庆近代历史的起点。但是前人的研究让人莫衷一是：重庆开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到底是1876年的《烟台条约》，还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重庆开埠的标志是什么，到底是条约的签订日期，或是其他什么事件？还有重庆开埠与近代重庆，乃至四川、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评价？等等。

　　我越发感到，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搞清楚重庆开埠的时间是一个关键。于是，就深钻下去。大约到1981年上半年，胡先生说，“你再往前做，我就不熟悉了，给你请位我的老师来带你。”于是他领着我就去了隗瀛涛先生的家。

　　那时，隗先生住在桃林村，住房三间，但比较小，到处是书。先生中等身材，笑嘻嘻的，师母也很闲静和善，有一儿一女。落坐书房后，胡先生说明了来意。隗先生问了我一些学习和家庭的情况后便说，“平时莫来，吃饭的时候来。”这让我一下子有点懵。但又不敢多问，只是记住，照办就是了。

　　慢慢地我了解了隗老师，也逐渐懂得了这句话的意味。当时正值百废待举之新时期，也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挣脱束缚、放手大干的新时代。1981年，国家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先生正在撰写《四川保路运动史》，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分分秒秒都不可闲抛。

　　再后来我更明白了，“平时莫来，吃饭的时候来”是隗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种特别的方法。既指他工作很忙，惜时如金，学生不要随便打扰，以便先生能全力攻关。又指学生不要完全依赖老师，要学会独立思考、自主研究，只有那些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去请教老师。当然还指，在吃饭时去请教老师，学生一定不会长篇大论，而只能捡最重要的问题，用最简练的语言提问；老师也同样，一定是把最关键的办法、用最精确的语言，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再有，两杯下肚，微醺时刻，先生更是妙语连珠，要言不烦，点到为止，让你记忆深刻。这是一个相得益彰、效益最大化的办法。

　　按川大的规定，本科生到第三学年要写一篇学年论文，几千字足矣。我便准备以《论重庆开埠》为题。记得我是在198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坐在川大校园南边的临江馆开笔的。那里毗邻农田，安静人少，通宵可用。我从考证重庆开埠的历史过程、法律依据、开埠标志写起，然后再按照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经济侵略，封建主义统治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等铺展开去。结果，一气就写了好几万字，完全不像一篇学年论文的样子。照这个写法又收不住，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只好去隗先生府上请教。他很认真地看了几天，然后把我叫去说，“你这篇文章已经有点专著的味道了，干脆写成一本书吧。”

　　这真吓住我了——一个在校的本科生，连论文都没写过一篇，怎么能写书呢？那可是高不可攀的呀！但先生当真，“不要怕，写！”

1982年，隗瀛涛先生运用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图为周勇和同学们与隗先生在成都辛亥革命纪念碑前合影

　　我还是不敢。因为我只研究了中英、中日关于开埠的交涉，以及开埠以后经济与社会的变动，而对由此引起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还完全没有涉及。隗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不怕，把我的东西全部拿去！”这样，他就把自己在研究四川保路运动史中涉及到重庆开埠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的辛亥革命运动有关重庆的史料，和他本人已经写入《四川保路运动史》的有关成果全部给了我。这让我用最快的时间补上了这一课，站到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我真赶上了好时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为了正确认识重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1982年3月，中共重庆市委以市委研究室和市经济学会的名义，召开了发挥重庆中心城市作用讨论会。

　　这是后来重庆计划单列的理论准备。会议组织者约请我的父亲周永林撰写《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演进》与会。父亲知道我准备研究重庆开埠问题，他和隗老师的想法几乎一样，就是 “要狠下功夫，不是写篇短文的问题，而是搞一本书的问题”，于是让我打下手。这篇文章于同年6月5日在《重庆日报》全文刊载。这更加坚定了我做好重庆开埠研究的信心，更深感青年学人的责任。

　　有鉴于此，我们确定了以重庆开埠及其影响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庆经济史和政治史，揭示重庆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性，为确立重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提供理论支撑。

　　只一年多一点时间，我便完成了《重庆开埠史稿》。经先生精心修改，到1982年下半年这部书内部印行、1983年改名为《重庆开埠史》正式出版，因“《重庆开埠史》更是有关四川区域社会和城市研究的奠基之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四川大学出版社语），该书在1984年获得四川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让我跨上了学术成长的第一个大台阶，也因此奠定了我后来学术发展的基础。

《重庆开埠史》1983年版封面

　　可以说，《重庆开埠史》是在隗瀛涛先生和家父周永林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的一份作业，是一部追随时代步伐，酝酿于桃林村隗家饭桌，诞生于临江馆，散发着酒香的学术著作。

　　40年过去了，隗瀛涛先生与家父均已作古，但《重庆开埠史》却与隗先生的成名作《四川保路运动史》一起被收入《隗瀛涛文集》，这对是我而言是最为崇高的荣誉，感动、感念，难以言表。

　　40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对“重庆开埠”的深入研究，1997年出了第二个版本；2019年根据这部著作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城门几丈高》播出，好评如潮。2021年，我将启动《重庆开埠史新编》的研究，然后带领我的学生们，弥补那个时代的遗憾，再创一部学术精品，奉献给未来的40年。

周勇

　　作者简介：

　　周勇，重庆人，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上过学，教过书，从过政。现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重庆通史》《重庆开埠史》《重庆抗战史》《西南抗战史》等，编有《重庆读本》《记忆重庆》等，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大后方》《千秋红岩》《沧浪万里长》《城门几丈高》等，散文《江山红叶》入教育部中学语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