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佑之：领导川南农运的英勇战士

　　1931年12月30日，四川省早期优秀革命活动家、中共川南宜宾地方组织创建人郑佑之，在重庆英勇就义，时年40岁。

　　旗树川南

　　郑佑之，1891年3月13日生于四川宜宾叙州一没落地主家庭。幼时，慈母口授诗词。渐长，父亲聘名儒来家设塾。郑佑之聪颖，深受熏陶。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宜宾县立中区高级小学、县立中学。

郑佑之

　　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保路运动，郑佑之离校加入革命行列，为推翻清廷而奔波。他毅然参加同志军，抗击清军。1912年，郑佑之考入成都高等农业学堂殖边科，选学蒙藏语言文字，立志开发边疆报效祖国。1914年，因学费筹集困难，他辍学回家，潜心研习各科知识。当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实行帝制的消息传来，郑佑之即走出书斋为倒袁而置身军营。袁世凯死后，他解甲回乡，先后在荣县和本地从事乡村教育。

　　1919年，郑佑之创办的柳嘉小学开校。深受五四运动影响，郑佑之废弃旧教育制度，设置新课程，推行白话文，使教学内容变得丰富。1922年，受乡绅、恶霸地主打压和地痞流氓捣乱的郑佑之，在友人撮合下到宣化小学任教。他遍访良校函购教材讲义，用以提高教育质量；更加关心政治，坚持阅读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书刊及文章；同时与恽代英、萧楚女等取得联系，同他们书信往来交流思想，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这一时期，郑佑之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他在亲友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号召群众起来“向万恶的旧势力冲锋”。他提出停办乡村民团训练，把省下的钱用来举办“国民班”“工读班”，以提高民众素质。

　　1922年暑假，郑佑之应邀赴泸州与恽代英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两天。经恽代英考察、介绍，郑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四川尚未建立中共省级组织，川南地方没有共产党员，郑佑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恽代英指示郑佑之回宜宾后，先发展团员和建立群众性社会团体，再创造条件创建党团组织。郑佑之与恽代英保持单线联系。经组织介绍，郑佑之又与天津的邓颖超、李峙山，成渝地区的王右木、萧楚女、钟善辅、刘亚雄等建立横向联系。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郑佑之在家乡组织了自治会、图书共阅社、青年读书会等，并在知识分子、农民、青年和妇女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团组织的建立做准备。1922年11月25日，郑佑之在给赵一曼送书的信中说：“今带来《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份，《女子参政之研究》……《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人人都看得的……”在郑佑之的培养下，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书信

　　1922年至1924年间，郑佑之先后在宜宾县古罗、观音、柳嘉、白花等地秘密发展了一批团员。1924年12月，郑佑之赴成都汇报工作。团成都地委委托他回宜宾组建团支部，筹备成立宜宾地方团。1925年2月21日，共青团普岗寺支部成立；5月，共青团白花场支部成立。

　　上海五卅惨案后，负责团中央工作的恽代英派籍属宜宾的团员郑则龙、尹伯民回宜宾。是年秋，在郑佑之、郑则龙、尹伯民等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宜宾地方委员会成立。郑佑之在团内活动，领导团组织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郑佑之根据党中央指示，还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宜宾县党部的工作由秘密转为公开。同年11月6日，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正式成立。县党部的主要领导职务，由中共党员、团员担任。

　　经过一系列斗争，宜宾国民革命形势良好，中共党员数量增加，成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条件成熟。1926年1月30日，遵照《中央一百二十一号通告》精神，经过充分讨论，中国共产党宜宾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郑佑之当选特支书记，主要负责农运工作。

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的狮滩革命纪念碑

　　郑佑之在川南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代表党组织派李竹君、郑洪度、石兆祥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第6期农讲所，在宜宾县各乡镇和荣县五宝镇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1927年2月，他主持召开宜宾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宜宾县农民协会。10月，四川省临委派何若虚来宜宾将特支改建为县委，何若虚任县委书记。1928年1月26日，省临委来信，因何若虚调离，指定郑佑之任宜宾县委书记。

　　同年2月，郑佑之被四川省临委指定为宜宾党代表，参加在重庆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当选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分工负责川南党的工作，并兼任宜宾县委书记。3月，中共川南特委成立，郑佑之以省委委员、川南特委委员身份领导自贡、宜宾、泸州党的工作。1929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川南特委，郑佑之回到省委机关工作。

　　受命合川

　　1929年9月，郑佑之奉省委之命回宜宾处理大塔农民暴动失败的善后工作，而后来到重庆。那时，正值中共党员旷继勋领导的第7混成旅在遂宁、蓬溪、射洪一带起义失败，一部分人先后撤到合川。合川是重庆通往川北的重要通道，为保证这一重要中转站的联络畅通，省委决定派郑佑之到合川巡视，任命他为中共合川县委书记。

　　郑佑之化名张裕如，利用族弟郑伯军在敌陈书农师当副官的有利条件，进入合川瑞山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当时，合川正在酝酿兵暴。郑佑之来合川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党在敌军内部的组织和人员，同时组织农民武装突击队，待条件成熟时配合兵变，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为适应地方暴动的需要，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以合川为中心，建立了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行动委员会（简称合武行委），合川也相应地成立了县行动委员会（简称合川行委），郑佑之任省行动委员会委员。省委还加派何志华、邓止戈、梁佐华等先后来合川，协助郑佑之组织兵变。

　　为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郑佑之在农村和城市广泛发动群众，还利用陈书农招新兵的机会，把何志华、邓止戈、梁佐华插入其师部。邓止戈被分到陈书农师部当电话兵，何志华被分配到该师部机枪连，梁佐华在新兵连当兵。所有打入敌军清理和发展组织的人分别同郑佑之单线联系。一段时间后，郑佑之基本摸清敌军内部与中共组织方面有联系的同志的情况。

　　这时，军运方面已组织发动陈书农部15混成旅1个营，还活动了陈部5旅的1个团。合川行委认为条件成熟，准备立即暴动，将兵变地点选在城郊校场坝新营房、纯阳山、云门镇、双凤场四个驻兵处，以新营房的5旅2团为重点。

位于较场坝黄金桥的原合川社会福利院，曾是陈书农部第5混成旅第2团的新营房

　　为配合兵暴，转移驻军视线，8月20日晚，中共狮滩区委率先组织300多名武装游击队员在狮滩场举行农民暴动。但因力量不足，配合不好，狮滩起义失败。

　　狮滩农暴失败后，五县行委决定于8月23日在陈书农部驻云门镇的15混成旅第3团组织士兵暴动。计划趁团部军官给1营营长祝寿、军官们聚集酣饮时，由士兵里应外合杀掉反动军官，随即树立红军旗帜。此次行动因叛徒告密，未能如期举行。

　　在敌人有所觉察，密切注视军内动向的关键时刻，五县行委又联合决定于8月24日在新营房举行兵暴。计划在行动时先割断南津街、北门外、塔尔门三处电话线，断绝敌军通信联系，待晚12点电灯熄灭即举行暴动。24日晚，虽按计划割断电话线，但指挥机关尚未同在敌军内部的同志取得联系，致使行动再告失败。

　　9月1日，五县行委决定在新营房发动第二次兵变。计划在兵暴前，先将300余把匕首秘密运进兵营，发给士兵。由排长张也南作内应，以鸣枪、举火为信号。当听到枪声、看到火光时，各军中同志立即行动。起义士兵每三人为一组，先杀军官和看守武器库的卫兵，得手后即向前来接应的人员散发武器。

郑佑之雕像

　　当晚，前去纯阳山制高点1连组织暴动的唐促征、秦友石，见规定时间已过还没有行动，便派人直接去山上放火。在军营内等候的张也南见纯阳山上军营起火，正走岀营门口准备鸣枪，却被值日官带领的士兵抓住，从他身上搜出参暴人员名单。原来，上纯阳山点火的人发现周围没有引火的材料，便将随身携带的宣传品用来引火，准备将营房外面的一个厕所点燃。然而，厕所还未点燃，即被卫兵扑灭。敌军官赶到现场检查，发现有未烧尽的宣传兵暴的印刷品，于是将计就计。

　　两起事件很快传到师部，陈书农立即发出“全城戒严，搜查共党”的命令，城防司令部火速出兵包围纯阳山，大肆搜查，新营房的暴动也失败了。

　　兵暴失败后，郑佑之避过敌人赶到秘密联络点，通知暴露的人员立即撤出合川，然后去营房找邓止戈。这时，邓止戈已从敌人的电话里获得信息，拿了几件衣服跑到营门口，两人正好碰上。他们经过秘密通道，从鸭嘴上船赶赴重庆。

　　虎穴锄奸

　　1930年，军阀刘湘在重庆制定了“反共自首”政策，成立21军特别委员会，其公开名称是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务委员会。反共特务组织先后收买了熟悉中共党内情况的叛徒70多人，以这些人为主体组成反共侦缉队。这伙叛徒为表现自己，在重庆四处抓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

　　针对这一严峻形势，1931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迁至成都，在重庆建立川东特委，文强任特委书记，郑佑之兼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郑佑之肩负重任，化名张荣山、张止民，秘密领导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他采取果断措施，将原在重庆的身份有所暴露的同志全部调离，把原在川南工作过的一批领导人及骨干调进重庆，分派到川东各部门，并制定了严格的地下工作制度。

　　为保证机关的安全，郑佑之将亲自培养、接收入党的李坤杰派驻机关，以家庭主妇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斗争，还把战友余宏文调来重庆。余宏文通过妻弟在刘湘军部手枪连当连长的特殊关系，打入21军军部，后经刘湘批准安排到特委会当秘书，负责文书信件的收发传递，从中获取了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此外，郑佑之利用敌人“反共自首”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安排了一些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有的成了反共侦缉队的重要骨干。他们在特委会内秘密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余宏文任书记，由郑佑之直接领导。

郑佑之创办的普岗寺平民学校（现名佑之小学校）

　　由于在敌人内部安上了耳目，郑佑之对21军的反共计划、秘密行动、被捕同志的监禁地点等了如指掌，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当时，反共侦缉队的黄纯五认为余宏文与特委会内一共产党叛徒的死有关，但无确凿证据，未向特务机关报告。余宏文得知后，立即向郑佑之报告。郑认为，此人不除，势必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他针对黄纯五好色的特点，让李坤杰出面开一家妓院，找几位女同志假扮妓女，由余宏文、周荣芳邀约黄到这家妓院玩，并派人在附近街道巡查掩护，配合处决特务。

　　一切按计划进行。一天晚上，在两名“妓女”的殷勤劝酒下，黄纯五被灌得酩酊大醉，即被处死。之后，郑佑之等接连处决了几个叛徒。

　　1931年8月，川东特委负责人文强在去重庆中山公园大梁子旅社与人联系时，因被叛徒认出被捕。为安全考虑，组织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立即撤销川东特委，中断原川东特委的一切通信联系；成立中共江巴中心县委，领导包括重庆在内的周围十个县市的党组织，由郑佑之任秘书长。二是千方百计营救文强。

　　郑佑之获知文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余宏文、周荣芳、薛彦夫等设法营救。文强被捕的第三天，即获党组织成功营救。

　　10月的一天，郑佑之按事先约定的时间，来到鸡市街一家栈房，听取地下同志陈震的巡视汇报。当时，陈震因钱包被盗、不慎打烂咸菜坛而与老板娘发生激烈争吵，引来许多围观群众。郑佑之见状，以“蚀财免灾”的话作暗示，当即掏钱代陈震赔了老板娘，才免去一场争端。

　　事后，郑佑之关切地对陈震说：“我们是在白色恐怖的特殊环境里同敌人作斗争，哪怕一点细枝末节，都要有高度警惕，才能免生意外。昨夜你丢钱包事小，而在这等栈房看杂志，才是可以引起坏人注目的大事。当街与人争吵，也有因小失大的危险。”

郑佑之故居

　　血沃山城

　　郑佑之在重庆工作期间，共产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由于敌人采用残酷镇压和收买叛徒的手段，致使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不到一年，就有李家俊、杨仁杰、饶耿之等领导人相继牺牲。郑佑之认为，再这样下去，重庆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吃掉”的危险。他决定回川南再创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他写信给胞弟郑瑞符，要其筹集现款从速寄来重庆，不久就收到从家里寄来的400块银圆。他用200多元通过内线从刘湘军火库里购买了当时最好的德国造快慢机手枪10支，并派人秘密运回宜宾。

　　然而，刘湘很快得知枪支落入共产党之手，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并悬重赏捉拿郑佑之。郑佑之一面安排与此案有牵连的余宏文、周荣芳等立即撤离敌21军特委会，一面通知江津县委书记盛一平到重庆接替他的秘书长职务。当工作移交完毕正待离渝时，他的直接领导人却要他去交通站取情报。

　　1931年12月21日，郑佑之前往桂花街72号五世同堂院内交通联络站，做最后一次联络。而交通站负责人袁世勋已于前一天被捕叛变，供出他们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当郑佑之来到袁家，谨慎地扶着木梯走进阁楼后，见楼中有人，立即伸手拔枪。这时，后面蹿出几人将他拦腰抱住，夺去手枪。随后，郑佑之被押送到山王庙特委会，后又被押送到21军军部候案室监禁审讯。

　　敌人知道郑佑之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大人物”，是重大要犯，又拒绝投降，很快把他送到巴县大监。在这里，郑佑之见到原四川省委重要领导人张秀熟。一天晚上，郑佑之对张秀熟说：“我是叛徒告密，又从我身上搜去枪支，不可能再活着出去，已做好牺牲准备。”

　　12月29日，敌人对郑佑之进行最后一次审讯，也是军法官对他作最后一次劝降。郑佑之在法庭上视死如归，态度十分坚决。军法官摇头叹气地说：“你已经这样大的岁数了，难道还相信马克思主义？你完全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郑佑之响亮地回答：“我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军法官又说：“你相信马克思主义，你愿不愿为它去死？”郑佑之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愿意！”最后，军法官宣布：“判处死刑，明天12点执行。”

当年郑佑之遇害的新闻报道

　　临刑前，郑佑之向监狱当局要来信笺和笔墨，给弟弟写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告诉弟弟不要抱着封建观念保守祖业，要他们把财产全部捐给普岗寺平民校，同时嘱咐他们做自食其力的新人，不要再当剥削者。

　　12月30日，郑佑之被敌人杀害于重庆罗家湾。郑佑之胞弟郑瑞符将他的遗体运回家乡，遵照其遗言，安葬在普岗寺平民校的后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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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原刊载于《红岩春秋》2021年第9期

　　作者：倪良端

　　编辑：杨洋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