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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佑之:领导川南农运的英勇战士

  • 《红岩春秋》 2022-04-11 11:13

  1931年12月30日,四川省早期优秀革命活动家、中共川南宜宾地方组织创建人郑佑之,在重庆英勇就义,时年40岁。

  旗树川南

  郑佑之,1891年3月13日生于四川宜宾叙州一没落地主家庭。幼时,慈母口授诗词。渐长,父亲聘名儒来家设塾。郑佑之聪颖,深受熏陶。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宜宾县立中区高级小学、县立中学。

郑佑之

  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保路运动,郑佑之离校加入革命行列,为推翻清廷而奔波。他毅然参加同志军,抗击清军。1912年,郑佑之考入成都高等农业学堂殖边科,选学蒙藏语言文字,立志开发边疆报效祖国。1914年,因学费筹集困难,他辍学回家,潜心研习各科知识。当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实行帝制的消息传来,郑佑之即走出书斋为倒袁而置身军营。袁世凯死后,他解甲回乡,先后在荣县和本地从事乡村教育。

  1919年,郑佑之创办的柳嘉小学开校。深受五四运动影响,郑佑之废弃旧教育制度,设置新课程,推行白话文,使教学内容变得丰富。1922年,受乡绅、恶霸地主打压和地痞流氓捣乱的郑佑之,在友人撮合下到宣化小学任教。他遍访良校函购教材讲义,用以提高教育质量;更加关心政治,坚持阅读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书刊及文章;同时与恽代英、萧楚女等取得联系,同他们书信往来交流思想,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这一时期,郑佑之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他在亲友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号召群众起来“向万恶的旧势力冲锋”。他提出停办乡村民团训练,把省下的钱用来举办“国民班”“工读班”,以提高民众素质。

  1922年暑假,郑佑之应邀赴泸州与恽代英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两天。经恽代英考察、介绍,郑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四川尚未建立中共省级组织,川南地方没有共产党员,郑佑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恽代英指示郑佑之回宜宾后,先发展团员和建立群众性社会团体,再创造条件创建党团组织。郑佑之与恽代英保持单线联系。经组织介绍,郑佑之又与天津的邓颖超、李峙山,成渝地区的王右木、萧楚女、钟善辅、刘亚雄等建立横向联系。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郑佑之在家乡组织了自治会、图书共阅社、青年读书会等,并在知识分子、农民、青年和妇女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党团组织的建立做准备。1922年11月25日,郑佑之在给赵一曼送书的信中说:“今带来《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份,《女子参政之研究》……《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人人都看得的……”在郑佑之的培养下,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郑佑之给赵一曼的书信

  1922年至1924年间,郑佑之先后在宜宾县古罗、观音、柳嘉、白花等地秘密发展了一批团员。1924年12月,郑佑之赴成都汇报工作。团成都地委委托他回宜宾组建团支部,筹备成立宜宾地方团。1925年2月21日,共青团普岗寺支部成立;5月,共青团白花场支部成立。

  上海五卅惨案后,负责团中央工作的恽代英派籍属宜宾的团员郑则龙、尹伯民回宜宾。是年秋,在郑佑之、郑则龙、尹伯民等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宜宾地方委员会成立。郑佑之在团内活动,领导团组织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郑佑之根据党中央指示,还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宜宾县党部的工作由秘密转为公开。同年11月6日,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正式成立。县党部的主要领导职务,由中共党员、团员担任。

  经过一系列斗争,宜宾国民革命形势良好,中共党员数量增加,成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条件成熟。1926年1月30日,遵照《中央一百二十一号通告》精神,经过充分讨论,中国共产党宜宾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郑佑之当选特支书记,主要负责农运工作。

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的狮滩革命纪念碑

  郑佑之在川南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代表党组织派李竹君、郑洪度、石兆祥赴广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第6期农讲所,在宜宾县各乡镇和荣县五宝镇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1927年2月,他主持召开宜宾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宜宾县农民协会。10月,四川省临委派何若虚来宜宾将特支改建为县委,何若虚任县委书记。1928年1月26日,省临委来信,因何若虚调离,指定郑佑之任宜宾县委书记。

  同年2月,郑佑之被四川省临委指定为宜宾党代表,参加在重庆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当选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分工负责川南党的工作,并兼任宜宾县委书记。3月,中共川南特委成立,郑佑之以省委委员、川南特委委员身份领导自贡、宜宾、泸州党的工作。1929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川南特委,郑佑之回到省委机关工作。

  受命合川

  1929年9月,郑佑之奉省委之命回宜宾处理大塔农民暴动失败的善后工作,而后来到重庆。那时,正值中共党员旷继勋领导的第7混成旅在遂宁、蓬溪、射洪一带起义失败,一部分人先后撤到合川。合川是重庆通往川北的重要通道,为保证这一重要中转站的联络畅通,省委决定派郑佑之到合川巡视,任命他为中共合川县委书记。

  郑佑之化名张裕如,利用族弟郑伯军在敌陈书农师当副官的有利条件,进入合川瑞山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当时,合川正在酝酿兵暴。郑佑之来合川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党在敌军内部的组织和人员,同时组织农民武装突击队,待条件成熟时配合兵变,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8月,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为适应地方暴动的需要,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以合川为中心,建立了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五县行动委员会(简称合武行委),合川也相应地成立了县行动委员会(简称合川行委),郑佑之任省行动委员会委员。省委还加派何志华、邓止戈、梁佐华等先后来合川,协助郑佑之组织兵变。

  为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郑佑之在农村和城市广泛发动群众,还利用陈书农招新兵的机会,把何志华、邓止戈、梁佐华插入其师部。邓止戈被分到陈书农师部当电话兵,何志华被分配到该师部机枪连,梁佐华在新兵连当兵。所有打入敌军清理和发展组织的人分别同郑佑之单线联系。一段时间后,郑佑之基本摸清敌军内部与中共组织方面有联系的同志的情况。

  这时,军运方面已组织发动陈书农部15混成旅1个营,还活动了陈部5旅的1个团。合川行委认为条件成熟,准备立即暴动,将兵变地点选在城郊校场坝新营房、纯阳山、云门镇、双凤场四个驻兵处,以新营房的5旅2团为重点。

位于较场坝黄金桥的原合川社会福利院,曾是陈书农部第5混成旅第2团的新营房

  为配合兵暴,转移驻军视线,8月20日晚,中共狮滩区委率先组织300多名武装游击队员在狮滩场举行农民暴动。但因力量不足,配合不好,狮滩起义失败。

  狮滩农暴失败后,五县行委决定于8月23日在陈书农部驻云门镇的15混成旅第3团组织士兵暴动。计划趁团部军官给1营营长祝寿、军官们聚集酣饮时,由士兵里应外合杀掉反动军官,随即树立红军旗帜。此次行动因叛徒告密,未能如期举行。

  在敌人有所觉察,密切注视军内动向的关键时刻,五县行委又联合决定于8月24日在新营房举行兵暴。计划在行动时先割断南津街、北门外、塔尔门三处电话线,断绝敌军通信联系,待晚12点电灯熄灭即举行暴动。24日晚,虽按计划割断电话线,但指挥机关尚未同在敌军内部的同志取得联系,致使行动再告失败。

  9月1日,五县行委决定在新营房发动第二次兵变。计划在兵暴前,先将300余把匕首秘密运进兵营,发给士兵。由排长张也南作内应,以鸣枪、举火为信号。当听到枪声、看到火光时,各军中同志立即行动。起义士兵每三人为一组,先杀军官和看守武器库的卫兵,得手后即向前来接应的人员散发武器。

郑佑之雕像

  当晚,前去纯阳山制高点1连组织暴动的唐促征、秦友石,见规定时间已过还没有行动,便派人直接去山上放火。在军营内等候的张也南见纯阳山上军营起火,正走岀营门口准备鸣枪,却被值日官带领的士兵抓住,从他身上搜出参暴人员名单。原来,上纯阳山点火的人发现周围没有引火的材料,便将随身携带的宣传品用来引火,准备将营房外面的一个厕所点燃。然而,厕所还未点燃,即被卫兵扑灭。敌军官赶到现场检查,发现有未烧尽的宣传兵暴的印刷品,于是将计就计。

  两起事件很快传到师部,陈书农立即发出“全城戒严,搜查共党”的命令,城防司令部火速出兵包围纯阳山,大肆搜查,新营房的暴动也失败了。

  兵暴失败后,郑佑之避过敌人赶到秘密联络点,通知暴露的人员立即撤出合川,然后去营房找邓止戈。这时,邓止戈已从敌人的电话里获得信息,拿了几件衣服跑到营门口,两人正好碰上。他们经过秘密通道,从鸭嘴上船赶赴重庆。

  虎穴锄奸

  1930年,军阀刘湘在重庆制定了“反共自首”政策,成立21军特别委员会,其公开名称是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务委员会。反共特务组织先后收买了熟悉中共党内情况的叛徒70多人,以这些人为主体组成反共侦缉队。这伙叛徒为表现自己,在重庆四处抓捕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

  针对这一严峻形势,1931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迁至成都,在重庆建立川东特委,文强任特委书记,郑佑之兼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郑佑之肩负重任,化名张荣山、张止民,秘密领导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他采取果断措施,将原在重庆的身份有所暴露的同志全部调离,把原在川南工作过的一批领导人及骨干调进重庆,分派到川东各部门,并制定了严格的地下工作制度。

  为保证机关的安全,郑佑之将亲自培养、接收入党的李坤杰派驻机关,以家庭主妇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斗争,还把战友余宏文调来重庆。余宏文通过妻弟在刘湘军部手枪连当连长的特殊关系,打入21军军部,后经刘湘批准安排到特委会当秘书,负责文书信件的收发传递,从中获取了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此外,郑佑之利用敌人“反共自首”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安排了一些斗争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打进敌人内部,有的成了反共侦缉队的重要骨干。他们在特委会内秘密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余宏文任书记,由郑佑之直接领导。

郑佑之创办的普岗寺平民学校(现名佑之小学校)

  由于在敌人内部安上了耳目,郑佑之对21军的反共计划、秘密行动、被捕同志的监禁地点等了如指掌,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当时,反共侦缉队的黄纯五认为余宏文与特委会内一共产党叛徒的死有关,但无确凿证据,未向特务机关报告。余宏文得知后,立即向郑佑之报告。郑认为,此人不除,势必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他针对黄纯五好色的特点,让李坤杰出面开一家妓院,找几位女同志假扮妓女,由余宏文、周荣芳邀约黄到这家妓院玩,并派人在附近街道巡查掩护,配合处决特务。

  一切按计划进行。一天晚上,在两名“妓女”的殷勤劝酒下,黄纯五被灌得酩酊大醉,即被处死。之后,郑佑之等接连处决了几个叛徒。

  1931年8月,川东特委负责人文强在去重庆中山公园大梁子旅社与人联系时,因被叛徒认出被捕。为安全考虑,组织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立即撤销川东特委,中断原川东特委的一切通信联系;成立中共江巴中心县委,领导包括重庆在内的周围十个县市的党组织,由郑佑之任秘书长。二是千方百计营救文强。

  郑佑之获知文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余宏文、周荣芳、薛彦夫等设法营救。文强被捕的第三天,即获党组织成功营救。

  10月的一天,郑佑之按事先约定的时间,来到鸡市街一家栈房,听取地下同志陈震的巡视汇报。当时,陈震因钱包被盗、不慎打烂咸菜坛而与老板娘发生激烈争吵,引来许多围观群众。郑佑之见状,以“蚀财免灾”的话作暗示,当即掏钱代陈震赔了老板娘,才免去一场争端。

  事后,郑佑之关切地对陈震说:“我们是在白色恐怖的特殊环境里同敌人作斗争,哪怕一点细枝末节,都要有高度警惕,才能免生意外。昨夜你丢钱包事小,而在这等栈房看杂志,才是可以引起坏人注目的大事。当街与人争吵,也有因小失大的危险。”

郑佑之故居

  血沃山城

  郑佑之在重庆工作期间,共产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由于敌人采用残酷镇压和收买叛徒的手段,致使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不到一年,就有李家俊、杨仁杰、饶耿之等领导人相继牺牲。郑佑之认为,再这样下去,重庆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吃掉”的危险。他决定回川南再创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他写信给胞弟郑瑞符,要其筹集现款从速寄来重庆,不久就收到从家里寄来的400块银圆。他用200多元通过内线从刘湘军火库里购买了当时最好的德国造快慢机手枪10支,并派人秘密运回宜宾。

  然而,刘湘很快得知枪支落入共产党之手,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并悬重赏捉拿郑佑之。郑佑之一面安排与此案有牵连的余宏文、周荣芳等立即撤离敌21军特委会,一面通知江津县委书记盛一平到重庆接替他的秘书长职务。当工作移交完毕正待离渝时,他的直接领导人却要他去交通站取情报。

  1931年12月21日,郑佑之前往桂花街72号五世同堂院内交通联络站,做最后一次联络。而交通站负责人袁世勋已于前一天被捕叛变,供出他们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当郑佑之来到袁家,谨慎地扶着木梯走进阁楼后,见楼中有人,立即伸手拔枪。这时,后面蹿出几人将他拦腰抱住,夺去手枪。随后,郑佑之被押送到山王庙特委会,后又被押送到21军军部候案室监禁审讯。

  敌人知道郑佑之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大人物”,是重大要犯,又拒绝投降,很快把他送到巴县大监。在这里,郑佑之见到原四川省委重要领导人张秀熟。一天晚上,郑佑之对张秀熟说:“我是叛徒告密,又从我身上搜去枪支,不可能再活着出去,已做好牺牲准备。”

  12月29日,敌人对郑佑之进行最后一次审讯,也是军法官对他作最后一次劝降。郑佑之在法庭上视死如归,态度十分坚决。军法官摇头叹气地说:“你已经这样大的岁数了,难道还相信马克思主义?你完全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郑佑之响亮地回答:“我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军法官又说:“你相信马克思主义,你愿不愿为它去死?”郑佑之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愿意!”最后,军法官宣布:“判处死刑,明天12点执行。”

当年郑佑之遇害的新闻报道

  临刑前,郑佑之向监狱当局要来信笺和笔墨,给弟弟写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告诉弟弟不要抱着封建观念保守祖业,要他们把财产全部捐给普岗寺平民校,同时嘱咐他们做自食其力的新人,不要再当剥削者。

  12月30日,郑佑之被敌人杀害于重庆罗家湾。郑佑之胞弟郑瑞符将他的遗体运回家乡,遵照其遗言,安葬在普岗寺平民校的后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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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原刊载于《红岩春秋》2021年第9期

  作者:倪良端

  编辑:杨洋 王尧

编辑:陈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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