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延安的外国进步记者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并实现了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延安，不但吸引着全国的进步青年和有志之士，也同样吸引着追求进步和探求真相的外国记者。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延安争取援助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著名女作家、新闻记者。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1929年到1936年，她一直在上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写了许多热情讴歌中国人民斗争的文章。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接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来到延安访问。她先住在延安城的一所院子里，后来为了采访方便，搬到凤凰山麓红军总指挥部旁边的大窑洞里。

　　到延安当晚，史沫特莱就受到朱德的接见。朱德与她谈论了许多话题，既有时局政治，也有自己的成长经历。朱德平易近人而又蕴含力量的谈吐，令史沫特莱印象深刻，使她产生了要写一部朱德传记的念头。第二天，延安党政机关举行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在会上畅谈了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反帝斗争经历，引起听众们的强烈共鸣。

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会面

　　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还参加了许多活动，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

　　正因为这些会谈，史沫特莱得以深入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她在其后的著作《中国的战歌》中高度评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没有到国外留学过。彭德怀、贺龙也没有出过国，红军其他将领也没有到过国外，但他们个个都有世界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人。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史沫特莱著《史沫特莱与毛泽东的谈话录——国共合作后怎样发展统一战线》

　　史沫特莱最初去延安的目的是采访，但她在延安待得越久，就越有归属感。她为这片革命圣地做了许多工作。她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邀请许多记者朋友来延安，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为解决中国军医缺乏的问题，史沫特莱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察·布朗、印度外科医生柯棣华等都是受她的影响来中国参与支援。她还参与并主持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外语部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虽然延安物质条件艰苦，但史沫特莱看到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没有寄生剥削的存在；军队里官兵一致，没有特权现象；人人平等，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她坚信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延安。

　　詹姆斯·贝特兰：首位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

　　詹姆斯·贝特兰（1910—1993），新西兰人。1936年1月，作为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贝特兰来到北平。在西安事变中，他向世界客观报道事变真相，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詹姆斯·贝特兰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贝特兰撤离北平，绕道山东来到西安。在西安逗留期间，贝特兰接到一封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邀请电报。随后，他同八路军的运输队一起乘卡车、骑马，历经艰险，于1937年10月初到达延安。就这样，贝特兰开始了将近五个月的延安和华北前线采访，成为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

　　抵达延安后，贝特兰在红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见到毛泽东，并聆听了他的演讲。毛泽东深入浅出的演讲风格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毛泽东的邀请下，贝特兰多次在晚间到毛泽东的住处进行采访。他迫切地想从毛泽东那里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比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战争的感想如何？中共的抗战纲领是怎样的，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等等。

贝特兰与八路军120师副师长萧克合影

　　让贝特兰感到兴奋的是，这些问题在和毛泽东的晤谈中，都找到了答案。毛泽东全面分析战争爆发后中国政治和军事的总体形势。他认为，对日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全民族抗战的方针、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军事政治情况、中国投降主义的危险以及国共合作与民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和贝特兰的谈话被整理成《论抗日战争的现势及其教训与胜利的关键——毛泽东与梅杰·堡脱兰的谈话》一书，这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了解中共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著作之一。后来，这篇访谈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

詹姆斯·贝特兰著《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

　　贝特兰被延安的朴实所吸引，这使他推迟赴华北前线采访的计划，继续留在延安考察。他通过深入走访，从职业记者的角度，记录下自己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看法：“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给人以蓬勃朝气和希望的感觉。这个小小的山城曾经是防御北方异族入侵的要塞，现在成了抗日的基地，热气腾腾，充满活力，男女青年为了今后的长期奋斗在兴奋地接受教育。”同时，贝特兰也认为，延安边区和以前的“苏区”是不同的，因为边区的政治是全国最接近于真正民主的政治，边区实行战时经济，贯穿着“抗日”的教育方针和实行群众的多方面动员。正因为这样，延安与中国其他地域相比，显得十分出色。“对于许多中国青年，这陕北的一个小小山城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它是一个象征，象征一种从许多年的艰苦万状的战斗里锻炼出来的领导。这种领导，中国正需要它。”

　　贝特兰还采访了延安的工人、农民、军人、手工业者等，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社会各方投入到这场伟大正义的战争。他认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力量不在沿海的大城市，不在省会，而是在乡村里、市镇里，在农民群众中。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从目前艰苦抗战的暴风雨中产生，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冈瑟·斯坦因：向世界宣传真实的延安

　　冈瑟·斯坦因（1900—1960），德裔英籍进步记者、作家，曾任《曼彻斯特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派驻重庆的记者。1944年6月9日，斯坦因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

冈瑟·斯坦因

　　斯坦因一行开展了长达五个月的采访活动。在延安，他参加各种集会，切实体会边区的政治生活；他参观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报社等，深入体验延安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他观察了解了最真实的延安。

　　斯坦因采访工作十分勤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访问政府机关、军队、工厂、模范农场、学校、医院、法院、监狱，跑去参加自治组织的会议。我和很多普通人，特别是非共产党员谈话。而且我不断地想出批判的了解的新方法，根据我在中国他处的经验和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知识，研究延安政治制度和实践的各方面的详情。”

　　由于国民政府对延安消息的封锁，外界很难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外国记者大都带着疑问和不安前往延安，但一段时间后，他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斯坦因也是如此。在他眼中，延安显得安静、和谐、繁忙而有条不紊，虽然条件很差，但人们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念。延安的物质是缺乏的，但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延安的生活是俭朴的，但人们和睦相处，在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延安没有重庆的那种繁华，但它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斯坦因不止一次地自问：“这一个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为半个中国的首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新中国的模型，来和重庆争胜呢？”从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中，他对延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发出了真挚的赞叹。

　　在延安期间，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他们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会谈。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状与未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和所发挥的作用、国共两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毛泽东坚定的信念、充沛的精力和十足的耐心，都给斯坦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毛泽东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对我的问题作详尽的答复。对于我的记者式的追问，没有人像他一样的耐心了……毛泽东没有回避我的任何一个问题。我认为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是诚实的。”

　　在一系列访谈中，毛泽东还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执行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执行并将继续长期执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政策，共产主义体制只是最后的政治目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在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诚恳地说：“我们愿意与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毛泽东十分看重民主问题，多次强调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如果国共能合作如初的话，中国抗战能力就会大大提高。

1939年的延安

　　斯坦因除了访问边区的党政军领导外，还接触了延安各阶层人士，详细考查了边区的政治、经济、金融、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情况。他热情地赞颂边区自治政府：“在中国历史上，自治政府第一次在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了，虽然方式还很原始。”

　　斯坦因采访了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杨步浩。起初他对杨步浩的事迹将信将疑，但详细了解杨步浩的劳动情况后，他相信了这一事实。这也使斯坦因更加懂得大生产运动的意义，了解一般群众对边区政府的态度。

　　斯坦因还实地走访了南泥湾。在与八路军359旅的干部和战士的接触中，他了解到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原因。他详细记录了南泥湾八路军战士有关军事训练、农业生产、文化学习等方面的情况。他曾由衷地赞叹：“在南泥湾的日子，是我在远东最好的经历之一。”

　　斯坦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也十分感兴趣。从群众的秧歌舞到文学艺术家的活动，从新闻出版自由到宗教信仰政策，从婚姻家庭生活到文化教育状况，他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他还从在延安的外国人那里了解他们对于边区的印象。他访问了马海德医生﹑英国友人林迈可、美军观察组的人员、解放区军民在敌后救出的美军飞行员、延安日本人民解放同盟会的人员等。这些外籍人士都对延安各方面做出了客观、公正的描述与评价。

1946年，晨社出版社出版铅印本《红色中国的挑战》全套10册（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

　　1944年10月，斯坦因离开延安。对于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记者生涯中最为勤劳和充实的时候。临别时，他许下“把延安真实情况告诉给英国人民”的诺言。

　　1945年，斯坦因写成3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录——《红色中国的挑战》。该书在美国出版后，立刻在西方国家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增进了外界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了解和同情，澄清了外界对中共所散布的种种谣言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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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原刊载于《红岩春秋》2021年12期

　　作者：龚燕杰

　　编辑：杨洋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