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精神的历史文化底蕴

　　城市是有精神的，它是居住其间的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共同体。城市精神是城市历史文化的核心，是城市所独有并蕴含在城市中的精神品格，是广大市民认同与共同追求的精神价值，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从历史科学的视角来看，重庆这座城市具有鲜明的“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红岩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史馈赠给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一块瑰宝。

　　三千年重庆历史文化孕育了“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的精神品质。这是“坚韧顽强，开放包容”重庆城市精神的源头活水。重庆是江山之城，大江练就了重庆人激流勇进、不畏艰险、敢闯敢拼的秉性，大山赋予了重庆人爬坡上坎、敦厚朴实、勇于登攀的品质。大江大山的独特地域则进一步孕育了重庆“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200万年前，巫山人开拓洪荒，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跨越；5000年前的巴人和他们的后代，敢闯敢试，艰难生存，最终扎根山野，筑就大城；600年前的湖广人，艰难跋涉，插占为业，重启洪荒，在重庆建起新家；100多年前重庆人走出重庆，走向世界，又回到重庆，开启近代城市化之路；80多年前，下江人万里西迁，与重庆人共同建设中国战时之都；60多年前，“三线人”扎根深山，锻造了大国重器，也奠定了重庆城市工业化的基础；40年来，3400万老重庆人和新重庆人的艰苦奋斗，成就了如今这座江山之城。在其中磨砺出来的愚公移山的恒心、勇于攀登的意志、逆水行舟的顽强、激流勇进的胆略、开放兼容的胸襟、放眼天下的视野，体现了重庆人志存高远、豪情万丈、无限宽广的博大胸怀。重庆人从远古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这一股精气神，从今天走向未来还要靠这股精气神。重庆人祖祖辈辈的精气神代代相传，凝聚成“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历久弥新。

　　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孕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红岩精神所承载的独特精神品质，同样体现着重庆这座城市“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

　　红岩精神和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不同区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时期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延安精神，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红岩精神和延安精神都产生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不同的是，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在当时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需要有“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定力，更需要坚强如钢的无产阶级党性。它们都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下，在实际斗争的锻炼中逐步形成的伟大精神，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产物，是一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共同品格。

　　红岩精神是重庆人精神品质的高峰

　　红岩精神之所以产生在重庆，除了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外，还与重庆具有红岩精神产生的历史沃土有直接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巴渝文化的历史积淀，培养了重庆人优秀的精神品质。巴国的巴蔓子将军刎首留城，以自己的头颅捍卫了国都的尊严，也践行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诺言。三国时期的巴郡太守、老将严颜“宁做断头将军、不做投降将军”，体现了对国家的忠诚。在南宋抗元斗争中，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进攻，当地军民在张珏等将领的率领下，在钓鱼城坚守了36年之久，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抗蒙防守“独钓中原”的奇迹，成为中国“忠义勇武”传统文化精神的象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以来，重庆地区英雄辈出，如“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理想，以一部《革命军》而名动天下，被孙中山称赞为“惟蜀有才，奇俊瑰落”。毛泽东感叹邹容“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可惜英年早逝”。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赞扬他撰写的《革命军》一书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的号角。刘伯承元帅青年时代仰慕先贤，具有“手持青锋卫共和”的执着，成长为一代“军神”。聂荣臻元帅20岁时走出重庆，怀揣的就是为“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均能享安乐”的初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杨闇公的人生信念就是“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他辉煌壮烈犹如升腾烈火的一生，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赵世炎信仰坚定、不怕牺牲，是巴渝大地最早投身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他在20世纪初便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投身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和骨干。1920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思想先进的重庆人就在《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些重庆杰出人物都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拯救苦难中国的强烈愿望，体现出追求真理，坚定执着的可贵品质。如今已经收入《复兴文库》，永载史册。

　　重庆的光荣革命传统，熔铸了崇高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光照千秋，成为重庆人和城市精神品质的高峰。这种精神一经形成便感染了千千万万的巴渝儿女，培育了万万千千的英雄模范。在以江竹筠为代表的歌乐山烈士英雄群体身上，既彰显着红岩精神的本质属性，还具有他们所特有的笑对生死、乐观镇定，直面失败、痛定思痛，丹心向党、寄望后来的精神品质。歌乐山之伟岸、高贵，如歌乐松之傲然、坚贞。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邱少云身上，始终闪耀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的精神之光。在“时代楷模”毛相林身上，蕴含的正是重庆人坚韧顽强、永不言弃的愚公精神。他们都是伟大红岩精神的继承者、传承者。

　　红岩精神是重庆城市精神的核心

　　在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重庆城市精神的时代价值也是与时俱进的，它进一步表现为坚守信仰、永葆初心的“忠诚”，登高涉远、勇立潮头的“先锋”，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坚韧”，敢作敢为、屡仆屡起的“顽强”，海纳百川、万众一心的“团结”，敢为人先、擘画新局的“豪迈”，而它的核心则是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

　　我们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深入发掘和整理史料，从真实的、扎实的历史研究出发，大力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红岩精神，深入研究红岩精神的时代价值，让红岩精神活在当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而不懈奋斗。

　　作者丨周勇

　　（作者单位：重庆史研究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复兴文库》编纂出版”：19ZH0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