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4日,大足宝顶山春寒料峭。
首次以讲解员身份来到大佛湾,29岁的陈卉丽心情与此前作为游客时截然不同。看着崖壁上那些雕刻精美的摩崖造像,陈卉丽下定决心,一定要熟练掌握每一尊造像背后的典故。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把工作做到极致”的拼劲儿,陈卉丽在一年后以笔试第一、口试第二的成绩进入当时的维修部(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前身),开始系统学习石质文物修复,同时也开启了她近30年的石刻情缘。
身穿一件白色实验服,陈卉丽形容自己也是一名“医生”
“半路出家”
1月18日午后,刚结束调研,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便匆匆赶回大足石刻文物医院。
文物医院位于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二楼,2022年6月投入使用。作为文物修复办公场所,文物医院已开始在石刻文物病害治理中发挥作用。
陈卉丽体型偏瘦,个子也不高,一副银边眼镜搭配一身黑色衣裤显得有些严肃。直到开始讲述文物修复的故事,她的脸上才展露出笑容。
陈卉丽早年学的是材料分析和化学,并非文物修复保护科班出身,但她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得好好走下去。入职锻炼做讲解员时,除了记下基本的讲解词,工作之外的时间她都在补充背景知识,常常久伏书案至夜深人静。
“游客只是欣赏石刻的美,但我们会更多观察石刻的保存状况。”石质风化、金箔脱落、彩绘变色,时间在石刻上留下了一大堆问题。视角转换,修复文物的想法也开始在陈卉丽心中萌芽。
1996年,她以笔试第一、口试第二的成绩进入当时的维修部,从此开始与文物修复打交道。
修文物,既需要历史、考古、金石、化学等知识,还得学石刻、铸造、油漆、色彩等实用技术。数不清的知识要补,陈卉丽记不清参加了多少次培训,不过她对2004年在北京参加的“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高级培训班”记忆深刻。
大足石刻文物医院内,各类文物修复工具摆满了桌面
时至今日,她仍能回忆起培训资格考试那天的惊心动魄。考试分为理论与绘画两部分,绘画考试要求一比一还原一幅国外肖像雕塑,这对缺少美术功底的陈卉丽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随着考试时间的流逝,米格纸上跳跃的线条逐渐变得急促。
培训学习节奏紧张,那段时间,陈卉丽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高中,学习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那条通往自习室的路她走了无数遍,进去的时候是傍晚,出来的时候已是深夜,道路两旁的景色随季节转换变化,南方人来不及驻足欣赏北方景致,只留下匆匆的背影。
“边学边干”,陈卉丽这样形容自己的文保之路。在向我们介绍曾经使用过的修复工具时,她的眼里充满回忆,那些故事被一一写进那些工具中,她个人的奋斗也融入到了石刻造像的历史中。
治病救“佛”
穿上一身白色的实验服,陈卉丽说自己就像一个医生,“文物修复和医生治病救人是一样的。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所有‘手术’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比如那场为千手观音做的长达8年的修复“手术”。
大足石刻文物医院内,摆放有一排用来做修复试验的手臂
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位于宝顶山石刻区的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加固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当时造像中出现的病害已达34种,陈卉丽清楚千手观音独特的历史与宗教价值,她多方查验资料,经过反复试验,为造像“量身定做”修复方案。
怎么修复?依据什么原则修复?用什么材料修复?修复工作存在诸多难题。
数字化手段为陈卉丽团队提供了新思路。三维激光扫描支撑千手观音造像的全方位“体检”,X射线、红外探测技术判断造像损伤程度、探测环境,了解“病症”和“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借助先进的技术,陈卉丽用平面考古立面化的方法,对千手观音进行“解剖”,通过区域划分与编号收集数据,“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这数据我可以拍胸脯说有99%的准确率。”
陈卉丽主张在实践中着重考虑技术的适用性,关键在于“怎么用”,技术应适合所要修复的文物。就像修复材料的选择,在敦煌石窟文物修复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牛胶,在重庆却“水土不服”。尽管粘接性能好、强度高,但牛胶更适合气候干燥的北方环境,南方潮湿多雨,有机材料容易滋生霉菌,从而影响修复效果。
谈到这些工作经验,陈卉丽的表情依然平静,但那双眸下似乎涌动着热烈。在千手观音修复完工那天,透过观音低垂的双眼,历史向她铺面而来,不知觉中,她的眼眶已经湿润。
历史延续
在时间的流转中,轮回在生生不息的世界中、连贯过去与未来的,是不断生成的智慧与信念。
看着实验室里待修复、待展出的可移动文物,陈卉丽感叹个人力量的有限。年近六旬,陈卉丽虽然仍保持着对文物修复工作的热爱,但精力与体力却抵抗不了时间的磨损。吸收更多新鲜血液到团队里来,将知识与经验一代代传递下去,发展壮大石窟修复事业,是她现在最大的心愿。
“守得住寂寞,练得好功夫”是陈卉丽对文物修复工作的总结,也是她对有志参与石窟修复保护工程年轻人的期待。挪了挪身下的高脚凳,她说就像那句老话——要坐得冷板凳。堆放着实验器材的房间里,似乎能听见谈话的回音,无声与沉默才是这里的日常。
陈卉丽修复千手观音(资料图)
不过,传授经验的声音却是常在的。尽管工作中并非采用传统技艺传承中严格的师徒制,但择事尽心的心境是一致的,“我们没有明确的‘师带徒’这种说法,主要是通过老同志向新同志传授经验这种‘传帮带’的模式,共同把事情做好。”
现在,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已具有了以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文物保护工作的人才保障初步落实。工程中心最年轻的一员,是2016年硕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的阮方红,她笑称自己是陈卉丽的“追随者”,听着那些故事循着老师足迹来到工程中心工作,希望同老师一样,投身于文物修复事业,延续文物生命,传递历史信息。
文丨今日重庆记者 陈科龙 董婉妮 实习生 谢晓涵
图丨今日重庆记者 李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