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开启重庆发展新篇章

　　6月18日重庆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3047.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39.9%。其中，出口增长42.6%，进口增长35.6%。

　　数据令人振奋。它表明重庆对外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

　　说起重庆的对外开放，1983年是重要的起点。这一年，重庆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首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下称改革试点）大城市，开始直接出口。当年出口额超过2000万美元。

　　重庆改革试点，包括3项重大任务：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

　　自此，重庆经济开启了新的篇章。

　　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动开展试点

　　历史性机遇落在重庆

　　“重庆改革试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动下开展的。”重庆市政府原参事、原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述林说。

　　马述林是重庆改革试点的亲历者。他告诉记者，重庆改革试点受到各方高度重视。1983年上半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先后3次召开重庆经济综合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部署相关工作。

　　为什么改革试点如此受重视？马述林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用传统的行政条块组织来管理经济，客观上束缚了城市的发展活力。改革试点是中央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其目的正是搞活城市经济，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此背景下，全国改革试点为啥首选重庆？首先，重庆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其次，重庆曾两次被列为计划单列市（即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再次，重庆当时是非省会的特大城市，经济关系复杂。

　　同时，当时，重庆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已经占据不小的份额。1980年前后，重庆工业固定资产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于第五、六位，工业总产值居第七、八位。当时重庆工业总产值占四川四分之一，西南六分之一。

　　马述林表示，这些情况，使得重庆在全国有一定典型性、代表性。这也意味着，重庆的改革试点，将为全国城市摸索出新路子。

　　重庆经济发展更为自主

　　为全国提供了一批新的探索成果

　　改革试点启动后，重庆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以江北机场为例。2020年，江北机场正式通航30年，实现旅客吞吐量3493万人次，位列全国第4。而鲜为人知的是，江北机场在重庆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中，曾被列为2000年后建设。江北机场能“提前”诞生，就得益于重庆改革试点。

　　马述林介绍，重庆改革试点的改革主要包括4个方面：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实行市带县体制。

　　其中，计划单列，意味着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基本上由市政府统筹协调，重庆与中央直接衔接；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意味着重庆可以自主安排策划中长期发展；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意味着由市管理过去归属中央和省的企业意味着市可以统筹安排全市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实行市带县体制，意味着重庆走上了“城乡大联合，城乡共发展”的道路，加快了区县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作用，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换言之，重庆发展经济，从此可以自己拍板干大事。

　　重庆计划单列后，1984年，投资预算2.6亿元的江北机场立项建设。1990年江北机场正式通航，1992年的年旅客吞吐量就突破100万人次。1995年，江北机场被正式批准为对外籍飞机开放的口岸，对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更重要的是，重庆改革试点不仅惠及本身发展，也为全国提供了一批新的探索成果。

　　1983年至1987年改革试点期间，“第一个吃螃蟹”的重庆，开展一系列探索：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通道，发挥重庆内河外贸港口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合理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搞活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撤销行政性公司、推进厂长（经理）负责制、完成“利改税”两步走、“抓大放小”、开展以企业为主体的改组联合等。

　　“重庆这些做法，当时在全国走在前列，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马述林说。

　　改革试点带来综合效益

　　试点期间经济增速超过前32年

　　6月10日，长江流域智慧管理“核心大脑”——长江模拟器落地广阳岛。未来，长江模拟器将建成国内外首个大型流域水系统综合模拟与调控科学装置。

　　探索、创新、敢为天下先，这些关键词是重庆城市气质的写照。30多年前，在没有前例的情况下，重庆的改革试点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效益却令全国瞩目。

　　马述林介绍，1983年至1987年改革试点期间，重庆的综合改革试点方向与全国改革的大方向一致，与市场经济趋向一致。

　　例如，从重庆完成3项改革试点任务的情况来看，在搞活和开发西南经济方面，重庆提出了“西南一片、长江一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探索军民结合的新路子方面，到1987年，嘉陵摩托、建设摩托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开发的民品已成为全国名牌；在组织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方面，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区县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市的平均速度。

　　党史资料显示，在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由1982年的67.2亿元增加到1987年的135.1亿元，年均增长14.1%，略高于全国同期水平，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前5年和前32年。重庆全市干部群众对改革事业充满热情，干劲十足。

　　马述林认为，这场改革试点还为1997年重庆直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培养了人才。

　　改革，永无止境。今年5月，重庆成为新增的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之一。下一步，重庆将围绕构建高效运行的科研体系等4项重点改革任务，注重将全国共性问题与地方个性问题相结合，借鉴先进省市经验，谋划改革举措，解决制约创新的痛点堵点问题，让全面创新改革为科技创新动力引擎赋能，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记者 申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