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但摆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面前的仍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人民政权是否能够站稳脚跟,面临着严峻复杂的考验。
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全面启动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巩固政权的举措,在重庆解放后轰轰烈烈开展。
镇压反革命:
重庆解放后巩固政权第一战
“从颤颤巍巍的破烂木屋到坚固的高楼大厦,重庆的历史就像建这些房子一样,都是一点点从屋基开始建立。”89岁的夏元芬遥望着解放碑的繁华,湿润的眼眶中有着别样的神采。
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退休干部夏元芬经历了重庆解放前后的历史,至今在她所住的小区“红军苑荣誉墙”上,还挂有她和老伴樊清云的历史老照片。
出生于1933年的夏元芬,亲眼见证了重庆解放后的新生,也坚定了彼时“就想跟着解放军走”的信念,成为了重庆解放后地方工作的积极分子。
但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并非一片坦途。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但解放第二天,原国民党军队排长刘大申等人打着解放军的旗号,成立300余人非法武装,并编造建立所谓的“解放军人民政府”。
此外,各种特务活动的破坏、暗杀、爆炸等层出不穷,重庆附近的铜梁、永川、大足等县城相继遭土匪围攻。
1950年10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为了保障土改和经济建设,“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1950年11月7日,重庆市宣布成立市镇反委员会。12月7日,重庆市以集中逮捕潜藏在厂矿企业的反革命分子为开端,开始了重庆市镇压反革命运动。
重庆当年的镇反运动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51年“3·13大逮捕”为标志,一大批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被抓捕;第二阶段从1951年12月开始,全面肃清残敌、消灭死角,开展了民主改革、清理“中间层”、管制反革命分子、打击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分子等工作;第三阶段从1953年1月开始,农村取缔反动会道门,水上、建筑业镇反以及对镇反工作进行判定。
历时3年的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基本扫除了在重庆的国民党残余敌对势力,为巩固人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反革命横行的时候很多群众不敢出门,但镇反运动后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夏元芬回忆。
支援抗美援朝:
重庆儿女的忘我奉献
“镇反运动正在进行时,抗美援朝战争又打响了。”夏元芬说到此,下意识攥紧了手。
1950年,重庆成立抗美援朝分会,随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全力支援前方战场需要。
据重庆抗美援朝分会和重庆市民政局的统计,重庆先后有2696名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共有207人壮烈牺牲。
革命烈士、一级英雄邱少云就是这些烈士的代表。
邱少云是重庆铜梁人,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第15军第29师第87团第9连战士。
1951年3月,邱少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2年10月12日因美军燃烧弹落在邱少云潜伏点附近,火势蔓延全身,为避免暴露,邱少云放弃自救,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抗美援朝的几乎所有战役中,都有重庆籍战士英勇牺牲、立功受奖。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重庆籍指战员共有426人481次立功受奖。
重庆不仅为前线输送了大量战斗力量,还在后方有力支援了前线战斗。
截至1952年2月,重庆人民捐款已足够购买战斗机54架,远远超过当初计划的39架。
现代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打的是后勤供给能力,重庆1951年的钢轨产量比解放初增加了10倍,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比1950年分别提高了1至4倍。
全面土地改革:
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随着镇反运动的顺利推进以及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另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土地改革运动,也在巴渝大地全面铺开。
“我和老伴当年就是全面参与了渝中区的土改工作。”夏元芬说。
土改之前,重庆的土地兼并集中情况非常严重。当时的统计显示,一般地区地主占据了全部土地的70%—80%,更有少数农村的土地全部被地主兼并。
经过前期的减租退押运动,重庆的农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市郊各区和巴县参加农会的农民,分别达农民总数的32.2%和25.2%,多数地区农民已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
土地改革运动启动后,进展极为迅速有效,1951年重庆的春季土改于1月中旬启动,3月底结束,短短两个半月时间,除菜园坝和大坪地区外,共计35个乡镇、240个村、40589户、236939人实现土改。
夏季土改从6月上旬启动,到9月结束,历时三个月,巴县的56个乡及另外2乡完成土改任务,最后两个乡也于当年12月完成扫尾工作。
最终,全市共70多万农民,共分得土地440余万市石、房屋40余万间、粮食76万余斤、耕牛2074头、农具19万多件、家具232万件,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记者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