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出来的故事——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看重庆经济社会变迁

渝北区人口普查员李春艳（左）和蒋丽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敲门进行普查登记，从早晨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是常事

11月18日，巴南区一品街道，人口普查员岑泽珍（右）来到市民李加会（中）家中进行普查登记

（本组图片由罗斌 摄/视觉重庆）

　　“您好！我是人口普查员，来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登记。”

　　这段时间，渝北区金山街道奥园社区人口普查员李春艳每天的工作就是逐家逐户敲门。她负责奥园社区4期160多户居民户、共计400多人的入户普查登记工作。

　　进入11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正式启动。在重庆，则有20万名普查员走进千家万户。

　　连日来，记者跟随多名一线普查员的脚步，直击这次最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入户登记，记录下普查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多个“关键词”。

　　更智能 信息全程加密传输，普查员手机上不留任何痕迹

　　体温测量正常，戴好口罩，穿上统一的工作服，挂好盖有鲜章的普查员证……每日清晨，李春艳装备齐全才出门。

　　李春艳每天的工作时间“战线”拉得很长：从早晨到晚上八九点是常事，个别时候甚至会到晚上10点。

　　当然，她最忙的时间段是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6点到8点——因为这两个时间段，“上班族”在家的可能性更大。

　　李春艳乘电梯的习惯，也跟常人不一样——“普查员需要一户户敲门，如果每层楼都按电梯的话，可能会影响居民乘电梯。所以我干脆先到顶楼，然后再一层层步行下楼。”她笑着说，“步行下楼，总比上楼要轻松些。”

　　走街串巷、爬楼入户，是李春艳的主要工作状态，但有时，她也会在社区里“转悠”——“虽然进行了电话预约，但难保有的居民不在家，或者只有不熟悉情况的老人在，所以‘扑空’是常有的事。”她说，“在社区里‘转悠’，是为了‘逮’人，万一碰到还没普查过的居民呢？”

　　对这次人口普查，李春艳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更智能、更安全——

　　“家里住了几口人？”“身份证号是多少？”“家里人户籍都是本地吗？”……在每户居民家中，李春艳一边询问，一边用手机输入信息。待居民在手机上签字确认后，李春艳点击“提交”，信息就自动上传系统。

　　她说，今年人口普查最大特色是全面采用电子化方式开展，既减轻了工作负担，又提高了信息采集效率。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规定，普查员对采集到的信息不能导出，信息将全程加密传输，直达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处理平台。更重要的是，信息提交后，普查员手机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更开放 外籍人员越来越多，职业分布越来越广

　　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我国将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纳入普查范围。今年，他们依然是普查对象之一。

　　金山街道奥园社区普查员蒋丽说，此次普查中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社区里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更多了。

　　前不久，蒋丽敲开一户租住了3名西班牙籍人士的房门。这几名外国人是附近学校的足球教练，来渝已有一年多，会讲少许英文，中文则只会说“你好”之类的极少数词汇。

　　普查前，蒋丽已经过必要的“外事培训”，包括礼仪、注意事项以及英语等，“按我的英语水平，日常交流还行，主要困难在于人口普查的‘职业’一栏，有时会碰到很专业的单词。”

　　怎么办？

　　蒋丽先与物管联系，提前了解一些情况，再经物管与这几名西班牙籍人士预约，征得对方同意后才上门。在普查过程中，双方仍然要借助手机翻译软件，忙活老大一阵，才完成了普查工作。

　　“通常，外籍人士对物管和社区工作人员还是比较信任的。但同时，预约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贸然登门，既不礼貌，也会影响效果。”蒋丽说，如果部分外籍人士对普查员进门不很情愿，她就会站在门外进行普查。

　　随着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渝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士逐年增多。比如渝北区，目前有居住登记备案的外籍人士已超过2000名。为此，渝北区统计局成立了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外籍人士普查登记队伍，同时还联系了南方翻译学院、西政等多所高校，在必要时请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协助进行现场翻译。

　　“在我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到重庆、居住在重庆。”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些外籍人士在渝从事的职业，以前多为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涉外学校或高校教师等；近年来，不少会计师、运动教练等外籍人士也来渝工作、生活，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重庆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更富足 以前不敢想的事，现在成了每天的生活常态

　　岑泽珍是巴南区一品街道的普查员，她参与了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今年，岑泽珍承担的普查任务是上世纪90年代末修建的老旧小区居民，共86户。

　　“我自己也是老旧小区住户。这次上门入户，我发现大多数家庭都经过了一轮甚至几轮装修，设计越来越漂亮，设施越来越完善，材料也更多用牌子货。”她说，“与前几次普查相比，大家的日子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了。”

　　“一品街道处在城乡接合部，以前只在210国道沿线有几排不高的楼房，现在它们算比较落伍的了。”67岁的居民陈秀容说，“大规模的新楼建设大概从2003年起开始，现在街上基本上全是新崭崭的楼房了。”

　　陈秀容所住的房子，也是她口中“落伍”的那一批，但经过前两年的外立面改造，加上颇有品质的内部装修，面子里子都不“落伍”。

　　“你问我现在日子怎么样？别的不说，光智能电视我家就有3台。想想以前，几十家人都摊不到一台电视机呢。”陈秀容说，“到大超市买菜、到滨河公园散步、到街道广场跳坝坝舞……这些事情，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我却每天过着这样的好日子。”

　　一品街道四桥村三社地处农村。几排农家小楼格局统一，每家一楼一底、独门独户，门口有个小院，种着鲜花或苗木。楼与楼之间的沥青路既平整又宽敞。

　　73岁的村民周保林在冬日阳光下散步。他家有260多平方米，水、电、气、网全通，每间房外墙上挂着空调。

　　“娃儿在外头上班，不用我操心。我们老两口每个月有3000多块钱收入，又有城乡医保，日子过得滋润。”周保林说，“天冷或天热我就会把空调开起，这个钱，我们花得起！”

　　更理解 法治建设效果显现，不配合的情况明显减少

　　从靠着一双“铁脚板”走街串户，到通过手机、微信预约，从纸笔记录到电子化采集……从1990年起至今，渝北区统计局综合科的雷祥奎参与了4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从当年的毛头小伙，到如今的人口普查“活地图”，他见证了跨度长达30年的时代变迁，也感受到普查方式“由难到易”的变化。

　　30年前，一叠纸、一支笔、一个水壶和一把手电筒，就是雷祥奎上门指导普查登记的全部工具。

　　“当年最大的困难是交通、通讯不便，人难找。”雷祥奎回忆说，渝北区那时还叫江北县，到县城之外的乡镇村社进行人口普查，当天不能返回，每次上门起码要在当地住一天，“我们更怕的是辗转跑到普查对象家门口，结果关门闭户、人不在家。”

　　既无电话，更无手机，联系不上普查对象。为了不白跑一趟，雷祥奎经常与同事一早一晚轮班蹲守在居民家门口。

　　“如今，我最大的感受不光是交通、通讯越来越便捷，还有普查对象的理解：人们更明白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对普查的知晓度更高，也更配合。”雷祥奎说，历次普查的内容都会略作调整，比如第六次普查对象增加了外籍人士，第七次普查要求登记身份证、住房情况之类的“敏感信息”，而大部分普查对象也都表示理解。

　　“当然，不很配合的情况偶尔也有，但明显越来越少了。”他认为，这充分证明我国人口素质正不断提升、法治建设效果正逐步显现。

　　作为一名人口普查指导员，雷祥奎解释说，其实大家对所谓的“敏感信息”大可放心，人口普查是国家为了摸清底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和决策参考，信息绝不会泄露，也不会另作他用。

　　“每次普查，从方式到内容、到普查范围，都有所改变。不变的，是经济加快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大趋势。”雷祥奎说。

　　文丨付爱农 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