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
疫情期间提讯
“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提讯了。”3月8日,江北区检察院检察官王东海感慨。
2月3日,曾提讯各种犯罪嫌疑人无数的检察官王东海,接到一个电话要求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时,第一次感觉到了为难。彼时,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肆虐。
来电方是江北区公安分局法制支队,起因是有个系列“专案”,涉案人员多、罪名多,涉案金额达30亿元。因案情复杂、法律关系错综交织,公安机关希望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以使得该系列案件顺利推进。
事实上,王东海不是没有选择余地。
根据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最高检和重庆市检察院已明确发文,能够使用远程视频提讯的尽量不接触犯罪嫌疑人。
一场确定“介入方式”的特殊会议,在疫情高压的背景下,在江北区检察院会议室召开。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会议一开始,就有人提出了三套不去看守所当面提讯的方案:一、直接进行书面审查;二、远程视频提讯;三、将讯问提纲交驻所检察官代为讯问。
三套方案,即便是在非疫情期间,也均完全合法、合规、合情、合理。
“我个人建议,还是尽量克服困难,到看守所现场提讯。”王东海字斟句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面审查和远程视频提讯,并不太适用于这种涉案人众、罪名多的复杂案件;驻所检察官因对案情不熟悉,也难达到提讯效果。
会议最终的结果,是一致同意赴看守所现场提讯。
2月17日上午,根据看守所疫情防护期间提讯的相关要求,王东海和唐倩、余名洋等人身着防护服、手套、鞋套,戴着口罩,护目镜,一步步走进江北区看守所。
“这是我近10年检察工作生涯中的第一次,这次提讯印象太深刻了,恐怕一生都会铭记在心。”经历了严格的体温检测等流程,甚至随身物品消毒等程序后,检察官余名洋感概万分。
较量:
微妙的心理战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活。检察官需要密切观察犯罪嫌疑人的表情变化,听取被讯问人的语气变化、声调变化等,以此来判定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波动、态度变化、是否如实供述等。
然而,当犯罪嫌疑人戴上口罩之后,包括表情、声调等特征,就与以往截然不同了。更棘手的是,检察官厚厚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不仅严重阻碍了检察官的表达,也严重影响了讯问对象接收信息。
“我没有故意串通招投标,我当时只是为了帮朋友的忙。”
“找了两家公司的资质让他拿去用,分到的钱是介绍费。”
“都是行业约定俗成的,不犯法啊。”
……
或许是因为被双方厚厚的防护装备阻隔带来的某种安全感,犯罪嫌疑人试图将所有行为都合法化。王东海等人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调整讯问策略。
“从事招投标那么多年,你不知道正常招投标程序?你又是如何开展的?”
“招投标谁来决定的?按行规介绍费比例是多少?你拿了多少?”
“介绍费是谁给你的?又是通过什么方式?”
……
连珠炮式的反问、质问砸过去后,犯罪嫌疑人双手开始不自觉地微动,视线也开始转向其他方向,一度陷入了沉默。
“沉默对你没有一点好处,时间也不站在你那一边,现行法律规定的是认罪认罚可以从宽……”王东海不失时机地开始“普法宣传”。
犯罪嫌疑人终于绷不住了,打断王东海的话,语气低沉而急切地说:“算了,检察官,我如实交代,也认罪认罚……”
该犯罪嫌疑人最终交代了最核心的案情之一,即找公司就是为了帮助“围标”,那些高额的介绍费,就是帮忙围标成功后给的分赃。
突破:
防护服下的交锋
另一间讯问室里,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则是另一番“套路”。
“我没听清你说的什么啊检察官!”
“你说话声音能不能大点呢?”
多次提高说话声音、最后以近乎吼的音量在讯问的余名洋开始意识到,对方正在放大防护服、口罩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意地“装聋作哑”。
略一思考,余名洋对同事唐倩以正常音量说:“记录下来,犯罪嫌疑人已做过健康检查,无耳聋耳鸣等疾病,但却声称听不到讯问,拒绝回答讯问。”
然后,他又转头对该犯罪嫌疑人依旧以正常音量说:“刚刚问你的问题,相关涉案人已经交代你就是当事人,既然你不作说明,那我们只有采信他们的证言……”
“哎呀!不是不是的!我只是参与者啊!也不能都推到我头上啊!”犯罪嫌疑人一看这阵势慌了,听力“瞬间恢复”,不仅打断了余名洋的话,还立即主动交代了详细案发经过。
临近中午,为节省时间,王东海等人自带方便面,在看守所办公楼大厅吃完方便面就又投入到紧张的提讯工作中。
那一天,因提讯人数较多,这样的讯问整整持续了一天,直到下午6点。脱下防护服等厚厚装备的一刻,他们才发现汗水已湿透衣服。
2月20日,江北区检察院正式以涉嫌串通招投标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周某等四人。
“所有案子都是有相应时限要求的,疫情再紧,一个检察官都必须严守法律的各条底线。”王东海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执法者本就该做的事。
文|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