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

七月十四日，市民在红岩魂纪念馆了解“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的事迹。记者 齐岚森 摄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这是1941年，刚入狱不久的宋绮云写下的小诗。

■为狱中的难友送面条，散发“狱中挺进报”，让革命之火在狱中燎原……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也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力量。

“您就是宋社长（宋绮云1941年8月被捕前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太太徐林侠吧？”1941年11月的一天，西安市郊外的一所民房外，一名带着鸭舌帽的男子对面前的女子说。

“先生是？”女子疑惑地问道。“我是宋社长手下的工人，这是宋社长的亲笔信。”说着，这名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待看到信上写的那几个字时，女子赶紧追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不亲自来？”

“他工作太忙，脱不开身，麻烦您亲自走一趟，明天中午12点，我在报社等您。”说完这句话，男子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那名女子就是曾担任中共江苏邳县县委委员、妇女委员的徐林侠，那名男子则是国民党特务。第二天，徐林侠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7月8日，站在红岩魂陈列馆“小萝卜头”肖像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给重庆日报记者讲述当年的情景。

监狱里成长起来的谦谦少年

据史料记载，宋振中的父亲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1926年10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此学习期间，他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宋振中的母亲徐林侠同样在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1924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0月，宋绮云与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并在1941年生下幼子宋振中。

“虽然在襁褓中就不幸被捕，但徐林侠却从没忽视对宋振中的教育。”王浩说，她经常给幼小的宋振中讲革命故事，让他从小就拥有正确的善恶是非观念。

在徐林侠的教育下，宋振中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据解放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浦回忆，1947年胡被抓进白公馆后，因为患有严重的胃病，根本吃不下糟糕的牢饭，只能躺在阴暗的地铺上，两天都不能动弹。当时仅7岁的宋振中从门缝里看见这种情况后，告诉了徐林侠。徐林侠遂把自己做苦工挣下的挂面，下了一大碗，让宋振中给胡春浦送来。

这样的行为让胡春浦十分感动，在写给宋振中家人的信中，他曾深情地写道：“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狱中党组织的小交通员

红岩魂纪念馆内，“小萝卜头”塑像的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眉眼里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

“宋振中对外面的渴望不仅是希望自己能像同龄人一样自由奔跑，更希望能和同龄人一样在课堂内学习。”王浩说。

原来，随着宋振中的成长，宋绮云和徐林侠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外出读书，但这个要求却被狱方断然拒绝了。面对这样的情形，宋振中所在的息烽监狱秘密党支部经过研究后，决定采用绝食和罢工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狱方终于答应让宋振中在监狱内接受教育，并指派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担任他的老师。

据史料记载，从1947年底到宋振中牺牲，他一直都在黄显声处学习文化。“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显声不仅给‘小萝卜头’讲地理，告诉他中国有多大，还通过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让他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认识。”王浩说。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宋振中还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成为狱中党组织的交通员，为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据史料记载，从息烽监狱转到白公馆监狱后不久，宋振中结识了同被囚禁于此的陈然。在了解陈然的经历后，宋振中帮助他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把黄显声将军摘录的消息提供给他，由他进行简单编发后，再由宋振中把这些写有消息的小纸片送到各个牢房。这些小纸片也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它们的存在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

为父亲传递给狱友的序文

在红岩魂陈列馆，记者看到一封特别的书信，这封名为《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的书信为宋绮云所写，全文共1400多字。整篇书信不仅文辞优美，引经据典，借古喻今，还通过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黑暗，表现了作者乐观的革命精神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这封书信为宋绮云在1947年所写，原件收藏在宋振中哥哥宋振镛在北京的家中，红岩魂陈列馆展出了这篇序文的复制件。”王浩说，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学是宋绮云在白公馆监狱的难友，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毕业生。

宋绮云为什么会和他们有关系呢？据史料记载，梅含章等人因组织反蒋的“青年将校团”，被关押在宋绮云斜对面的房间。宋绮云见状，先是以同乡的身份接近，再通过关心他们生活起居的方式，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据《红岩春秋》记载，由于是蒋介石的同乡，梅含章深受蒋影响，拥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又因正当壮年，却遭遇牢狱之灾，常自叹前途暗淡，焦虑不安。宋绮云在和他成为朋友后，通过列举古今中外的事实，驳斥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欺骗性，逐渐让梅含章等人的思想开始转变，倾向革命。

1947年3月，王凤起、梅含章等人收到家书，得知陈诚正在南京解救他们，不久将得到释放。当宋绮云得知6人将被释放的消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宋绮云意识到，梅含章等人获释，是一大幸事，如果稍加引导，能让他们走上为大众谋解放的道路。

当夜，宋绮云分别给6人写诗留念，除了给梅含章写了一首长诗外，还特意书写《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一文，让宋振中送给梅含章等人。“宋绮云在文中提到‘愿效贡公之喜’，意思是愿意像西汉贡禹那样，为朋友能出狱而高兴，文末的‘日之升矣，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体现了宋绮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王浩说。

梅含章收到宋振中送来的诗文后，仔细阅读，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一诗回赠宋绮云：“牢里相处亲又亲，共话肺腑期有成；临别千言铭座右，誓将热血报知音。”

“梅含章等人出狱后，果然履行了当日的誓言。”王浩说，例如梅含章不仅协助策动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立下功劳，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员等职，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这是1941年，刚入狱不久的宋绮云面对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之时，写下的小诗。”王浩说，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特殊的战场上，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