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宗平,现年82岁。1957年参加工作,1960年入党,1962年8月入伍,1984年7月退休。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47师140团飞行二大队政委。
1962年东南沿海地区的紧急战备,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紧急战备。虽然战争并未打响,但这次大战备展现了我军强大的实力,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阴谋。
我就是在这时参军入伍的。
被学生们抬着去参军
我原是重庆七中的教师。
当时,沙坪坝区委杨书记动员重庆一中尤光贵、重庆三中吴庆彰和我带头报名参军。他说:“你们是重点中学书记,现在全国备战,你们要带头参军,保家卫国。”重庆七中副校长江国梁、教导主任蒋德贵也给我做工作:“你一去,大家就都行动起来了。”于是在我们的带动下,高三的男生们都放弃了高考,报名参军。
参军那天,学生们轮流将我从七中抬到沙坪坝区政府,大家一起报名。从此,我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的一员。
青年时期的颜宗平
1962年,我和被动员起来的学生一起进入成都十三航校028部队仪表专业学习。我由于参军前是干部身份,一进校便担任副区队长兼教学班长,一年后毕业。
1963年,我所在部队的战士们都写血书表决心,申请上前线。我由部队分配,前往福建漳州8大队地勤当仪表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空军训练场景
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
1964年7月7日,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入侵我国领空,在福建漳州一农村上空,被我军用导弹击落。我奉命随收残组迅速赶到坠落现场。
我爬进烟火未尽的机舱时,发现飞行员已经身亡。为保护飞机仪表等关键部件,为后续的技术研究保存好第一手数据资料,我顾不上火焰,赶紧检查机舱的重要部位。
正当我聚精会神地检查时,意外发生了。与我一同上机的一位机械师,不慎拉开机舱内的跳伞装置,跳伞器上的定时器立刻“咔嚓”“咔嚓”地响起来。
响声把几个缺乏经验的队员吓坏了,他们以为启动了定时炸弹。不知是谁大叫一声“快撤”,大家立即跳下飞机,机上只剩我和那位机械师。
我知道,一旦跳伞装置启动,将引发地面爆炸。我赶紧按住开伞器,和机械师搬动尸体。
在搬动过程中,座舱盖将我离心脏最近的肋骨压断,但我依然忍痛完成了任务。由于我采取正确的处置方式,保障了飞机残骸的顺利回收,我在8大队荣立三等功,成为特种设备师,并被授予上尉军衔。如今,那架U-2飞机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残骸
1966年的一天,我所在部队接到了战斗命令,又有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入侵。正替战友值班的我迅速赶到机场,紧急组织地勤人员为歼击机起飞服务。不料,我被滑动的器械击中左颈锁骨和左胸,再次受伤。钻心的疼痛撕扯着我,细密的冷汗从我的额头渗出。此时,每移动一下都是巨大的折磨,但我紧咬牙关,坚持工作到最后。
入侵的美军飞机被我方成功击落。我因表现突出,再次荣立三等功。
笑看生死41年
连续两次的撞击后,我左胸、左肩的肌肉开始萎缩,病魔纠缠不去。每当疼痛袭来,我都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这一忍就是10多年。
后来,我所在的部队换防到宁夏银川。
记得是1980年,我前往兰州军区空军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其间,我做了体检,卫生队的医生说不能再麻痹大意了,必须检查伤势。紧接着,兰州军区空军政委魏志明找我谈话。他说:“小颜,你一路走来不容易,你现在很危险,我们一定要治好你。”
开完会后,我没有回银川,部队用飞机直接将我送到北京303医院检查。起初,303医院以为我得的是肿瘤,不能治,遂联系到魏志明秘书。由于魏志明要求另找医院治疗,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长马占明跟上海空四军医院打电话说,手术不在部队做,找地方最好的医院做。
恰好,我有一位学员的父亲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会任职,由他安排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医院、长海医院专家对我进行会诊。最终确诊,我得的不是肿瘤,而是伤口化脓后积液太多,压迫了心脏。
手术前,医生说诊断方案不好处理,必须要师首长同意才行。最后由师长授权代表写了保证书,要求“只要人救活”。随后,三方医院的四名专家共同为我做手术。经过12小时的手术,医生得出结论:效果不理想,争取再活半年。
作为军人,我早已看惯生死。我的性格中,有着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倔强与执着。
1984年,经过三次申请、三次驳回,我还是离开心爱的部队,回到家乡重庆。
晚年的颜宗平
一转眼,医生预判的半年生命,已被我延长到41年。
尽管我身体伤残,被切掉了左边半边身子,留下一道骇人的伤疤。但在我看来,生命的长度与生命的价值相比,我追求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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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载于《红岩春秋》2021年12期
作者:颜宗平口述 王远林记录整理
编辑:杨洋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