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前的报告《朱毛红军》现存重庆

　　重庆市档案馆藏有一份珍贵的红色档案：它诞生于血雨腥风的1930年7月，每页长18厘米，宽22.4厘米，繁体竖排印刷，现存12页，共13000多字。它就是《朱毛红军》。

　　翻开档案，开篇的“编者按”这样写道：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之后都可以一目了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每（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在过去没有看见过听见过的。所以各地红军、各地方党部都可接受朱毛红军的经验去开动和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策略。

　　通过档案封面“一九三〇、七、四川省委翻印”字样，可以判断这份档案是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翻印的中共中央的学习文件。“编者按”右边有“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两竖行小字。

　　经考证，档案原名系《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封面的《朱毛红军》是中共四川省委在翻印时自拟的名字。

　　全面介绍“朱毛红军”情况

　　《朱毛红军》从“四军的历史、四军的组织及训练、四军的游击工作、四军近状和结论”五个方面，把“朱毛红军”成立以来的情况作了全面、客观、真实的介绍。通过对报告内容的详细解读，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军与旧军队不同的几个方面。

　　第一，红四军的经济组织分为计划、执行、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上由党的委员会负责，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因此红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监督经济则由各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会议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问题则处罚负责人。

毛泽东与朱德

　　第二，红四军的军纪有战时纪律、一般纪律，多且复杂，战士常常弄不清楚，因此又特别归纳为三大纪律：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三，红四军有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就叫宣传兵。五人分两组专职做宣传工作，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一组专门写标语担任文字宣传。

　　第四，红四军到达工农运动开展得较好的地区，帮助发展当地党组织，参加他们的会议，纠正他们过去的错误及制定当前工作计划，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或工农会筹备处。

《朱毛红军》封面

　　第五，红四军的游击战术共14条，包括“红军的行军和驻军要派出探哨防止敌人偷袭；红军不攻坚；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不明敌情绝不作战；出敌不意奔袭；用群众封锁消息突袭；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面对强敌围追堵截，用偏师或假目标诱敌主力趁机摆脱；不打硬仗，不能十分有把握的仗就不打；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我（军）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前去，偏偏走旁一个方向，到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敌人急急追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得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等。

　　第六，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知识；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兄弟一般关系，非常友爱；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

　　这份报告第一次系统地将“朱毛红军”的历史以及“朱毛红军”创造的宝贵经验介绍给巴蜀大地上的共产党人，为巴蜀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提供重要参考。

　　“五万言报告书”做详尽汇报

　　《朱毛红军》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它是由谁撰写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朱毛红军》目录

　　事情要从1928年说起。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宁冈县，也就是今天井冈山市的砻市会师。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接着，在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第四军军委。

　　同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1929年6月，红四军攻占闽西的龙岩县城。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召开。陈毅代表上届前委作工作报告。会场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代表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这次大会是要总结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斗争经验，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已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造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任务。但事与愿违，红四军“七大”不但未能解决红四军党内对红军创建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反而使问题更加激化，以致连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也被“选”掉了。大会只开了一天，虽然对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并不彻底。

1929年，毛泽东以“朱毛”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部分）

　　红四军内部领导层之间产生分歧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出指示。但由于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加之红军一直在流动作战，通信联络十分困难，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具体的了解。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提议朱德、毛泽东派一得力人员前往上海参加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当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毛泽东已在上杭县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击破国民党的“三省会剿”，朱德和陈毅也已率部到了连城新泉。前委最后决定，由陈毅代表红四军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8月下旬，陈毅经广东汕头，辗转抵达上海。在上海，他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一天晚上，陈毅在北四川路一家烟纸店的楼上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李立三作了简要报告。此前，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和党内争论的有关文件。李立三听完便表示，他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份上报的书面材料。

油画《井冈山会师》（林岗 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毅除了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秘密交谈外，其余时间深居简出，集中精神赶写材料。他离开闽西时，出于安全考虑，未携带任何相关文字材料，此时全凭记忆，将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全部情况写成报告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陈毅接连写出五份书面材料：《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因报告总计近５万字，史学界将其统称为“五万言报告书”。

　　中共中央对“五万言报告书”很重视，尤其是《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30年1月15日，该报告在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全文刊载，周恩来还亲笔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语，这就是《朱毛红军》开篇的“编者按”。

　　1930年7月初，中共中央派余乃文到四川任省委常委和军委书记。他将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带到四川，其中就包括《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四川省委的干部翻印了该报告，并命名为《朱毛红军》，将其作为党内学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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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赖鹏辉

　　编辑：杨洋 王尧 陈怡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