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红岩精神丨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近期，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予以发布。红岩精神被纳入其中。

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党的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但也有着普遍的、一般的规律。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无疑具有一般的和普遍的意义，它是南方局对新中国的卓越贡献之一。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城市的力量丧失殆尽，党的工作重心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但由于日寇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厉害的不同，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意味着党的工作将发生重大变化，白区工作将逐渐恢复。

　　从1935年到1936年，中共上海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湘鄂赣游击根据地党组织，先后派人到四川、湖南、云南、广东、香港等地开展党的工作，恢复和联系党的组织。1937年，中共中央又陆续派人到南方各省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到1938年底，党在南方各省的组织基本恢复和重建。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把党在白区的工作提到了全党工作的高度。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指出这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沿岸各省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央决议，积极发展新党员。于1939年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到该年4月，所辖10个省区共有党员8.13万人，其中新党员5万多人。

　　党的队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只注重党员数量，忽视党员质量，新发展的党员和恢复重建的党组织质量不高。例如，发展党员出现“拉夫”现象；新吸收入党的人未经严格审查，混进少数不良分子，甚至有曾经叛变革命、向敌人自首的人。二、由于各省党组织恢复重建时，正值国共合作初期，两党关系较好，因此，一些党组织缺乏地下斗争经验，领导机关对秘密工作不够重视；大批新党员不仅缺乏秘密工作经验，而且一些人还容易冲动、好出风头。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基本处于半公开状态。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军事进攻放缓，美英苏也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与支持。在国际生存空间相对宽松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反而加紧反共。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基本方针，两党关系发生逆转。尽管如此，不少中共党员干部却看不到这种变化，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仍然习惯于两党关系较好时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不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式。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伊始，周恩来便不断要求南方局及其领导的各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适应两党关系逆转的新情况，并作出具体指示。两党关系的逆转和国统区党组织的状态，同样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只有在某些个别地方与某些个别部门根据环境与上级指示有必要时才许可进行一些发展工作，但仍须注意发展党的已有经验，进行个别的慎重的经过审查的征收新党员，纠正追求数目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只求精不求多。”

　　1940年3月14日，成都发生抢米事件，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负责人罗世文，《大声周刊》负责人、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副会长、共产党员车耀先，地下党员朱亚凡、洪希圣、郭秉彝、汪导予等10多人被逮捕，并先后惨遭杀害。为此，中共中央于3月31日、4月1日两次电告南方局，要求对国民党顽固分子严重警惕，并立即采取各种应变措施。

罗世文

　　7月30日至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连续召开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工作的报告并初步交换意见后，毛泽东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

　　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完整地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根据十六字方针，周恩来将其具体化为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勤”），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三化”）。

　　从1939年南方局成立到1944年，为将各省区党组织从公开半公开的状态完全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

　　不断清除不合格分子，并将此项工作提到经常性的工作高度

　　在国统区恶劣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组织不纯将带来流血牺牲。

　　1939年6月29日，南方局在《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中指出：“凡在党员数量上相当巨大的地方，应以考查、整理、巩固组织及以新的工作方法的精神教育党员为其主要工作，宁可少发展党员。”

　　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又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必须加强党的保卫工作和反对奸细的斗争，党内的锄奸教育与党的警惕性教育，必须大大提高，使保卫党的任务与反奸细的斗争，成为全党的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南方局及其所属各省立即着手整顿党的组织，一级审查一级，彻底审查干部，清理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有严重问题的分子。对于不合格的党员，党组织或予以放弃，或劝说退党，或作为同情分子对待；对叛徒、奸细则坚决开除出党，并采取措施，防止其对党有破坏行为。同时，在党内进行深入的反内奸教育。

　　各省党组织整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南方局所属各省区共清洗不合格党员6500名。例如，闽西南潮梅地区的党员总数，从1939年12月的8087名下降为近6000名；川东特委所属党组织党员人数由原来的3500人减为2900多人；湖南党组织党员人数由5000余人减为2300人。在干部审查中，密查了县一级以上干部882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干部尚未计入其中）。通过组织整顿和队伍清理，提高了党员质量，纯洁了党的队伍，巩固了党的组织。

　　1943年，南方局开展整风。根据中央部署，南方局对所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再次进行了审慎而严肃的审查。

　　加强党内教育，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进行忠诚和信仰的养成教育

　　在贯彻落实《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过程中，南方局不断举办县、区级领导干部训练班，各省、特委、边区委也先后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革命气节和形势教育，从思想上巩固党员的忠诚和信仰。

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1942年5月，宋平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同流而不合污》一文

　　皖南事变后，大批干部撤离重庆，只留下一小部分坚守岗位。周恩来对留下来的同志反复进行党性教育。许涤新回忆说：“他向我们谈李大钊烈士的崇高品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他还为我们谈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蔡和森、向警予、彭湃、杨开慧及杨匏安等同志的光辉事迹。1941到1942年那段时间，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警报时间也相当长。周恩来同志连躲避空袭的时间也不放过，经常在防空洞中为我们讲先烈的英勇事迹。”

谢育才

　　军事组负责人王梓木在党内资格较老，地位较高。在整风中因对同志们的批评不服气而负气出走，后经做工作才回到红岩村。董必武对其进行教育批评，但他不太服气。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对他再次进行批评教育。王梓木说：“周恩来批评得很正确，完全正确，我接受。”周恩来却尖锐地指出：“你为什么对董必武的批评不服气呢？”“我问你，你诚心诚意接受了党的批评教育没有？对这一点，我很怀疑。我讲的内容和董老讲的一样，而你的反应却是两个样，这不奇怪么？”“同志，要老实，玩不得口是心非啊！”在周恩来的严肃批评教育下，王梓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心悦诚服地作了深刻检查。1945年回到延安，他又自觉地作了自我批评，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苏蔓

　　由于长期、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南方局共产党人虽身处灯红酒绿却不变质，遭受严刑拷打而不变节，紧急撤退时思想不波动。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以及罗世文等一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惜牺牲个人名节乃至生命保卫党的组织。谢育才在此后数十年中多次接受组织审查，但依然对党忠贞不渝。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后，数年如一日领导广西各级党组织扎根群众，开展工作，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使党的组织得到发展壮大。

　　把纪律挺在前面，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磨炼队伍

　　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是保证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保证党的事业免遭挫折的第一道屏障。

　　在南方局《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和《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中，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作了具体的规定。要求“党员被捕后不许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在万不得已须承认自己为党员时，亦只能承认自己一人，绝对不能泄露党的秘密和党的组织情况，绝对不能供出其他同志，有一于此，即为叛徒行为，应受最严格处分——开除党籍”。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并责成各级组织经常监督与考查秘密工作的情况，凡有违反与破坏者，必须受到处罚。

1941年1月11日，在政治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刻，新华日报社在化龙桥报馆举行创办三周年纪念活动。报馆负责人熊瑾玎等在报馆大门前合影，大门上张贴着“不避困苦艰难，只愿精诚团结”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指定童小鹏、龙潜、袁超俊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专门制订了保密工作条例。例如，办事处人员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行，并实行严格的请销假制度；同志间包括夫妻互不打听工作，更不能谈论党的机密；机要电台人员不得外传往来电文内容，泄密者将给予严厉处分；机要人员不得与家庭、朋友通信，特殊情况须通过党组织办理等等。

　　秘密交通是隐蔽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担负着上传下达、护送干部、转运物资等任务。战斗在秘密交通线上的同志，无论严寒酷暑都必须等车候船，跋山涉水，万里奔波，常常忍饥挨饿，还要随时应付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精神负担极重。交通员的生活十分清苦，仅靠微薄的收入或组织发给的极少经费维持生计和开展工作。在特殊情况下若与组织失去联系，不能随意寻找组织，必须耐心等待，直到重新获得联系。有时一等数年，心理上十分孤独。例如，重庆小梁子交通点的唐亚子夫妇，1947年四川省委机关撤回延安后，他们便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但他们一直坚守岗位，直到重庆解放。

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办公室

　　在长期艰苦的地下工作环境下，南方局的共产党人严守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纪律，任劳任怨。被捕的同志绝大多数对党忠诚，经受住了非人的折磨，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秘密。

　　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于一言一行中彰显理想和信念的感召力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处境十分危险。在1941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晚会上，周恩来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并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

　　1月17日蒋介石发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全体同志开会。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我们要争取继续合作抗日，但也可能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准备。要做最坏的准备……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在任何情况下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困难和危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干部战士

　　在南方局整风中，周恩来不止一次地讲到自己在过去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说明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1943年3月，在周恩来45岁生日这天，他坚持不出席办事处同志为他准备的祝寿宴席。相反，他按照整风精神给大家作了一场报告，反省了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对他的影响，并写了《我的修养要则》。4月22日，他又草拟了《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阐述了一个领导者的修养、职责、工作方法和对“领导”的认识。

　　领导干部的言行具有强大的示范性和带动性。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同志面对危险，身先士卒，与普通党员干部同生共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于一言一行中彰显出的理想信念和人格魅力，深深感染和教育着身边的党员干部。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每个党员都应当成为团结群众引领群众的英勇战士

　　1942年“七九”事件发生后，广西省工委撤退到农村，党员干部失去了原有的公开职业，断绝了生活来源。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凭借报刊和可能收集到的材料，结合本地形势确定工作方针和任务，领导各地基层组织坚持斗争。

钱兴

　　省工委书记钱兴经常到车站、码头当挑夫，以了解情况，指导各地工作。省工委其他同志肩挑货郎担，走村串户，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在庙里当庙祝的肖雷，秘密印发党的各种宣传材料。还有的干部昼伏夜出，举办干部训练班，组织秘密农会，发动群众。到1944年底，广西全省党员由上一年的500多人发展到800多人，除原有组织外，还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基层党组织。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贯彻执行十六字方针和“三勤”要求。勤学，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习，“研究学问，学习主义”，争取优异的成绩以团结同学；勤业，要求有职业的党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肯定，以团结群众；勤交友，要求党员广交朋友，在广泛的交往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1942年到1945年4月，南方局青年组所领导的“据点”总数达到48个单位（个别联系的不计算在内），人数达989人。南方局将贯彻十六字方针变成党员深入社会、团结群众、积蓄力量的过程，为赢得抗战最后胜利，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积蓄了深厚的民众基础和巨大能量。

　　民族资本家胡子昂回忆：“周恩来同志及时给我们指引方向，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使人感动，令人流泪。”猪鬃大王古耕虞说：“周恩来同志对于争取民族工商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工商界中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回忆：“在周恩来所住的阁楼里，臭虫也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也许会漏到床上，但他们的宗教热忱和思想信念照旧如火如荼，绝不动摇，仿佛他们自信能够唤醒这个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祝愿他们健康无恙，万事顺利，尽管我们对华北情势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营养剂”。80多年过去了，回顾南方局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今天依然如此鲜活，如此具有现实性。

　　作者：刘志平

　　编辑：杨洋 王尧 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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