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情报战线上有“龙潭前后三杰”之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龙潭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可谓是“龙潭前三杰”。另外,还有被周恩来称之为“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熊向晖等三人长期潜伏在敌人的心脏,为党中央安全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申健与战友约定,临终前也不得暴露真实身份
申健
申健,原名申振民,1915年5月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夏,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联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申健正式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秋,晋南前线战事吃紧,西安临时大学成立战地服务团到潼关、华阴等地进行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申健任副团长。
1938年春,服务团回到西安,不久与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合并,在凤翔县正式组成国民党军第一军随军服务团。申健、熊向晖、陈忠经得以在服务团相识。
华北事变期间,侵华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
10月,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解散,申健、陈忠经等被安排到西安战干团受训,之后到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三青团陕西支团等处工作。由于深受胡宗南赏识,申健主动请缨,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西安的分支机构。同时以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的身份加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中统。当时,申健拿着党、政、军、特、商五份津贴,但他把所有收入作为党费上交。
后来,申健被提升为三青团陕西省支团视导室的视导,任务是视察督导各地的团务。他以此为名,进一步兼带视察各地军纪,了解胡部各地驻军的调动、军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士气等情况。由于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控制在申健手中,申健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他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王石坚保持直接联系,及时将有关情报电告延安。
194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在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获取情报的同时,申健从地方获得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央,使我党我军免受了重大损失。
申健一直得到国民党“重用”,甚至受到蒋介石的单独接见。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开办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蒋介石任团长。党政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调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全国各省市三青团书记受训。在毕业典礼上,申健代表全体学员向团长致辞。他身材魁梧,形象出众,充满激情的演说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典礼结束后,蒋介石破例单独接见他,询问他在胡宗南处的工作情况。蒋介石对他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事后,胡宗南召见申健,对他慰勉有加。
在敌人的心脏进行地下工作,时时充满危险。申健凭借大智大勇,多次转危为安。当时三青团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组织,任何地方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一天,一个三青团员向他报告:“桃胡巷15号发现了一个大疑案,警察局已经把这个住宅包围了,准备动手抓人。” 申健立即意识到那是王石坚的住宅,内设有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他深感情况危急,和陈忠经研究后,决定马上通知王石坚。
由于没有电话,只有派人去报信,谁去都意味着危险。危急时刻,申健挺身而出,说:“你们都有妻小,我独身一人,无牵无挂。我牺牲了只是我一个人,我去。”赶赴现场后,申健凭借胡宗南亲信的身份稳住了局面,化险为夷。
为了长期埋伏而不暴露党组织,申健和战友们郑重约定,如果有同志不幸被敌发现,敌人有意或无意地派他们中另一人去审讯、执刑,在无法营救那位同志时,执行者必须毫不犹豫地依照敌人的指示去做。而被执刑的同志,在临终前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共产主义理想深埋心底,以保护其他同志。
抗战胜利后,申健调任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这一职务经常能接触到胡宗南的核心文件资料,因此他为党组织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申健和夫人熊汇苓
1946年春,胡宗南决定派申健去美国留学。当时熊向晖的姐姐熊汇苓,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申健和熊汇苓情投意合,两人因共同的理想、信仰走到一起。
1947年,申健赴美国西保大学学习,1949年7月回国。从这时起,他由申振民改为申建,寓意献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字加了单人旁,从此正式改名申健。
新中国成立后,申健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历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司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驻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驻印度大使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3月23日病逝。
作者:水新营
今日重庆传媒集团《红岩春秋》出品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