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是电影重镇

来源: 今日重庆   编辑:李世维 2016-08-26 09:22:50

QQ图片20160824160415.png

 

  说起中国电影繁盛地,很多人一下子想不起重庆。但无可争议的是,70 多年前的重庆,是当时中国电影制作发行的重镇。
  
  当时,重庆集聚了中国主要的制片厂、发行机构和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所有精英。他们不仅是重庆抗战电影的中坚力量,也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QQ图片20160824160434.png

 

  在重庆,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谍战大片《孤岛天堂》;在重庆,开创了中国纪录片摄制的先河, 《民族万岁》 《西藏巡礼》等先后问世……
  
  抗战期间,重庆 4 家大型电影机构,拍摄了 200 多部各类影片,对中国电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QQ图片20160824160443.png

QQ图片20160826093815.png

 

  大批电影精英来渝
  
  位于渝中区观音岩的抗建堂,古朴的风格看上去与周围的高楼格格不入。70 多年前,这里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的厂址。
  
  1938 年 9 月 27 日,中制由武汉迁来重庆,选址观音岩纯阳洞。
  
  那时的纯阳洞还是一个荒凉的小山丘。
  
  中制团结了众多进步电影工作者,如史东山、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郑君里、舒绣文、张瑞芳、秦怡等,职员从最初的 220 人增加到 466 人,成为当时大后方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制片基地。
  
  比中制来得更早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中电在 1938 年初从芜湖迁来重庆,在南岸玄坛庙黄家巷租下一幢别墅作为场址。中电旗下则拥有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人美、吴茵、顾而已、金焰、高占非、沈西苓、孙瑜等一批优秀电影工作者。

 

QQ图片20160824160453.png

 

  1942 年和 1943 年,直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也先后在重庆成立。
  
  “这无疑让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获得了注入式发展。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虞吉说,正因为重庆抗战电影的产业基础是官营电影体系,加上当时正处于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也决定了重庆抗战电影“鲜明的正统色彩”,当时重庆出品的每一部影片都是抗战的有力武器,呈现出与此前电影完全不同的特质。
  


  重庆抗战电影成中流砥柱
  
  没有多少人见过这样奇怪的启事:“昨天场场客满,售座记录突破任何一切巨片。”“已看过者请勿再看,以免场场拥挤;未看过者敬请早临,以免向隅。”
  
  1940年2月, 重庆有影院居然在报刊上刊登这类启事。
  
  当时的影市之火,可见一斑。
  
  据统计,当时“中电”出品的影片平均每月有 7 万人观看,换言之,每天有 2000 余观众;而“中制”方面,平均每天有该厂出品的一部半电影在放映,全国人口每250 人中即有 1 人看该厂的电影。

 

QQ图片20160824160503.png

 

  抗战期间什么电影最火?恐怕要算中制出品的《日本间谍》了。该片根据意大利人范斯伯的自传《神明的子孙在中国》改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1943 年 4 月,影片在国泰、唯一、抗建堂等三家影院首映,场场爆满。甚至在抗战胜利后,该片还在上海大光明戏院连映 40 多天,创下了战后国产电影的最高卖座纪录。

 

QQ图片20160824160516.png

QQ图片20160826093712.png

 

  而其他如《塞上风云》《长空万里》等,上映时也常常爆满。
  
  抗战期间,重庆摄制的纪录电影也达到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涌现出大量品种丰富的纪录片,包括纪录片种类中的“重头戏”——大型综合性纪录片。比如,由郑君里编导、历时三年远涉数省完成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讲述了汉、蒙、回、苗、彝等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各民族人民身处抗战大潮中的踊跃表现。
  
  《中国电影发展史》 曾对重庆抗战电影如是评述: “这时期的电影无不宣传了抗战思想,描写了抗战现实。尤为可贵的是其中的大部分影片,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发动群众抗战,表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构成了这一时期抗日电影创作的基本主题。”
  
  当时的上海和香港,虽也有少量直接或间接反映抗战的影片,但大多数仍为营利性的娱乐消闲片,只有重庆电影界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因此重庆出品的电影也成为抗战电影的中流砥柱。
  
  “重庆电影使娱乐变成了教育,使闲散悠逸变成了勇敢进取,都是慷慨激昂的抗战故事,我们再也不要看些风花雪月浅薄无聊的作品了。”著名戏剧教育家余上沅当时在 《时事新报》上这样评价。


  
  南方局和周恩来大力支持
  
  “拍这样的片子很有意义……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一下。 ” 1938年, 导演司徒慧敏在重庆向周恩来汇报电影 《血溅宝山城》的情况,周恩来对电影给予高度评价。
  
  这让司徒慧敏瞬间有了底气。
  
  事实上,《血溅宝山城》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最早公开宣传抗日的一部影片。
  
  研究者说,抗战电影所取得的成就,与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密不可分。
  
  著名演员张瑞芳抗战期间到重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张瑞芳回忆录》中说:“我们那时虽然很穷,但精神上却很开朗。周总理常利用请我们吃饭的机会,给我们讲形势,我们也向总理反映情况,他心平气和地听。”

 

QQ图片20160824160528.png

  1940 年代的韩版帅哥影帝金焰

 

  当年在重庆,电影演员项堃与阮斐结了婚,有了孩子,但阮斐没有奶水喂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后,专门派人到医院看望,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让项堃夫妇十分感动。
  
  秦怡来重庆时还是 16 岁的学生,抗战期间她在重庆生活了 6 年,重庆是她艺术生涯开始的地方。她在《回忆在重庆的日子》中写道:“我演了好戏,有了一点点成绩,他们(指周恩来和邓颖超)就鼓励我;我演了坏戏,他们就教育我;我生了病,邓大姐还亲自来探望。连我的孩子当时有病,周总理在 1957 年还记得是胃病,还问我是否好了?这一切,使我在幼稚的心灵中,开始树立了要做一个好人的人生观。”

 

QQ图片20160824160538.png

  1940 年代的秦怡

 

  这是后来的研究者的评价:“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抗战电影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为大后方文化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重庆的战时电影不仅代表了民族政治利益的声画宣谕,而且影响深远。战后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在内容上与大后方的抗战生活密切相关,并大量使用纪实手法,促成了战后中国电影的辉煌。”

 

QQ图片20160824160545.png

  1940 年代的白杨

 

  电影发行下乡出国
  
  为了让电影更加深入民心,“电影放映总队”和中电流动放映队还将电影送下乡,送进部队。中电的流动放映队分别下辖十个分队和六个组,映区达十余省,形成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流动(义务)放映网,映出场次和观影人次都创下历史之最。
  
  而放映业与制片业的同步发展,也保证了电影作用的充分发挥。
  
  抗战期间,重庆也成了中国的电影发行中心,除集中了国内的一些电影发行机构外,国外的如苏联亚洲电影公司,美国的米高梅、20 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华纳、哥伦比亚等均在重庆设有发行机构。
  
  所以, 当时重庆除了在国内发行影片, 还向苏联、 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缅甸、印度、泰国、新加坡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一大批抗战电影通过各种国际性社团或中国驻外使馆向国外发行,并在各国大都市放映。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影片也在重庆各影院放映。仅1944 年,在重庆放映的 870 部影片中就有 614 部是外国影片。中外电影的双向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电影向外国进步电影学习,提高中国电影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使重庆抗战电影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化阵营中更充分地发挥了作用。
  
  抗战时期的重庆电影,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电影编、导、演和制作人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 文|李 珩 图|李炼

热门文章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