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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周刊 为民主发声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13 2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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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周刊创刊号上的发刊词

  抗战胜利后,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民主》周刊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刊物,主要报道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此外还有一周时事述评、一周大事记、随笔、各地通讯等内容。《民主》周刊从1945年10月13日创刊至1946年10月30日被迫停刊,共出版了54期,尽管只有1年多时间,但她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年来有志之士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过程,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政治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起到了积极作用。
  
  承续《生活》周刊
  
  揭穿蒋内战阴谋
  
  关于《民主》周刊,不得不提到这样一个人——徐伯昕。1926年,他协助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1933年被国民党查封),宣传进步思想,1932年一起创办生活书店。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生活书店成为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革命书店之一,深受广大读者的爱戴和支持。当时,生活书店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卖国投降政策,唤起民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徐伯昕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以书店“老板”的公开身份,积极团结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深受长期战争苦难折磨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面玩弄“和平”手腕,一面却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此时,抗战期间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提高人民的觉悟,急需创办一些进步刊物,反映我党和人民群众的意见。根据这种情况,徐伯昕在抗战刚一结束就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约请郑振铎等筹办一个刊物,以继承《生活》周刊。为便于向国民党政府登记,就不再以《生活》为周刊名,而改用《民主》,刊头采用邹韬奋的手迹,由郑振铎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狄斯、罗稷南为编委,主要编辑工作先后由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等担任。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4位知名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一切筹备就绪,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出面,约请上海文化界名流,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并请到会的朋友提供稿件,现场得到大家积极响应,一致表示全力支持。
  
  “我们不仅仅在谈,我们要身体力行。”
  
  《民主》周刊系十六开本,刊名阴文套色,每期异色。按照《生活》周刊的传统,每逢星期六出版。
  
  郑振铎亲自撰写了《发刊词》:
  
  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中国国民,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我们只有几颗赤热的心,我们愿意看到中国向好处走。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了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我们希望:中国在以十四年来无数国民的血肉争斗得来的最后胜利之后,能够尽快的进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货真价实的四强之一。我们要以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参与、来督促这建国大业的成功……我们很惭愧,在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今天,还在谈民主,还在谈宪政,然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在今天,我们却要不含糊的在谈民主、谈宪政,我们不仅仅在谈,我们要身体力行。我们要打破一切建国的障碍,我们决不愿意退后。
  
  《民主》周刊面向大众,主要反映广大读者关心的重要事件如国共关系、和平谈判、物价上涨、肃清汉奸、严惩贪污等,并及时揭露国统区的政治丑闻和惨案,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国家前途计而进行重庆谈判。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经过43天磋商,在重庆桂园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对此,《民主》周刊在第二期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登机的照片,并对《纪要》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指出“大抵所解决者,都为原则上理论上的主张,而悬而不决者却都是些现实的大问题”,“谁能牺牲政治的权益而为人民们求谋福利,他便会得成功”。
  
  为了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反映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民主》周刊在第六期上发表了《我们反对内战》的文章,指出:“谁继续内战,谁扰乱人民的安宁,谁阻碍了和平,谁便要为国民们所共弃!……只要谁肯退让,谁先停止开枪,谁便是老百姓们的‘恩人’。”这一期还登载了周建人的《人民需要和平反对内战》,其中提到:“在此长期抗战以后,接着再来一个内战,人民断乎吃不消。这事情关系人民的生活与生存太深,威胁太大了,如何可以缄默不说?” 这期的编后记也指出:“内战、内战,这不祥的字眼,我们写来都觉得痛心,却不知道在打内战的人作何感想!更不知道发动内战的人作何感想!广大的不愿见内战的人民,是应该起来说话的时候了。”
  
  这年12月1日,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集会,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遭到军警袭击。中共地下党员、青年教师于再和3名学生惨遭杀害,史称“一二·一”惨案。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第一起震惊全国的血案。对此,《民主》周刊在12月15日出版的第十期上刊登了郑振铎署名文章《由昆明学潮说起》。文章如实记载了这场惨案的经过,认为平息学潮的办法“应该是极力尽快的企图谋国内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示国人以大信,有避免武力冲突的决心,有实行民主政治的步骤地表现。那么学潮自然会平息下去的。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任何不同的争论都应该用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处之的”。同时,周刊还发表了郭沫若、茅盾等18人为声援昆明学生而写给昆明各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并转全体师生的慰问信。接着,《民主》周刊又在第十一期报道了“一二·一”惨案中昆明西南联大被暴徒狙击围打死伤同学名单、昆明七大杂志向当局提出的《严重抗议》、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公祭昆明死难师生的《祭文》和被暴徒狙击围打死伤同学的名单和照片。
  
  1946年2月10日,不久前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重庆又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施复亮等民主战士和新闻记者60多人被打伤,造成了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对此,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在《民主》周刊第十八期上分别发表文章,除向被殴人士表示慰问外,更质问蒋介石集团:“手持铁条的打手到底有何背景?”“宪兵警察所司何事,为何不出来逮捕打手?”“难道他们竟是帮凶?”向人民揭示“陪都血案”的制造者就是国民党当局,将其假和平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
  
  6月,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阎宝航、吴耀宗、陈震中等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毒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后,《民主》周刊第二十七期出了专刊,郑振铎、周建人、罗稷南、许广平分别撰写《悲愤的抗议》《抗议暴徒殴打我们的代表》等文章,要求惩办凶手,揭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日甚一日,并警告美帝国主义者,赶快放下“援助”的屠刀。
  
  “一本刊虽然被生生的扼死了,但永远不死的是她的精神。”
  
  作为进步的革命刊物,《民主》周刊为民立言,对国民党的反对统治与行径发出了愤怒声讨和严厉谴责。一篇篇极富战斗性和思想性的檄文,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自然引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因此,《民主》周刊从创刊之始就一直遭到各种破坏:创刊号发行的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就票传发行人,责问他“为什么原稿不送检而径自发表”;在第六期交由批报人发售时,曾被全数运到某处,并警告批报人以后不得再卖;有的报摊更受到严重警告,不准再经售,甚至还有报贩因售卖所谓“违警刊物”被逮捕。
  
  为此,《民主》周刊的编辑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组织文章,研究斗争策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郑振铎在第九期撰写了《我们的抗议》,责问国民党:“我们不明白本刊有什么理由会遭到这个运命。我们曾屡次说明我们的态度和主张。我们坦坦白白的披露我们的所信的与我们的所要说的。我们的刊物是依法登记的,有什么违法的地方!究竟‘违’的‘警’是什么‘警’呢?我们实在想不出本刊有任何‘违警’的地方。我们希望那些便衣人物的非法行为,应该立刻加以制止!我们不愿被‘窒息’而死,所以我们不能不抗议!”马叙伦在第四十九期上也写了《民主是禁不了的》一文,指出:“终究《民主》要被封禁的,因为我们牢牢守着民主的态度不肯附和政府的主张。……但是,民主是永远封不了的,我们写民主的人们,不上断头台,不进集中营,总会和读者握手的,等着吧,《民主》如果被勒令停刊了,他又给民主大宣传一次。我们又有什么不值得。”
  
  由于《民主》周刊旗帜鲜明、敢于公开批判和坚决主张民主,在出刊1年后,遭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下令查禁。1946年10月31日,《民主》周刊出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后,被迫停刊。休刊号上登载了17位民主人士的文章,这就是郑振铎的《我们的抗议》、叶圣陶的《又来挽“民主”》、柳亚子的《此时此地更有何话说》、余审之的《我不承认民主是休刊了》、罗稷南的《并非抗议》、天顽的《争取民主与言论自由》、马叙伦的《民主是封不了的》、吴耀宗的《黑暗与光明》、周建人的《民主也停刊了》、寒松的《真假分明》、郑森禹的《人民的口封不住》、贺依的《吟罢低眉无写处》、吴晗的《是谁绞杀了民主》、田汉的《天下那有民主而会休刊的?》、蔡尚思的《民主的休刊与评价》、许杰的《事实的证明》、求思的《民主不死》。大家激愤地表示:“我们并不退缩,也不灰心绝望。一本刊虽然被生生的扼死了,但永远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虽被扼死,但不会是没有后继者的。她会复活的!凤凰从火焰中重生,那光彩是会更灿烂辉煌的。”“《民主》是永远封禁不了的,本刊终有再和读者见面之一日!”
  
  《民主》周刊从创办到最终被取缔,标志着一大批志士为民主而斗争的过程。其间,他们的思想也随之改变,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当时中间势力政治倾向的变化,以致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政局变化。
  
  作者/赵毅
  
  原文刊载于2014年8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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