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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6-11-21 15:23:27

  苦思救国新路
  
  “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是刘伯承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显示出刘伯承选择信仰时的慎重态度。

青年刘伯承(东方IC ).png

青年刘伯承


  1923年9月,刘伯承在川军一次战斗中右腿中弹重伤,多亏救治及时,没有被截肢。但是军旅倥偬的刘伯承却因祸得福,一段时间里,他难得清静地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时间。
  
  在成都治疗腿伤期间,刘伯承开始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当初少年壮志,满怀富国强兵的理想投身辛亥革命,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一场一场艰苦战斗打下来,头部中弹,渺去一目,九死一生,方历练成“川中名将”。但是,12年的奋斗,只换来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百姓生活没有丝毫好转,他却陷入新旧军阀争斗的怪圈,做了军阀之间你争我夺的棋子。刘伯承模糊地意识到,旧的这条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应该找一条新的道路。
  
  然而长路漫漫,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就在这时,刘伯承邂逅了老友吴玉章。
  
  吴玉章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并以此为阵地,带领青年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认识了年轻英俊的杨闇公。此人是潼南双江人,已经从事革命活动多年。15岁时即在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18岁时就曾秘密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19岁时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参与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回国后,思想逐步转向共产主义。
  
  这年吴玉章年45,刘伯承年31,杨闇公年25。3人年龄悬殊虽大,却志趣相投,彼此之间引为知交和同道。刘伯承佩服吴、杨两位革命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对中国现状透彻的真知灼见,力图改造社会的才干魄力,视之为人生良师。吴、杨二人也对刘伯承推崇备至。这期间杨闇公的日记中频繁出现刘伯承的名字,称刘伯承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罕见”,赞他“有远大志向”,“机警过人”,“很勤学”,大脑“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
  
  对信仰慎重选择
  
  当时,杨闇公和吴玉章正在成都筹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这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是杨闇公和吴玉章在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的共产党人没有产生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开展的建党活动。他们非常希望刘伯承也加入到这一事业中来,共同致力于社会革命。因此,1924年1月13日,在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天,杨闇公同另一位成员到刘伯承家里,动员他加入。
  
  杨闇公原以为以他们的交情和相互了解,刘伯承会一口答应。不料结果却让他大为意外。
  
  刘伯承非常诚恳地拒绝了杨闇公的要求。他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研究,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襟怀坦白的杨闇公遭到拒绝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刘伯承更加“起敬”,在日记中大赞刘伯承对信仰的态度“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了万万倍”。
  
  杨闇公的赞叹,道尽了刘伯承对信仰选择的慎重。当时的中国,由于社会思想激荡,各种思潮蜂起,有点儿知识文化的人,都在谈论新思想,其中固然有不少有识之士,但更有许多人是一时的“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简单盲从,视主义为“时髦”,追求新鲜刺激。就连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中,就有多人脱党退党,中途分手。例如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接受社会主义新思想后,即于1920年南下广州创办《广东群报》,大张旗鼓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谓领风气之先;而在参加完党的一大后不久,他却开始质疑共产主义,政治热情骤降,与党分道扬镳。而后摇身一变,跻身国民党高层,以“左派”自诩。而在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员中,也不乏这种人。例如参与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苏俄留学的廖划平,此人颇有能耐,曾经风云一时,在党内爬到相当重要的职位,然而被国民党逮捕后就叛变了,当了军统特务头目,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比起这些人,刘伯承选择信仰的慎重态度是何等的令人敬佩!
  
  坚定信仰不改初衷
  
  刘伯承虽然觉得杨闇公所说的共产主义道路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一口答应。作为第一步,他谢绝了一切以爵禄相诱,劝他回旧军队任职的人。而后,他日夜攻读各种学说进行对比,经常手不释卷,一直读到深夜。一次朋友去看他,见他手里拿着一本马列主义的书,竟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仅是研究,刘伯承尚感不足,他还需要实际感受共产主义运动。于是在1924夏,他又随吴玉章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作社会考察。在北京他见到了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才华横溢的赵世炎,了解共产党在北方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在上海他经历了著名的“五卅”运动,亲眼所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广州他目睹了省港大罢工……一路行来,刘伯承心潮澎湃,深受鼓舞,他对吴玉章畅谈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
  
  经过两年多的探讨,刘伯承终于明确了自己的选择。1926年5月,刘伯承由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的新生涯。这时他已34岁,正是而立之年。
  
  刘伯承入党后,即被国共两党中央委以重托,负责四川军事工作。为在长江上游形成革命局面以配合武汉的北伐,他与杨闇公等人筹备领导了著名的泸顺起义。为此,他奔波于川粤两地,与杨闇公、朱德等人精诚团结,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老关系争取川军将领参加起义,全身心投入起义准备工作。
  
  1926年底泸顺起义爆发后,刘伯承作为这次起义的军事总指挥,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先是赶赴顺庆主持工作,顺庆失利后,他带领泸州驻军坚持斗争。外有军阀虎视眈眈,四顾兼敌;内有义军素质参差,人心不齐。刘伯承夷然不惧,雷厉风行地对泸州施以全面整顿,率领大家以坚定信念坚守泸州,直至“三三一惨案”发生,四川军阀公开投靠蒋介石,泸州城被优势兵力围攻而失陷。领导义军短短数月,他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可谓九死一生。最终,刘伯承历经千难万险到达武汉,而后下长江,赴南昌,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重庆开县刘伯承故居,他的部分骨灰埋在此地.png

重庆开县刘伯承故居,他的部分骨灰埋在此地


  而他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出生入死之处不胜枚举。刘伯承曾经自己统计,他先后负伤达9处:
  
  左脚一伤;
  
  颅顶一伤;
  
  右眼一伤,这是重伤,险些丧生;
  
  右腿股动脉一伤,这也是重伤,险些丧生;
  
  左臀部一伤;
  
  左腿腓肠肌受伤,这一伤损破了神经,一度拐腿不能走路,后以坚强的毅力艰苦锻炼,终恢复正常;
  
  右腿腓肠肌侧面一伤,因弹头入皮下不深,自己即时用手指抠了出来;
  
  左脚侧边一伤;
  
  右手侧面一伤。
  
  刘伯承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正如他在50岁时所作的《自铭》中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作者 简 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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