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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布尔什维克”苏灿瑶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16 09:31:52

■苏灿瑶(摄于1965年).jpg

苏灿瑶(摄于1965年)

  他是一个党外人士,却在白色恐怖中千方百计地支持和掩护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因此被人们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他就是江津笋溪中学校长苏灿瑶。在他的协助下,当时綦江和江津两县共产党组织领导机关“中共(江)津綦(江)边区特别支部”在笋溪中学秘密成立。从此,这里的革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川黔边界上的一个红色据点。
  
  不一样的校长
  
  笋溪中学位于江津县南部山区蔡家岗笋溪河畔,一条美丽的笋溪河从贵州省习水县大毛坡金顶山北麓一路欢歌而来,流经蔡家岗,学校因此得名。当时,这所学校面向江津南部山区和毗邻的綦江、合江以及贵州的习水、赤水等地收生。这所学校,曾发生过学生驱赶校长、学生殴打区长等事件。当局对此焦头烂额,认为山区的学生桀骜不驯,因而迫切想物色一个精明强干的校长。1946年,由抗日将领夏仲实推荐,37岁的苏灿瑶被国民党江津县政府“举贤”为笋溪中学第四任校长。
  
  苏灿瑶,江津本地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38年从成都回到江津白沙聚奎中学任教,翌年奔赴抗日前线,出任第七十八军军长夏仲实的秘书,1940年6月返乡,立志终身育人,先后在川东师范、重庆女师、国立女师附中、白沙女中以及聚奎、三楚、至德等中学任教。如今,面对如此棘手的学校,育人经验丰富的苏灿瑶倾听合理建议,选聘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协调处理好地方各派的关系,使学校面貌迅速得以改观。
  
  抗日战争结束时,江津、綦江两县城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多次破坏,党员遵照指示全部外撤和疏散。1945年秋,上级党组织派向天培、但林文夫妇来川黔接壤处的江津、綦江两县边界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向、但夫妇俩先在蔡家乡龚氏私立小学以教职作掩护,发展了这里的第一个党员凌照远。1946年秋,暗中了解到向天培、但林文真实身份的苏灿瑶,同意聘请二人来笋溪中学任教。
  
  当时,向天培的秘密身份是地下党綦南工委副书记。来笋溪中学前,他按照党的工作纪律和原则,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个校长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苏灿瑶了解党,支持革命。他读书不少,他家所藏的马列书籍在江津县是首屈一指的。”正因如此,向天培在这里才会有广阔的活动天地。
  
  学校所处的蔡家,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国民党政府第二区区署机关和国民党二区区党部就在学校附近的蔡家街上,特务很多。白色恐怖中,苏灿瑶明里暗里对地下党的活动进行保护。他与向天培配合默契,可说是心照不宣。
  
  虽然如此,当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发展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经中共綦南工委批准,向天培在这里秘密成立了中共津綦边区特支,向天培任书记,任务是统一领导当时江津、綦江两县党的工作。特支在教师、校工、青年学生中,特别是在当地农民中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他们阅读,如邹韬奋的《经历》、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等,分析当时形势和农村阶级斗争特点,对发展对象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和信念。在组织发展上,向天培严格要求同志们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严格标准,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很快,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分布在江津、綦江、习水、赤水四县毗邻乡镇。
  
  巧妙应对敌人
  
  当时,笋溪中学一个有反共倾向的教师发现学校有中共党组织在活动,而且苏灿瑶在暗中庇护他们。一天,这个教师与国民党江津县参议员王钦青一起拦住苏灿瑶,对他说:“学校的向天培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他喜欢找学生谈话,客人又多,行踪可疑。你将他解聘算了。”
  
  有趣的是,向天培到笋溪中学就是由王钦青介绍的。苏灿瑶立即回应说:“王兄介绍给我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哟?找学生谈话是老师的职责。对现实不满,有几个客人来往,怎么就说成是共产党?老实说,现在是内战连连,民众困苦,还有好多人心里能满意?据我观察,向先生教书很负责,学生欢迎,解聘了恐怕学生和家长不依哟……”一席话说得对方答不上话来。事后,苏灿瑶将此事告诉了向天培。他还说:“我虽不在党,但相信我,我会用自己的生命担保你的安全。”这话令向天培感动万分。
  
  在白色恐怖下,在残酷无情的斗争环境中,党组织的斗争更讲策略和方法。特支坚持教育组织群众开展对敌秘密斗争,引导大家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他们办墙报、组织读书会、举办讲座以及其他纪念活动等,这是比较公开的活动形式,也是一种合法的斗争方式。学校青年学生和附近农民踊跃参加,他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学生们办起了《芙蕾》、《新笋》、《拓荒》等墙报,主编都是地下党员,墙报定期出刊,连续刊登进步文章和一些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小品和漫画,起到了匕首和投枪的作用。
  
  第二区区长邓荫黎是个国民党党员,曾在夏仲实将军部里任过团长,与时任夏部秘书的苏灿瑶是熟人,但两人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一天,邓荫黎来到学校,对苏灿瑶说:“我听说有人在你学校搞赤化宣传,学校有共产党?”苏灿瑶回答:“你莫要开这么大的玩笑哟!你是这里的区长,你都知道这学校里全是些不懂事的山区孩子,好些还是绅粮子弟,能搞什么赤化呀?”他接着拍了拍胸脯,又说:“要是真有什么共产党在活动,我还不知道吗?这些就请老兄放心是了。”邓荫黎无话可说,只好离开。
  
  向天培常在党的秘密会上赞扬苏灿瑶应对得巧妙。有一次,向天培批评了一个同志。这位同志在苏灿瑶家借了一本胡绳的《思想方法论》,这在当时是本“禁书”,他看后就顺便放到桌上,这可是当时党的组织纪律所不允许的。向天培发现后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同志:“苏校长的书就更不能随便乱摆,出了事怎么办?他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学识渊博,读的马列著作很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对这样忠诚的好朋友我们更应该加以爱护。”
  
  “一切唯我是问”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破获,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重庆及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转移一批同志到江津偏远农村。6月,上级党组织发来通知,因笋溪中学地处川黔边界山区,要设法接收并掩护从重庆疏散来的《挺进报》支部成员文履平等5名同志。苏灿瑶没有半点犹豫,立即安排自己的妻子诸有常让出了教师岗位,并作好准备,以安置新来的地下党员。很快,文履平带领一个小组分头秘密来到这里。苏灿瑶非常支持这些新来的同志,分别安排他们担任国文、英语、数学等学科的教学工作,使其得以隐蔽下来,继续开展斗争。
  
  这些新来的党员组织关系并不在这里,但他们积极配合特支的工作,给这里的党组织增添了新的力量。他们积极投入到学校的各种讲座、报告会、读书会等活动中,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教农民识字、算数。文履平在一次学生集会上分析平津战役后的战争形势,大家听了无不激动振奋。
  
  不久,县城里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了朱近之和刘永怀两位共产党员。情况万分危急,苏灿瑶的妻子诸有常在白沙镇得到消息后,马不停蹄地连夜送信到笋溪中学,苏灿瑶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向天培等同志处理好党的文件,并暂避乡下;自己则巧妙周旋,应对前来查问的敌人。
  
  危急情势下,留下来的地下党员在苏校长的协助下仍然坚持开展斗争。1949年“五四”青年节,苏灿瑶主持学校师生举行的纪念集会,操场讲台上方高挂着鲁迅画像,从重庆疏散来的地下党员石大周上台介绍鲁迅的作品,宣讲其战斗精神。为了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的热情和斗志,让他们认清形势,敢于斗争,石大周还给学生们出了《给蒋介石先生一封公开信》的作文题,许多学生都写得真实切题,表现出迎接黎明的决心和勇气。
  
  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少将处长周开庆是个特务头子,他耳闻江津有“共党分子”活动,便到江津侦缉共产党。一天,他在峡滩场遇见苏校长,便问:“听说你们学校有共党,有个叫石大周的还教老百姓和学生扭延安秧歌,教他们骂蒋总统?”苏校长回答说:“这个人教书还很认真。只是人年轻,爱发些牢骚。他要真的是共产党,肯定不会多说的……”周又说:“谨防共党在你校的活动,出了事你要负责。”苏校长回答说:“我绝对负责,一切唯我是问。“
  
  上级党组织指示特支书记向天培到川黔边界处的川南古叙地区领导武装斗争。怎样才能以合适的理由离开学校呢?向天培与苏灿瑶进行了一夜的长谈。商定之后,第二天,苏灿瑶就对外宣称:“向老师家有财喜,因为有笔生意在贵州,所以他要去打理一下……”这样,向天培的突然离去就没有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直至向天培返回,许多人都还不知他外出的真正原因。
  
  临近解放时,津綦边区特支及其所属的蔡家地区的党组织秘密印制了《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联合政府》等文献,散发到各支部,组织大家阅读、开展宣传,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而苏灿瑶则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及威望,机警地掩护着党的活动,成为党最可靠的朋友。当时,伪区长常来学校旁敲侧击问情况,特务也时不时来学校询查。这些人或刺探,或威吓,或警告,但苏校长总是佯装热乎,又是叫苦,又是保证,还假装叙旧……如此巧妙周旋,把他们一一打发走,保护了这里的党组织。
  
  听从党的安排
  
  津綦边区特支在笋溪中学扎了根,星星之火,迅速燎原。1949年7月,上级决定将这里的党员划归中共江津县委管理,此时,津綦边区特支也发展成8个支部,党员人数达到104人。党员除笋溪中学的教师、学生、校工外,更多的是江津蔡家地区几个乡镇的农民和毗邻的綦江、合江,贵州习水、温水县农民。
  
  这些党员利用各种关系,深入到各自熟悉的乡镇,做地方武装人员的策反工作。有的在各自岗位上进行革命宣传,迎接解放;有的则打入国民党的伪乡政权,任乡队副、保队副等等,控制了一定数量的地方武装,为江津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解放后,他们成为征粮和清匪反霸主要领导力量,全都参加了新政权的建设工作。
  
  其实,青少年时代的苏灿瑶就曾追求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早在1928年秋,19岁风华正茂的苏灿瑶就在成都等地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四川广汉兵变后因联系人失踪而脱党。在聚奎中学教课之余,他指导学生阅读苏联小说及其它中外文学名著,带领学生下乡演出,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苏灿瑶在成都与好友奔赴延安受阻后,毅然到抗日将领夏仲实部任秘书,并极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苏灿瑶还是个作家,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反映抗战和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笋溪中学时,他曾向向天培提出希望能恢复党组织关系或重新入党。为此,1949年上半年,他专程赴重庆找到上级党组织有关负责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的回复却是:“你是知名人士,若能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会更大。笋溪中学党的活动就开展得很好嘛!”苏灿瑶听从了党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灿瑶历任江津师范学校、江津初一中校长等职,是江津县一至六届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1979年3月16日,他在江津专区体校的工作岗位上突发急病离世,享年70岁。
  
  作者/庞国翔
  
  原文刊载于2013年4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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