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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日子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10 09:19:15

王国维.jpg

王国维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即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也就是国学。1925年2月,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在此背景下创办了国学研究院。筹办之初,就确定聘请“国内硕学重望”者设帐清华。王国维正是这样的学术大师。
  
  3月,王国维受聘入国学研究院为导师,至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在清华园度过了他50年短暂生命中最为惬意的时光。
  
  “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
  
  1924年秋,清华学校筹办国学研究院时,校长曹云祥聘请胡适入国学研究院,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梁任公即梁启超,王静安即王国维。在《胡适书信集》中,记录了他们在此期间有过多次书信联系和往来,互为切磋学术,而更多的是胡适向王国维讨教。
  
  清华学校听从胡适的意见,向王国维发出聘请。王国维何尝不为之心动。但因他是溥仪敕封的五品“南书房行走”,倘若应聘上任就怕不能与所谓的清室往来了。他把这种顾虑告诉胡适,表示将在一个星期后给予明确的答复。
  
  1925年2月13日,胡适针对王国维的顾虑复信说:
  
  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尊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后,作为“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自然少了一份俸禄。为报溥仪的知遇之恩,他又辞去了北大通讯导师的职务,拒绝在民国的学刊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他又少了一份导师的薪金和稿费。
  
  为了生活,去还是不去国学院,王国维处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之中。他把自己的顾虑写信告诉了老友蒋汝藻,蒋汝藻知道他的心事,在复信中通达而又实际地告诉他:清华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需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又说:“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强留。”
  
  “脱离鬼蜮,垂入清平”,正中王国维的心思,至于“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更是他的心声和志向。可是他仍以遗老自居,认为受恩五品,并“着在紫禁城骑马”,可谓皇恩浩荡,如果背主而去民国的学校任职,岂不是失节?
  
  据王德毅所著的《王国维年谱》一书描述:
  
  胡适在王国维婉辞清华国学院职时,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答应了,胡先生并请他写封信给静安先生,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所以静安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
  
  另据吴其昌所作《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中介绍:王国维“正当踌躇未决的时候,梁先生(梁启超)转托庄士敦(一个中国国籍的英国人,溥仪的英文教师)代为在溥仪面前疏通,结果经溥仪赞同。当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请‘圣安’的时候,面谕讲学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辞踌躇。于是,先生乃‘奉旨讲学’,应聘迁居清华园。”
  
  心结终于解开,王国维欣然答应去国学院讲学。3月25日,他去信告诉蒋汝藻:
  
  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
  
  国学院聘任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为有别于清华学校的其他教授,国学院称王、梁、赵、陈为四大导师。王国维于4月17日来到清华学校,次日,全家迁至学校。他是到任最早的一位。
  
  清华学校最初想聘他任国学院院长,主持院内一切事务。因觉得自己不是行政人才,他一再坚辞。最终,校方只得让吴宓主持,不叫院长,而是改设办公厅,吴宓任主任。
  
  同年7月17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国学院章程。章程由吴宓起草,主要征求了王国维的意见(当时四大导师未悉数到齐)。章程规定国学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培养目标为:“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王静安先生忽然笑出声来”
  
  在清华园有两个人,只需看他们的背影,就能知道是谁。一是王国维的辫子,再就是梁启超一高一低的肩膀。
  
  五四运动后,西风东渐,清华园内的新派人物多是西装革履,惟有王国维是不变的装束:冬天一袭长袍,外穿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便是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丝绒线帽;平时只穿平底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夏天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
  
  王国维的辫子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迷惑,他的夫人对此也多有不解。一次,夫人边给他梳理头发边嘀咕:“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干什么?”他的回答却耐人寻味:“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当时在北京大学,许多男人的辫子都给学生剪了,可常出入于北京大学的王国维的辫子却毫发无损。这是因为学生们敬仰他,知道这条辫子象征着他的尊严,没有人忍心去冒犯。
  
  女儿王东明对父亲的辫子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她说:“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而怀念着满清皇室,也是实情。”
  
  王国维最初研究哲学,后又研究文学,最后致力于考古学。随着地下发掘材料的增多,研究的兴趣日益增浓。他整天沉浸在安阳甲骨、敦煌简牍、千佛洞典籍之中,所做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垦荒事业。
  
  王国维是个不善应酬的人,所交好友仅二三人,如陈寅恪、吴宓等。一年之中,他仅春节进城给朋友拜年,年拜毕回清华园后,就再也不进城了。他的神态总是沉静和枯寂的,但也会流露出和蔼。他很少开怀畅笑,少有的一次大笑曾被他的同事遇见,这位同事说:
  
  我没看见他大笑过,只记得有一次在一家晚饭席上,无意中遇见他老先生也在座,还是那个劲儿,呆坐,没话,只吃菜,不吃酒。我向来好打哈哈,不管什么人在眼前,我都说笑一阵。当时座中南北的朋友都有,偶然说起北方的土话不通,不禁引起我的火来。我说土话就没有通的,无论南北,譬如北方的“骨里包堆”和南方的“一搭瓜子”,都是一样的不通。又一位接着说:“那么唯有说外国话了?”(那时清华的风气,谈话用英语的很多,所以这位朋友的话里也含有讽刺。)我说,自然“Alltogather”是凡能英语者都懂,通得多!向来一死儿沉默的王静安先生这时忽然笑出声来。我立刻感觉不安,自悔失态了。接着王先生在怀里拿出一盒红锡包的纸烟来,吸得好像颇得味。从那时,我知道他不吃酒,却是吸烟的。
  
  王国维不太管家事,一心只想读书做学问。每月校方发工资,他都悉数交给夫人,只留极少的零花钱,而这些钱多用来逛琉璃厂和买书。小孩子们顽皮,常常打闹追逐,哪怕打闹到他的膝下,他依然捧着书,一心二目就是不离书的字里行间。孩子们进一步,他退一步,不发一言,不分一点神,绕屋退避。直至孩子们把动静闹大了,母亲赶到,才安静下来。
  
  在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个传统的读书人,除了书和学问,就是吸烟和吃零食。母亲知道他的喜爱,家中常备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和酥糖等零食。王东明回忆道:
  
  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等于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他才爱吃。……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桔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跟着他吃。
  
  “他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在国学研究院没有公开课,只负责指导研究生和作专题讲演,也就是大学里讲的上大课。他的讲课,深入细致,旁征博引,引人入胜。讲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时,他会用甲骨金文、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由此对汉字的研究更加细密。学生学会了触类旁通,也由此知道了许多相关的书籍。
  
  他做学问从不妄下结论,在掌握了所有的材料后,才初下结论。然后再把这一结论和相关的问题进行比照,在确定无疑后才下结论。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使很多学生受益匪浅。他的学生姜亮夫深有体会:“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
  
  国学院以研究国学为主,自然要给学生讲国学经典《尚书》。这本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典籍,几千年来注家蜂起,很多注解都莫衷一是,难下定论。王国维在给学生讲《尚书》时,有一段至今仍在清华流传的段子:“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这使学生们感受到他为学的老实,同时也知道了他对国学的自信。
  
  他治学的方法奠定了国学院的学风,同是导师的梁启超对其极为推崇,他说:“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又说:“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暖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
  
  王国维认为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惟有“寻源”这一笨办法。胡适曾开过一个国学必读的书目,在学生中流传。他知道后不以为然,对学生说:“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本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这个读书就是“寻源”的工作,它需结合古籍,用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相互参证稽实。
  
  王国维就是这样一位平实的学者,凡事不喜张扬,只做学问。在公众场合寡言默语,如不是别人提及,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当年的清华员工毕树棠在一次聚餐会上第一次认识王国维,他回忆道:
  
  我正用筷子夹了一块海参,还没到嘴,邻座某君推了我一把,伸手一指道:“瞧!王国维。”……我顺着那人的指尖看去,果然在校长对面坐着一位清瘦而微须的四十多岁的老头儿,红顶小帽,青马褂,身后垂着小辫儿和玄色扎腰,很谦恭而谨静的坐在那里。在大家喧声谈笑中,似乎他总是安静的,沉默的,除举箸停箸而外,什么都不理会。曹校长应酬态度很周到,话很多,看神情每一节话都必问到老先生,他只是微笑,点头,没有很多的回答。饭后,照例有各种余兴,如清唱、谐谈,及诸般游戏,那时便不见他老先生的影子,大概是吃完就走了。
  
  王国维的学问广而深,从甲骨、考古到边疆地理,从蒙古史到词曲,都有超迈前人的造诣。梁启超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绝学”,鲁迅除对他的老师章太炎甚为信服外,赞佩的人惟有王国维,说:“谈到国学,他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在清华学校期间主要进行蒙古史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论文,出版了《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等书籍。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全力研究元朝秘史,意在完成一部专著,可是终究没有完成。
  
  1926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嗣后,自命清室遗老的叶德辉被镇压,此人是一位学者,也留有一条辫子。春夏间,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后,韩复榘部进入河北。次年5月,梁启超在北海松坡图书馆召开茶话会,正式宣布时局动荡,国学院难以为继。他本人也将东渡日本,暂避国民革命的锋芒。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让王国维措手不及。为此,梁启超曾评说:“他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由此痛心入骨,“故效屈子沉渊,一冥不复视。”又说:“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有遗书,其中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这算是对他自沉的交代。
  
  作者/张家康
  
  原文刊载于2017年12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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