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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到“红心诗人”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04 09: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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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祖胜

  20世纪60年代,一部《红岩》小说红遍大江南北,书中刻画的江姐、许云峰、刘思扬等英雄人物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小说中第一个描述的人物是余新江——“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 走出一个匆忙的青年,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浓黑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
  
  余新江的人物原型,是1949 年11月27日牺牲于渣滓洞监狱的革命烈士余祖胜。
  
  工人共产党员
  
  余祖胜,1927年12月出生在湖北汉阳。父亲余桂喜是汉阳兵工厂的钳工,参加过二七大罢工。1935年余祖胜的两个弟弟在饥病中夭折,1938年底哥哥余祖德离开学校入厂做工,余祖胜进入兵工厂子弟小学念书。1941 年,父亲因病去世,迫于无奈, 母亲将年仅1岁的幼子余祖庆送人。
  
  1940年2月,余祖胜进入兵工署第21兵工厂做童工,开始了他的工人生涯。第21兵工厂,由内迁到重庆的金陵兵工厂改建而成。1938年武汉沦陷后,余祖胜父亲所在的汉阳兵工厂西迁重庆并入第21兵工厂,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规模最大、员工最多、管理最完善的兵工企业。
  
  第21兵工厂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极为重视的阵地。1938 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21兵工厂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支部书记李友松,组织委员方楚松, 宣传委员高乾镜。支部直属川东特委领导,领导人为廖志高、王亦清。
  
  1939年9月,兵工厂内成立了以黄致祥为支部书记、陈昌茂为组织委员、张正云为宣传委员的第二届特别支部。他们在第21兵工厂内组织工人斗争,如1939年黄致祥带领工人进行怠工斗争,要求厂方给每位职工发放临时补贴;同时也在工厂里组织抗日宣传队,定期举办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学习进步书报刊如《新华日报》《抗日三日刊》《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周刊等。
  
  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接触了进步思想。1944年夏,余祖胜因不满工厂的不合理现象与主管员张启林发生冲突,第一次被开除出厂。在这段时间里,余祖胜忍受着单调的生活:“不满意, 总是有一些不满意,愤恨自己, 憎恨朋友,我变得苦恼、心烦起来了。”
  
  为了打破消沉的生活,1944 年9月,余祖胜进入半工半读性质的21兵工厂技工学校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进步朋友, 大胆揭露校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反对校方贪污师生伙食费。余祖胜的反抗精神与兵工厂不合理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叶伟才事件”上一触而发。叶伟才是一位进步青年,也是余祖胜的好友。1945年叶伟才考取西康技专而离校,校方阻挠不成斥其为“误入歧途”,为此余祖胜著文《好同学叶伟才》对抗校方,引起校方不满。
  
  这一系列举措导致校方在1946年7月,余祖胜因霍乱入院时,将其以“久旷潜逃”为由开除出校。这是余祖胜第二次被开除。
  
  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是余祖胜失业、失学的一年,同时也是他非常充实的一段时间。这一年,他与工人和农民广泛接触,使他对工人投入了更多的感情:“我同情他们的命运,胜过为我自己的遭遇惋惜,他们之间没有虚伪,更没有像政客那样玩弄手法,他们有一颗最纯洁的心,假若有什么集会,他们都是打先锋,在这块地方可以知道他们的真诚。我觉得除了这个再不能看见这样善良的人。”
  
  在持续的斗争中,在与底层民众的相处中,余祖胜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向党组织靠拢。1948年1月1日,余祖胜经任达哉介绍,被组织批准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接受时任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的直接领导。
  
  文学青年
  
  余祖胜的求学经历大致分为4个阶段:私立道生小学、21兵工厂子弟小学、益智学校、兵工署第21兵工厂附属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他接受的程度较高且较为系统的专业教育是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在技工学校学习的阶段。
  
  在学习之余,余祖胜接触进步文学,阅读《复活》《高尔基和列宁》《彷徨》《前线》《哀西湖》《西班牙诗歌选择》《静静的回流》《阿托诺莫夫一家》《奴隶船》《世界语战时读本》《托尔斯泰散文集》等书籍。正是通过勤奋努力,余祖胜成了一名文学青年。
  
  余祖胜一生留下40多首诗、几篇短篇小说、文章以及一些私人信件,其中多数写于1946年至1947年间。诗文描写了工人、石匠、船夫、渔民、补鞋匠、妓女以及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众,充满了对社会不平等的追问、对人民生活苦难的关注。
  
  在余祖胜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鲁迅的影响。他的日记本上摘抄了鲁迅的有名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 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祖胜一直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在失业、失学的一年时间里,余祖胜和进步青年创办了《火焰》墙报,并将其张贴在第21兵工厂金工村宿舍区最显眼的位置,吸引了大量读者,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仅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
  
  在这惟一一期的墙报上刊登了余祖胜写的发刊词《火焰献词》:“火焰!火焰!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你辉煌万丈的光芒, 照遍了大地阴暗的角落。你强烈的火焰燃烧着魔鬼,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为着真理……我们要唤醒沉醉的人们。”
  
  《红岩》小说中有段文字描写余新江在狱中回忆自己当童工的时候,在嘉陵江边晒太阳的事情,余祖胜的诗歌创作中有一首《晒太阳》正好与这个故事情节相对应:“愤怒的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余祖胜一首《我的家》通过对自己居住环境的描写,反映当时社会底层民众凄惨的生活现实:“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从耗子洞涌进屋来了;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我的家就是一座水牢呵!”
  
  1946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余祖胜以苍扉为笔名的一首诗《阴暗的角落》,这首诗的发表,给余祖胜极大的鼓励。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必须加油学习,向着进步诗人未走完的道路不停留地向前速跑!”
  
  这种通过文学不断拷问现实和抒发自身战斗意识,使余祖胜的工人身份兼备了知识分子的一面。但是他的内心又对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不开出一条新的道路让那些被生活压断了脊骨的劳动者,平稳的走完这人生漫长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缺憾就在此地。”
  
  正是工人与文化人的身份融合,使余祖胜能够以“工人诗人”的身份,用当时社会底层民众所能接受的语言,抨击现实, 憧憬明天。
  
  “红心诗人”
  
  1948年4月,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余祖胜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关押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
  
  被捕后,余祖胜面对“老虎凳”“鸭儿浮水”等酷刑,坚守共产党员信仰,保守党的秘密。在关押期间,和难友们一起坚持学习,巧妙的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
  
  国民党特务为摧毁革命者意志,在狱中人为制造恶劣的生存环境,其中一项就是控制饮水。盛夏的重庆酷热难耐,难友们利用放风的时间寻找水源。13岁的难友蒲小路在帮同志们取水的时候被看守人员发现,遭特务毒打,余祖胜看到后,怒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特务害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息事宁人。
  
  在和国民党看守作斗争的同时,狱中革命者也通过文学的方式抒发心志。有对受刑同志鼓励的诗文,如《灵魂颂》《海燕》;有给亲人朋友的诗文以表思念之情,如《示儿》《献给母亲》;更多的是表达革命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热爱与期盼之情,如《把牢底坐穿》《花》《黑牢诗篇》等等。
  
  在严酷的斗室生活中,这些爱好文学的难友们组成“铁窗诗社”,余祖胜也是诗社的成员之一。1949年狱中春节联欢会上, 渣滓洞楼一室举行了“铁窗诗社”惟一一次诗会,余祖胜虽然很想和诗友们品诗吟诗,却把这宝贵的机会留给了其他诗友,和另一位难友承担在牢门外放哨的任务。
  
  除了用诗文彼此鼓励慰藉之外,余祖胜充分利用自己长期做工的经验,制作了一些有意义的小工艺品送给难友们。他把铁钉磨成雕刀,用收集来的废弃塑料牙刷柄,刻出五角星、短剑、红心的形状。在得到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消息时,他在红心上刻出“V”字,表达胜利的喜悦。正是这一颗颗炽热的“红心”和一首首铿锵有力的诗文,让余祖胜有了“红心诗人”的称号。
  
  1949年11月27日,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枪杀于渣滓洞监狱。他勇敢、热情、忠诚的形象通过史料、诗文真实地保留下来,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也如他所愿:“正义真理一定结得成丰满的果实,自己虽不能享受这些果实,但,我们得相信我们的下代是能够享受的。”
  
  1950年,余祖胜被烈士审定委员会审定为革命烈士。
  
  作者/ 宋江华
  
  原文刊载于2017年1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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