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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郭济民二三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02 0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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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郭济民在重庆授大校军衔

  父亲郭济民,原名郭爱众。1917年1月,出生在山东省益都县郭家庄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求学,追寻新知,立志高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游击队,1955年授大校军衔。
  
  2017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记下几件事情,以纪念这位老兵。
  
  经受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秋,16岁的父亲来到省城济南,考取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成为学校抗日救国会常委之一。
  
  1936年7月,父亲被国民党当局以闹学生运动为名逮捕,关进了省会监狱。被捕后,父亲遭到敌人的刑讯逼供,要求供出共产党组织和学生运动的同伙。
  
  其实,父亲当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不知道共产党组织情况。审讯时,特务问他:“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谁介绍你参加的?”父亲答:“我不是什么党的党员,什么党我也没加入。”特务又对他说:“你年幼无知,不要受共产党的欺骗。”父亲说:“共产党什么主张,我不知道,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事实吗?眼看着华北大好河山,又将沦于敌手,我华北同胞有亡国的危险。我认为进占我土地的,就是敌国。人以武力来,我应以武力抗,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我不知道共产党的事。”特务问不出什么,就露出凶恶的面孔,令棍打父亲20下。打了又问,问不出话又打,一连4次,父亲挨了80棍子。后来他告诉我们,反正挨了打,再咬咬牙就能过去,越打越不知道。
  
  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为表现自己是“包青天”,经常亲自审案,这次也要对父亲过堂审问。父亲早已听说,韩复榘是老粗莽汉,只为挣美名,审案就是走走过场,装装样子,堂上全凭他的心情,高兴就让你活,不高兴就让你死。
  
  那天过堂时,警察把父亲押到韩复榘面前,旁边一人拿着本子,大声报告说,郭爱众是学生,在他的居住处搜出一本《学生暑假工作大纲》和笔记本,其中有亲共言论。
  
  韩复榘看了看父亲,说道:“学生是念书的,暑假还有什么工作大纲?”父亲见状就说:“是呀,暑假工作也就是看看书,写写字,笔记就是随便抄点报纸什么的。”韩听后说:“学生嘛,就是要多看看书,写写字,念书就行。”韩复榘觉得父亲没有什么,就说“过了”。审问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就在狱中等待法院宣判。
  
  当时审判,需要经过检察官起诉,有正式的起诉书。父亲他们这些青年学生就针对起诉书据理争辩。后来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宣判父亲他们无罪。随后,于11月将父亲释放。
  
  后来,父亲向我们回忆起检察官起诉书的内容及自己的答辩内容:
  
  检察官说,你的同学是共产党员,已供认不讳。你与同学住在一块,一起被捕,你也是共产党无疑。
  
  父亲说,我同学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他住西园,我住学校,相距一里多路,检察官毫无调查,与事实不符。
  
  检察官说,在你的笔记中,有时事讨论会的记录,上面有“红军长征进抵川西”之句。你称“赤匪”为红军,你是共产党无疑。
  
  父亲答辩说,时事讨论会是经学校允许备案的合法组织,目的是讨论时事问题,可自由发言。我只是保存这份记录,上边有这些言语文字,不能由我负责。但称“红军”者,亦未必是共产党。
  
  检察官说,在时事讨论会的记录上有“中国的革命须靠劳苦大众”,“劳苦大众”是共产党用的名词。
  
  父亲说 ,中国的农民占80%,他们不为不众,不为不劳苦,劳苦大众就是指的他们。我是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将来要为乡村服务,这是我们的用语,是不是共产党的名词,我不知道。
  
  当时大公报上载有一篇通讯 ,题为《陕北共匪不难肃清》,内容是关于刘志丹发动游击战后的经过。父亲把它剪下来保存起来,这次被捕后也被搜去了。检察官以此为据,说父亲关心共产党的事,因此是共产党。
  
  父亲说,大公报为合法报纸,剪大公报存大公报不算非法。
  
  出狱后,党组织根据父亲在狱中的坚强表现,于1936年12月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得知喜讯后,高兴万分,改名郭济民,立志实现理想,济世救民。
  
  父亲回到学校后,一日,校长检查早操情况,遇见父亲后说了一句“欢迎你出狱,重回学校”,当时就有同学提议,叫父亲讲一讲被捕经过。在一阵欢迎声中,父亲登上讲台,以“一个短短的旅行”为题目,将被捕与出狱的经过一一讲述。演讲中,父亲揭露了国民党特务压迫青年学生的罪恶,说明了在法院“合法斗争”的经过,最后的结论是“救国无罪”。父亲的演讲,赢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父亲的演讲,也激怒了国民党政府,他们随即威逼校长,令其将父亲退学。校长即以“耽误本学期功课三分之一”为借口,令父亲退学。父亲虽经交涉及呈请教育厅,但皆互相推诿而不准。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父亲转到另一所学校,并在那里接受了3个月的学生军训。
  
  抗日炮火中投身军旅生涯
  
  1937年12月底,父亲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组织的泰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部队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43年的军旅生涯。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战斗中,部队伤亡很大,父亲负责两个师的组织工作。他积极调配干部和补充兵员,组织后方保障,确保前线的急需。他也经历了最严峻的生死考验。一次,父亲与警卫员、饲养员来到前线,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父亲当场被震晕,所幸没有受外伤,但留下了听力减弱和眩晕的后遗症,而警卫员和饲养员则当场牺牲。这在父亲内心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多年以后给我们谈起时,都止不住悲伤之情。
  
  1949年1月,鲁中南军区鲁中南纵队一部和国民党起义部队组成了35军,父亲被任命为35军组织部部长,为渡江作战做组织工作。
  
  4月23日,随着中央军委的命令,渡江战役开始。当晚,父亲所在的35军,从浦口一线发起猛烈的攻势,载着部队的千艘木船强行渡过长江,打垮了国民党长江守备敌军,随即攻入南京。第二天凌晨进入总统府。
  
  父亲跟随部队进驻总统府,对总统府进行了警戒清理,随即组织部队清剿残敌,维护社会秩序。
  
  赴朝鲜参战被授勋章
  
  1952年8月中旬,父亲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调任23军69师政委,限期到职,准备入朝参战。
  
  8月25日,部队由苏州地区乘车北上,29日抵达丹东,9月5日经丹东鸭绿江大桥徒步入朝,8日全师通过。10月1日,部队经新义州、龟城、顺川、阳德、马转里到达东海岸乾里、益寿洞、牛达山、水砧里、板桥洞地域,接替友邻第20军60师的防务。12月29日,全师向“三八线”开进。
  
  1953年1月2日,全师到达第一线,开始接替第38军114师的防务,8日接防完毕,师指设在葛田里。接防不久,即与敌交火,全师积极贯彻军党委发出的“积极歼敌,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前沿”的指示,开展小部队活动,打击敌人。到6月25日,防务交与第16军,全师进至伊川东北的梧花洞地区待机。这一时期,全师共进行大小战斗43次,小部队活动574次,歼敌3123人,生俘16人。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是日22点起停火。
  
  1954年7月,父亲被调到23军73师任政委。父亲还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驻扎康定3年再立战功
  
  1955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父亲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7年,藏区分裂主义活动猖獗,经常发动叛乱。同年11月,军委调父亲进入藏区,任康定军分区政委,担负平叛重任。当时康定正处于叛乱局面,参加平叛的部队有20多个团,由军分区组织前线指挥部。父亲到达康定后,随即组织了康南战役。
  
  当时盘踞在理塘拉波、濯桑、木拉等地的“五路民团”有3000余人,盘踞在巴塘东、南两区的“护教军”有1500人,盘踞在稻城贡嘎岭区的叛匪有1500人,盘踞在乡城一区、五区的叛匪有500人。这几股叛匪统一了指挥机构,设置了政务、军务“总理”,由国民党空降特务领导。他们秉承西藏上层旨意,妄想在3万平方千米的地盘上建立基地和进行叛乱活动,以取得西藏和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援,长期与我军对抗。
  
  为消灭这些敌人,我军投入9个多团的兵力,战斗分东、西线相继展开。我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打击顽抗之敌,同时利用叛军的矛盾,分化瓦解。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部分叛军缴械投降,其余均被消灭,叛首大部分被擒获或击毙,我军取得了重大战果,康南战役胜利结束。
  
  接着,我军又于1959年4月打响了石渠色达战役。我军投入兵力14个团又7个营。石渠、色达地区的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由于海拔高,战线长,平叛战斗相当艰难。但是,在中央的领导下,军分区组织精准有力,在我军的猛烈打击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消灭了石渠和色达的叛匪,取得了石渠色达战役的胜利。
  
  在这场战斗中,作为平叛战役的主将之一,父亲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运用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政治工作经验,从藏区的实际出发,在平叛战役中创造了新的经验。
  
  他撰写了《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一文,于1958年发表在成都军区《战旗报》上。他着重阐述了政治工作在平叛中的巨大作用。他把藏区分为四类,根据四类地区民情、政情、敌情的不同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他认为,因为我们提出了充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主张,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政治宣传优势,才将叛乱分子借以煽动群众的“民族”和“宗教”两面旗帜,从少数反动上层人物的手中夺过来。同时,分化瓦解叛匪,使被迫参与叛乱的人员和被裹挟的群众自觉归来,使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从而取得了平叛的胜利。
  
  遭遇人生挫折终得平反
  
  1959年,在彭德怀被错定为“反党集团”首要人物的事件中,上万名党员干部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的待遇。父亲因在执行民族政策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一些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抵制而未能幸免。
  
  在康定平叛的过程中,针对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地方干部的工作作风、叛乱地区的合作化政策等,父亲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少数民族需集中力量解决上层的问题,要保证民族政策的落实,不能太着急;地方干部应减少强迫命令,要做过细的工作;叛乱地区应先解决平叛问题,发动群众,在有觉悟后再搞合作化。父亲的这些正确意见被个别人认定为右倾言论。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父亲坚持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没有什么问题”,这更被有些人确定为右倾行为。因此,父亲于1960年4月被错误地划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
  
  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20年时间里,父亲身心饱受摧残。但他从未向我们提及委屈,也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任何抱怨情绪,始终通过组织的正规程序表达自己的看法。他总是教育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1980年10月14日,父亲在成都军区总医院逝世,享年64岁。10月20日,成都军区党委作出决定,为父亲彻底平反。决定指出:“郭济民同志1959年在康定地区平叛中,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是对党、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表现。因此,对其进行批判,后来又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错误的。”
  
  “现经军区党委研究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撤消军区党委1960年、1962年给郭济民同志所作的一切错误结论和处分决定;1959年对郭济民同志的批判斗争中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否定、推倒,恢复其政治名誉。”
  
  作者/明兴婷
  
  原文刊载于2017年10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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