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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籍细菌学家陈文贵:揭露日军侵华细菌战第一人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28 09: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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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贵

  陈文贵(1902-1974),四川省永川县(现重庆市永川区)人。医学博士。曾任四川医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

  

  2010年9月,中共永川区委党史研究室收集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成立的防疫检验队赴朝全体人员的留影。照片的背面,有黑色钢笔留下的几行文字:“朝鲜中央卫生试验所与志愿检验队派往平壤协助工作的全体人员拍于办公大楼前 在八月三日上午 摄影后敌机即于次日午狂轰乱炸 大楼被毁 人员无恙 1952年8月15日 陈文贵”照片中三排右边的第九个人,就是这张照片的持有者陈文贵。那么,这个陈文贵是何人?这张照片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60多年前,抗美援朝期间,美军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为此,1952年,中央卫生部派生物学家陈文贵赶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防疫检验队队长。陈文贵肩负重任,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搜集的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赤痢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在此基础上,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先后赴朝作实地调查收集证据,对中国提出的事实证据表示信服,一致签字承认美军在侵朝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陈文贵等归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而那张老照片,正是陈文贵在朝工作期间留下的合影,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1952年10月,陈文贵作为以宋庆龄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2月,又随宋庆龄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细菌学专家身份,就亲临现场目睹的事实,并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证据,愤怒揭发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对中朝两国人民反对美细菌战的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为表彰陈文贵赴朝反细菌战的功绩,中国政府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朝鲜人民政府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

  

  不过,揭发帝国主义实施细菌战,对陈文贵而言,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精深造诣,并非一日之功。他的医者仁心,贯之生命始终。

  

  走上救死扶伤之路

  

  陈文贵,名愠愧,1902年农历8月23日出生在永川县松溉镇。陈文贵6岁时,松溉还没有新式学堂,他父亲便设家塾授课,并让其5岁的弟弟陈文镜一旁陪读,兄弟俩从读《百家姓》、《三字经》开始,直到学完“四书”、“五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兄弟二人相继在江津县白沙镇聚奎小学、江津县立中学、重庆私立求精中学求学。1921年,他们进入湖南雅理大学医预科,修完两年预科课程后,转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学习,陈文贵从此走上了救死扶伤、济世为怀的道路。

  

  1928年,陈文贵获准进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并在附属医院实习,他对细菌学尤感兴趣,这时已崭露头角,表现出一定的研究才能。1年后,陈文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任北平协和医院病理科助教。1930年,他转入协和医院细菌系,从事细菌学研究,这是陈文贵的所爱和所长,除了做好日常教辅工作,他将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细菌血清的研究工作中。经过不断地实验探索,陈文贵先后撰写了《嗜菌体对霍乱细菌的分解》、《恢复期病人霍乱细菌的粗型》、《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性的变异》、《霍乱弧菌的培养、分离和变异》等多篇论文,在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刊》等专业刊物上发表。

  

  1934年,适逢南京卫生署正需防疫专业人才,陈文贵便携家人离开协和医院转赴南京,并受南京卫生署的指派,筹办西北防疫处。筹建就绪,陈文贵任技正,代行处长事务,即着手开展各项防疫工作。正在此时,国联卫生组织的史丹巴顿博士为帮助筹建青海省卫生实验处,准备前往西宁考察。南京卫生署考虑到陈文贵具有较高英语和专业水平,能够与史博士沟通,就派他陪同考察。经过一路接触交流,史博士了解了陈文贵的学识、才干和为人,便在考察结束后推荐他受聘于国联卫生组织,任南洋区公共卫生视察员,前往印度、印尼等国考察鼠疫实情。于此,陈文贵的视野渐渐开阔,他到印度孟买哈佛金研究院学习了3个月,接着赴印度南部及南洋一带视察,听取有关部门介绍鼠疫流行情况,共同研究采取防治措施,同时,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报送国联卫生组织,并向国联卫生组织提交了《参观访问印度防治鼠疫的报告》。

  

  烽火乱世中业精勤进

  

  不久,抗战爆发,军医署决定成立3个防疫大队,调陈文贵任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部队在南京出发前,经国际防疫团的德国人兰度雅联络和引见,陈文贵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会见了廖承志,廖承志表示欢迎他到延安去,并为他写了一封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的介绍信。

  

  陈文贵携信率队前往西安,组建了第一防疫大队,后又在郑州、潼关、宝鸡设立了防疫第一、二、三分队,并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取得了联系。1937年12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人带领,他亲率十多人乘军用大卡车,运送一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材到延安,并在延安组建了防疫第四分队。在延安抗战第一周年的除夕晚会上,陈文贵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战形势的讲话,心潮澎湃。后由于特务告密,国民党当局撤销其第一防疫大队队长职务,陈文贵愤然离开军医署。后经升任卫生署卫训所所长的同学姚克方劝说,陈文贵来到贵阳任卫训所细菌学主任,一度在卫生实验处兼职,并任贵阳医学院教授,继续自己的研究事业。

  

  1938年和1939年夏秋,贵阳发生霍乱疫情,大批民众受染身亡。当时,疫苗血清供应紧缺,陈文贵立即带领身边的教学医生,土法上马生产霍乱疫苗。他十分谨慎,不仅用动物试验疫苗,还在自己子女的身上进行人体试验,确认无不良反应后才用以救助民众,疫苗对遏制霍乱的蔓延起到了显著作用。当时驻贵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对陈文贵土法生产疫苗的成果大加赞赏,当即决定,请陈文贵筹建一所先进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既生产各种疫苗,又培养专业人才。1940年初,卫生署调整机构时,陈文贵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学组上校主任教官,兼红十字救护总队检验学指导员,继续筹建疫苗血清制造室。

  

  发现并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

  

  1940年1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鼠疫流行案。陈文贵根据汇报的情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军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反对,并被诋毁为“神经过敏”。直到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从宁波城内某居民家中金鱼缸水面搜集到的跳蚤被鉴定为人鼠共同蚤后,陈文贵提出的问题才被肯定。

  

  1941年初,林可胜用海外华侨捐赠的2000元美金,委托美国医药助华会购置了设备和药剂。条件得到了满足和提升,陈文贵如鱼得水,沉浸在研究和实验工作中,成绩接踵而至——半年时间内,他研究生产出单纯霍乱疫苗、破伤风类毒素和伤寒菌混合疫苗、伤寒副伤寒霍乱甲乙四联病菌及狂犬病疫苗,还与军马防疫所协作生产了牛痘疫苗,为我国生物制品的制造填补了空白,受到军医署传令嘉奖。

  

  距浙江鼠疫疫情1年后,湖南常德又发生鼠疫流行。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经调查实验,判明并揭开了此次鼠疫的真相:1941年11月4日凌晨5时许,一架敌机趁常德大雾弥漫,低空投下谷、麦、棉絮、纸片等物。7天后,当地发现了第一例疑似鼠疫病例,接着又有5例病人,全都为高热死亡。陈文贵亲自主刀,经解剖化验,发现这6例病人均感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根据敌机空投地点与发病地点的一致性,加上从空投到发病的时间与鼠疫菌感染潜伏期的一致性,确认这次鼠疫流行是敌机散布感染鼠疫性物体所致。陈文贵义愤填膺,亲自执笔撰写了近万言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揭露了日寇的罪行,参与调查的施正信、林飞卿医师均作了同意的签名。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军医署篡改了报告内容,并将署名改为伯力士顾问的报告而归档,以捂住事实真相。1950年,人们在清理国民政府卫生档案时,才从资料中得知日军曾经使用过细菌战。

  

  1944年12月,日军侵占黔南独山,贵阳告急,卫训所和救护总队准备撤往重庆。陈文贵不忍苦心经营的疫苗血清制造室毁于战争,更不能落入敌手,便亲自带领部属将设备拆散装箱转移到重庆。经过22天的长途跋涉,才将全部药物器械运抵重庆,却遭到上级无理责难。陈文贵含愤辞职回家。

  

  “愿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这年春节,陈文贵返回老家,想趁此机会休息一段时间,却意外收到了原求精中学校长锐朴(1909-1927年任职)的信函——此时的锐朴任重庆宽仁医院院长,悉闻陈文贵造诣斐然,便诚聘他任宽仁医院副院长兼医务主任。其实,这并非美差:此时的宽仁医院宗派斗争严重,处于一片混乱中。因此,锐朴此番邀请是真心希望陈文贵发挥才能,整顿并办好医院。陈文贵接受了邀请。对他来说,求学进湘雅,毕业自华西,教研在协和,多年两栖于军政卫生系统,一度供职于国联卫生组织,同医界各派的许多精英都有交往,所以在整顿医院中,他大讲团结合作,不分这派那派,要按人品和能力用人,并看重服务态度。他在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等人的帮助下,重振了宽仁医院在群众中的声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陈文贵为之欢欣鼓舞,他决意要翻开人生的新页。1950年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约陈文贵面谈,钱首先表示:“陈先生是我们自己人,欢迎留下来为桑梓服务。”并说这是中央卫生部的决定。陈文贵初识新政权官员,就听到这番真诚坦率的谈话,尤其是那句“是我们自己人”,让他心生暖意,遂表示愿意留下,并表示:“我虽然年近半百,愿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绵薄之力。”从那以后,陈文贵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上班,任钱信忠的临时顾问。7月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卫生防疫工作,兼中华医学会西南分会理事长。

  

  这时,在西南一些偏远地区,鼠疫、虐疾、天花、麻疹等多种传染病蔓延,陈文贵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干部便发动医务人员给小孩接种牛痘,开展各种防疫工作,使一些传染病很快被控制下来。陈文贵又深入滇西鼠疫流行的弥渡、祥云等县,发动群众捕鼠,进行预防注射,抢救重危病人,控制了鼠疫流行,并筹建了滇西鼠疫防治所。

  

  陈文贵倾心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中,肩负起新的使命,先后担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司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首批受聘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一级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所长等,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医师,为加强基层防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陈文贵任四川医学院(前身为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现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副院长,分管科研工作,进一步筹建和完善四川医学院的科研组织,并多次率领医疗队去专县巡回医疗。如今,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景观水道两侧的历史文化长廊中,塑立了一块刻有陈文贵的头像和简介的卧式长碑,记录了陈文贵曾经在这里学习和任教的经历,表达了莘莘学子对这位杰出校友和伟大科学家的真挚敬意。

  

  “文化大革命”中,陈文贵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送去凉山昭觉军垦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时,他身患高血压、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在长期摧残下卧床不起,于1974年6月15日走完了他72年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一转眼,近40年过去了。2013年7月,中共永川区委党史研究室赴成都征集党史实物,得到陈文贵之女陈晓晴的大力支持——无偿捐赠了其父的由朝鲜政府颁发的二级国旗自由勋章及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奖章、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为陈文贵题字及照片等珍贵实物八件。这些藏品,已全部收入永川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馆藏,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作者/欧利伟

  

  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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