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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忆广涵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22 09:23:03

▲孟广涵夫妇在延安.jpg

孟广涵夫妇在延安

  孟广涵:生于1921年5月,山东莱芜人。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秘书长、副部长。1969年9月任四川省革委生产指挥组农机组组长,政工组、组织组组长。1972年9月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委员。1975年任万县地委第一书记、地革委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四川省重庆市委副书记。1983年9月任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88年5月任四川省重庆市顾问委员会常委。1994年3月经四川省委同意离职休养。2009年9月经中组部批准享受副市长级医疗待遇。2011年9月2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逝水流年,转眼间广涵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他出生在山东莱芜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正在上学的他,于1938年8月毅然中断学业参加了革命,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并于1939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在八路军山东指挥部工作,后来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整风结束后,在延安工作了一段时间,从1945年起,先后被派往东北、华中工作,直到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贵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先后被调到成都、万县(今万州区)、重庆任职,直到离休。

别看他平时温文尔雅,关键时候却非常勇敢。1939年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一天夜里,他在看管一个被关押在草棚的汉奸时,彪形大汉的汉奸企图打死他逃跑,他拼死搏斗,反把狗汉奸摔了个仰面朝天,紧紧地压住汉奸,在战友的帮助下,将汉奸砍死,为此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他一生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淡定从容,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他作为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往事,却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难以忘怀。

他从不叫苦叫累

心里总是装着组织和群众
  
“文革”前,广涵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局领导决定,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全部撤出,只留下他一人带领机关干部留守,因为他出身好,历史清白。他的任务,一是负责机关的安全,二是接待红卫兵。“大串联”时,四面八方来的红卫兵,有要求安排吃住的,有要宣传车的,有要大喇叭的,还有要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的,满足不了就要遭批斗,还被抄过家,因为他是当时机关里唯一在职的所谓“走资派”。那时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机关、住宅大院、我们家里,他不分昼夜地忙个不停,而且还随时被抓、被斗,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要被“喷气式”,就这样,他落下了冠心病。

一次,实在被红卫兵折腾得受不了了,广涵回到家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还要人活不活啊?”这是他一生中说的唯一一句“叫苦”的话。他就这样完成了组织上交办的任务:保护了西南局所有的干部人事档案和行政档案,使其完好无损;完成了接待红卫兵的大量工作,没有出大的问题。这在当时错误路线造成的混乱局面下,是多么不容易啊!

1975年10月,他调任万县地委第一书记,一去就遇到了“吃饭问题”。他看到一些粮仓都是空的,心里很着急,但又不好声张,只好立即给省委写了报告,请求支援,省里支援了一点粮食,算解了燃眉之急。1976年小春本来长势还可以,但即将成熟的粮食被一场冰雹打得几乎颗粒无收。广涵走到哪里群众都对他哭,有的妇女还哭着把孩子塞给他,要求给孩子一碗饭吃,而且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水肿病”。他感到非常揪心,再次向省委打了紧急报告,省委立刻调动车辆,连夜向万县运粮,经过上下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又闯过了一次难关,他才松了一口气。

1964年10月,刚分到西南局的部分大学生随西南局组织部到江北县(今渝北区)两路公社搞“四清”,他任工作队队长。“一天天都快黑了,我们赶到公社还要下生产队,具体负责安排的李祖荫同志叫我随广涵同志到五星大队。随即由当地的一位社员带路,我和孟部长背着各自的行李直奔五星大队部。深秋的夜晚,已有几分凉意,走热了停下来又有点冷。这时,过来一位生产队干部模样的人,指着院坝一侧一幢破旧不堪的房子对我们说:‘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然后转身给我们打来了两半盆冰凉的洗脸洗脚水,我用手一摸,冰冷刺骨。待我还想对那位干部说点什么,孟部长和蔼地对我说:‘小黄,没关系,’又对那位干部说:‘你去忙你的吧,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当我们上楼去歇息时,简易的楼梯摇摇晃晃地吱嘎作响,房间的地上散乱地铺了些稻草,四壁透风。当我打开背包准备睡觉时,孟部长亲切地对我说:‘小黄,你睡里边吧,我睡外头。’我不安地说:‘你年纪大,还是我睡外头。’孟部长说:‘没什么,就这样吧!’我们刚合上眼,老鼠就窜来窜去,闹个不停。”

这件事我是从广涵去世后当年的同事“小黄”的悼念文章中才知道的。小黄还告诉我,广涵在“四清”中很注意政策,特别是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很慎重,从不搞逼供,他蹲点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一直被保留着。这些我都相信和理解,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从不讲究排场

车能不用尽量不用
  
广涵作为贵州兴义地委的负责同志之一,工作任务很重,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跑县乡,下基层,呆在机关的时间很少,常年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外面。为了保证工作需要,机关给他配了一部吉普车,后来当了省工业厅厅长大体也是这样。再往后,他先后调任西南局组织部秘书长、副部长,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万县地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用车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从不讲究什么型号、排量,一辆“伏尔加”用了好多年,他很喜欢,说那辆车跑得。调动工作时,他也从未带走过车子。他用车时对年龄大一些的同志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哪怕是年轻一些的同志能一道同行的尽量让他们搭车同行,但他对家人用车一向要求都很严格,没有他的同意,家里人是不能随便用车的。

他离休后还配有一辆车供他使用。有一年,市委机关为解决离退休副市级领导干部用车问题,作出规定,并召集相关同志开会宣布:一是开会、就医用车,事先要与管理部门联系,二是发交通费,自己解决用车问题。广涵是这次参会者中原来唯一有车用的,不知为什么被取消了,可他什么也没说。2008年,他已经88岁了,得了重病,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又给他派了一辆普通的轿车供他看病、住院和生活使用,他也是能少用就尽量少用。

到离家近的地方开会、办事,他都尽量步行,认为没有必要用车,说走动走动还可以锻炼身体。偶尔因下雨或天太热太冷要用一下车,他都要给驾驶员说明。对此,孩子们感到不理解,他说这是他的事,叫孩子们不要管。后来,中央提出要解决公车使用中公私不分、影响很坏、浪费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很赞成。但我又怕正常的用车被取消了,觉得他年岁那么大,又身患重病,如果没有车,看个病什么的会很困难。他说相信组织上会正确解决的,并激动地说:“为了扭转群众反映强烈的‘三公’消费中的腐败现象,即便用不上车,就自己克服,哪怕是少活几年都值。”

 他从不关心住房

家里始终只有一套房
  
刚到贵州兴义时,没有房子住,广涵就住在机关院内荒地上用木板搭建的简易房里,后来到贵阳、到成都,住房虽有所改善,一家7口仍挤住在一起。再后来到了重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们住在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里(另有14.1平方米的阳台,可以放杂物),两个在重庆工作的女儿也和我们同住在一起。她们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如此。一家三代人,外加保姆,十分拥挤。

书没有地方放,柜子上,墙角边,床底下,书桌上,到处都堆满了书,有时要找一本书十分困难。为了解决找书难的问题,有一次我们把所有的书都搬出来,准备给它们编上号以便查找,一时间满房间包括过道上都铺满了书,连插足都很困难。即便这样,确实因为人多拥挤,还是没有解决多大问题。一提起这件事,广涵总是说,我们总比那些没有住房的人家好些,现在还有好多人没有房子住呢!

他在市政协工作期间,政协的工作人员住房很紧张,居住条件很差。他们经过多方努力,修了一点房子,好不容易解决了部分同志的住房难题。在调整住房那段时间,我感到家里实在太拥挤,便向他提出,能不能在住房调整后别人腾出来的旧房中借一间,暂时解决一下家里住房太拥挤的问题,等女儿单位分房后就退还,广涵不同意,说,现在还没有能力解决全部职工的住房困难,这次调整矛盾很多,工作本来就不好做,我们就不要再去给组织上添麻烦了,挤点就挤点吧!但他对职工们却很关心,凡能解决的尽可能解决,在分房小组汇报分房调房的方案时,他建议删去30岁以下的未婚职工不在考虑之列一条,说有特殊困难的年轻同志还是要考虑。

在以后分房、购房时,他都严格按照规定,我们家始终就是一套房。

 他从未出过国

学习考察仅去革命纪念地

  广涵很爱学习,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包括文化交流,他认为很有必要,但对于假公济私,找借口旅游,他是坚决反对的,特别是对那些大肆挥霍公款不顾国格、人格,丢中国人的脸,造成恶劣影响的人和事,深恶痛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他在担任市委领导和市政协领导期间,要出去一下不是什么难事,但每当有机会的时候,他总是或者推辞或者先让给别的同志,说让给干专业的同志去,回来将更好地发挥作用。离休以后,他担任过好几项社会团体的主要领导职务,按理说,要出去走一走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也没有提出过。特别是他担任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期间,由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包括同日本等国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交往很多,日本有的友好学者曾经几次来重庆进行学术交流并希望他去日本看看,他都没有去,对方还表示遗憾。广涵曾经对我说,他不是不想去,但是要去得花不少钱。就这样他一辈子也没出过国。

离休后,他一直很想到几处革命圣地特别是他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后来终于成行了。在去延安路过西安时,同行的同志出于好意告诉了陕西省委老干部局,省委领导招待我们一行吃了一餐饭,他告诉同行的同志,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喊我起来,一路走过延河桥到对面山上去找他曾经住过的窑洞。当年的窑洞位于现在延安中学后面的山坡上,学校未开门,我们进不去,遥望了一会儿,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窑洞,但了却了一桩心愿,他也蛮高兴。

在去太行山深处黄崖洞当年的八路军秘密兵工厂遗址参观的那天,我们到达时天已经黑了,就住在洞口附近的一家农家乐,条件非常简陋,由于温差太大,夜里只有几度,尽管他和衣而睡,一夜也基本上没有睡着。第二天去兵工厂遗址,有不短的一程路,还要爬山,走到中间有的年轻一些的同志在烈日下都坚持不下去了,他和另外一些同志硬是坚持爬到了山上的兵工厂。他看得十分仔细,对标识牌上几处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和明显的错别字,回来后,还专门给山西省有关部门写信提出建议寄去,对方很快回复表示非常感谢。因为广涵当年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他还一边走一边给我们讲,在一次保卫这座兵工厂的战斗中,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了七天七夜,毙伤敌人1000多人,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十分惨烈。

在去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参观时,广涵讲起当年在那里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一起挖水渠的事。他还动容地回忆说: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一年,他当时在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工作,后来成立第二巡视团时,他被调到该团任巡视员。在一次转移中,他们团与总部同时出发,左权将军所在的总部向东,他们团向西北,就在那次转战突围中,左权副总参谋长不幸壮烈牺牲,太行军民无比悲愤,誓为左权将军和为总部突围而牺牲的烈士们报仇雪恨。

在江西井冈山瞻仰的一天多时间里,他到过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当年战斗和生活过的主要地方,而且看得认真,问得仔细。这几次活动,也基本上没有花财政的钱。

  他从不追求享受

竭力扶持弱势团体

  广涵的日常生活,吃的是粗茶淡饭,从不挑剔;穿着朴素,从不讲究。记得1950年代,他到北京还是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为中央首长做衣服的高级师傅给他做了一套蓝色华达呢中山装,因为很正式,只穿了几次,后来成了纪念物。晚年,孩子们给他买名牌衣、帽,因为这是孩子们的孝心,他只有欣然接受,自己是不会想到买什么名牌货。用的,过去没注意,现在一看,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体育活动,练练太极剑、打打太极拳和乒乓球,晚年散散步,仅此而已,知足常乐。广涵生活简单,他说省心省时,可以做点更值得做的事情。

广涵离休之前和之后,有多个社会团体聘请他去担任领导职务。他对处于弱势团体的聘请,绝不会推脱,乐于承担,并尽心竭力地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他说:“人家就是有困难才找你帮忙的。”

厉行节俭,勤俭办事,艰苦朴素是广涵的一贯作风。他离休之前和之后,先后筹组和担任市计生协会会长、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等职,都尽量节约,勤俭办事。如重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是应老年人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的情况下,于1988年7月1日成立的,当时属于四川省老年书画协会的分会。适逢六省、市书画展要到重庆展出,广涵促使尚未完工的重庆市老干活动中心建筑工程赶在画展前完工,从中分出一间房子作为老年书画研究会用房,又得到免收水电费的照顾。广涵经常对工作人员进行勤俭办事的教育。桌椅等办公用具是其他部门淘汰后拣来的,收拾干净照样用,工作人员都是尽义务,无任何报酬,白手起家,干劲更大,能干成一件事,更有成就感。后来老年书画研究会遇到一次大的挫折,面临生存危机,工作人员无法解决,年已80多岁担任名誉会长的广涵,义不容辞,亲自出马,想方设法地解决了接任会长这一最大难题,又和大家一起解决其他问题。经费是个大困难,群策群力筹集资金,得到热心老年文化事业的啤酒厂、热水瓶厂和电力公司支持,各赞助几千元,数额不算大,关键时刻却起了很大作用。总之,经过一番努力,渡过了难关,老年书画研究会得以生存下来,并延续下去。经费来之不易,他们精打细算,压缩到最低限度,如有时大家来开会误餐,不得不招待一顿饭时,就在老干活动中心食堂,每人一笼蒸饺一碗菜汤,只用5元钱。广涵任职的计生协等社会团体开会误餐,亦如此解决。写到此,想起一件小事,有一次广涵参加计生协的活动,不知他们怎么知道广涵的生日快到了,计生协李作民等同志热情地提前为他祝寿,买了些水果、花生瓜子、糖果等食品,大家围坐在一长条桌旁,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其乐融融,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广涵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人,做着普普通通的事,大家都说他没官架子,作风民主,和蔼可亲。

作者/谷钧岚

原文刊载于2014年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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