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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老红军吴天纵的传奇人生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21 09:58:57

▲1966年,吴天纵一家在重庆江津。前左一为儿子吴昊.JPG

1966年,吴天纵一家在重庆江津。前左一为儿子吴昊

  
2013年9月1日,生于1918年的原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重庆卫生局离休老干部吴天纵在病床上迎来了95岁生日。此前1个月,我们在吴老之子吴昊先生的帮助下,走近已难于言语的吴老爷子,分享这位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的传奇人生。

大足
  
在老红军里面,吴天纵参加革命前的身世,不是那种放牛娃或吃不起饭、名字都写不来的情况。吴昊说:“我父亲家可能属于小康之家,他本人属于小资阶层。我爷爷吴南亥,到北方参加过新军,后来厌倦军队和官场的腐败,回到老家大足城关镇龙岗。他读过私塾,有点文化,代人写状纸,在当地是个‘大爷’。”

吴天纵家隔壁是川大教授杨明照家,那时杨明照还在读川大,小十来岁的吴天纵以他为榜样,也想成为一个知事理、有教养的人。从大足中学毕业后,1937年3月至12月,吴天纵在大足县司法处当录事,算是找到一个公务员之类的好工作。同时,18岁的吴天纵也在大足结了婚。

这时,大足已有地下党在活动了。1936年8月,1928入党的武汉人张晓峰卧底上海国民党军界,为了打入川军,派人来大足发展地下党组织。经张晓峰请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特委批准,建立中共大足特支。大足特支由刘文哲任书记,梁洪等任委员。

吴昊说:“这个刘文哲是我父亲当时妻子的哥哥,经他考察,我父亲属于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信仰坚定,敢于提着脑袋干革命,于是就和梁洪一起介绍他入了党。梁洪1938年冬赴延安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内蒙古大学校长,刘文哲任河北师大校长。”

老爷子有时开玩笑说自己当年是跟着舅子闹革命。结婚不久,吴天纵就被刘文哲带到成都开创局面,派遣他潜伏成都市警察分局,任户籍员。后来又在成都新闻界活动,先后在《成都时事新刊》、《成都新民报》担任校对和主任校对,还在成都市战时民众教育学校任主任,宣传抗日救国。吴昊说:“1938年他地下党的身份暴露,党的领导车耀先就叫他转移,送去延安。妻子后来在家里病故。”

延安
  
延安在吴天纵面前展现的第一面,在他多年以前跟一位青年学者闲聊的段子中,可见一斑。他们走到延安外围的关卡,跟很多当时去延安的青年人一样,先由边区自卫队拦下盘问、审查。边区自卫队的人问:“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吴天纵说他回答的是走路来的,就被刨到一边。最后,他发现那些说自己是坐火车来的青年,被刨到另一边,被带走,下落不明。因为带走他们的人有一个逻辑:你们到延安是干革命来的,穷人没钱,只有走路;只有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才有钱坐车。

当时确也有日军、军统和中统派出的间谍、特务,混入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潮中,还做了不少案子,难怪边区自卫队筑关设卡,如临大敌。跟北(京)、上(海)、广(州)相比,延安当时也办了相当新锐的大专院校,如鲁艺、抗大等名校。吴天纵1939年底进入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学习;1941年至1942年历任延安中共中央管理局财经处、办公室、359旅717团供给处的秘书。

搞财经,搞供给,就是给大家找吃的、穿的。由于延安地处西北,土地瘠薄,加上蒋介石的封锁克扣,有几年缺吃少穿到揭不开锅的程度,所以毛泽东发起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吴昊说:“在大生产运动中,老爷子的工作是被派到陕北跟山西交界处,用边区的特产,和阎锡山的人换美国罐头。当时他吃罐头吃惨了,落下一个终生的特别嗜好,到现在都喜欢吃扣肉罐头。罐头早被环保人士斥为垃圾食品,但他不吃身子就会消瘦。”


 红孩儿

从1945年开始,历经延安“抢救运动”九死一生的吴天纵,工作开始向他后来一生从事的医疗卫生专业靠拢:先在边区政府独资经办的延安保健药社总社工作,后来又去延安桥儿沟西北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兼任队长。1947年胡宗南来袭,他又到陕西和山西之间撤退搬运保健药品,参加游击队。吴天纵在2006年为重庆市老干局党的85周年纪念征文活动而写的《撤离延安 收复延安》一文,回忆了加入边区“红孩儿”游击队的惊险经历。

1947年,刘戡、胡宗南进犯延安,原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景林,要吴天纵到他的游击队去当队医。吴天纵写道:“我奉李景林命令,最后一批撤离延安。撤离前乘势抢购了一批陇东撤退的中药材,由原来的脚夫于3月17日晚上运往河东的柳林。毛主席和党中央是3月18日晚上撤退的。”

1980年逝世的李景林,陕西清涧人,化名“红孩儿”,1927年入党。1935年1月迎接中央红军,为毛泽东做地方话翻译,协助毛泽东了解陕北地方情况,1941年至1943年曾任延安市委书记、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书记。

吴天纵到李景林游击队后,李景林骑在马上,指着远方波涛般连绵起伏的山头对他说:“敌人在那里活动,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们要向我们进攻,总得要一天半天吧?你看我们早已转移了……”

“红孩儿”的枪手,在每个关隘路口,都要抢先占领两边的山头高地,保护大队人马迅速通过。可是偏偏有条陕北大汉满不在乎,经过时大大咧咧像在逛公园,其作风,不像革命队伍中人。吴天纵很纳闷,就去问李景林这家伙是谁?李说:“此人就是边区大名鼎鼎的土匪头儿边老三。敌人到处贴招贴,要重金聘用他对付我们,我先下手为强,把他请来作客,我自有管理他的法子。”

在后来的战斗中,吴天纵和“红孩儿”失散,吴来到第五后方医院当军医。“秋冬之际,蒋介石派其铁军李昆岗旅押送秋冬军需物资,驻屯在盘龙。不想,在我军运动战游击战中,李昆岗部队被消灭,李昆岗本人被活捉。而缴获的物资被当地群众当作‘年货’分发光了。”

167旅少将旅长李昆岗,号称胡宗南手下“四大金刚”之一。他被押送来第五后方医院看病时,跟吴天纵还有一次一支金笔的交易。“他愿意拿出自己的一支高级金笔来,给我们换一盒葡萄糖注射液,以保住他的老命。大家商量着以我的名义向医院借出一盒来换那支金笔,完了由我买一盒还公家。因为大家都晓得我从保健社来,身上有余钱。”

猪囊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大西北,吴天纵在西安西北卫生部医政科工作。1954年至1964年,创建兰州医学院,吴天纵任院长办公室主任。1957年他带队去宁夏牧区宣传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尊重当地习俗,不得不吃手抓烤羊肉,结果患了猪囊虫病。虫卵在大脑沟回寄生,压迫神经,引发癫痫。当时全国医院都不能开颅,只能保守治疗,不能脑力劳动过度,并且需要长期服用鲁米纳之类的镇静药。

在吴昊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癫痫一发,他就非常紧张。他说:“小时候在兰州,父亲一发病抽风,我就跑去喊他的保健医生来处理。但1964年父亲调回重庆,在江津地区卫校挂副校长职全休,由于‘四清’、‘文革’开始,频繁发病,我就把他摁在沙发上,摁住他的手脚,否则他会缩成一团。”

“文革”中,吴天纵被抄家、批斗,没完没了。

有个夏天晚上,都大半夜了,重庆天热,吴天纵和家人还在院子里乘凉。这时,来了几个红卫兵学生,要他拿上钥匙,去给他们把清洁工具房打开。吴天纵在学校被打倒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清洁,只有他有工具房的钥匙。吴昊说:“他一去之后,天麻麻亮了才回来,背上、腿上、手上,都是伤。我们问他怎么了,他不跟我们说。后来才晓得,他一去就走不脱了。他刚一走拢工具房,平房上的高音喇叭就响了:打倒吴天纵!他就被那帮人打了。早上,他被那帮人带着从学校南门走到北门,早起的群众看见他遭那帮人推过来,推过去,大家认出他:‘这不是吴校长吗?你们要干啥子!’好心的群众才把他救了出来。”    

一次,吴天纵连夜走了30多公里夜路,头昏眼花,一路上,看到石灰坝坝以为是堰塘,看到堰塘以为是石灰坝坝。“我们三兄妹当时已先去何婆婆家躲难了,父亲大半夜走拢何婆婆家,我们在蚊账里已睡得很香,他怕惊醒我们,就没有喊我们。不久,另一派保他的造反派来接他到成都去避难。武斗封渡,他们只好又走了几十里,绕到龙门才过河逃往成都。”

逃到成都后,他病发休克,医生以为他死了,就扔在成都三院太平间的担架上。三天后他醒来,只听空中两派武斗的冷枪声像炒干胡豆一样。他全身发冷。恰好老伴也逃去成都找他,在病房到处找不到,找到太平间,发现他还没死,才把他救了下来。

可能由于他三天休克不吃不喝,就断了大脑里寄生的猪囊虫的口粮,破坏了病灶的持续营养供应,老爷子在全国大医院多少年都无法治好的病,从此消失,因祸得福,几十年再没发过病。吴昊和一些医院院长聊天,探讨这个现象,专家们都感叹:奇迹!奇迹!老爷子假死,猪囊虫真死!

耳背

在儿子吴昊眼中,父亲是一个有点正统但又可爱的老头。虽然是个老革命,但他对儿孙的教育,跟所有中国的传统家长差不多。比如,他的“诫子经”,常有“哥有嫂有,不如自己有”、“娃儿争气,存钱做啥子?娃儿不争气,存钱做啥子?”、“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等格言。

吴昊小时候拉过小提琴,也遭父亲砸过琴,因为父亲认为拉琴没有用,要为人民作贡献,拉琴还比不上发明火柴的人——火柴虽然两分钱一盒,但对人类的贡献却无比大。“小时候,父亲给我和弟弟买回两个红十字医疗包和乡村医疗简易教材,要我们学当赤脚医生,但后来包上的铁扣都生锈了,我们也没打开过。这一回,他的教育还是有点失败。”

在江津一中,吴昊在学校表现很好,就要入团了。“新团员名单张榜时上面都有我的名字,我高兴啊,终于可以入团了,但端起板凳去学校大操场开会,新团员上台宣誓时,却没有叫我的名字。一打听,因为我父亲有问题。”吴昊伤心极了,哭着回家问父亲,他们都说你是叛徒、特务!“他哈哈一笑,未必你连老子都不相信,你坦然地给他们讲,你老汉不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后来,历史果然证明了他的清白。吴昊觉得,父亲确实说话算话,他没有欺骗自己,他的教育还是成功的。

12年前,在肖家湾解放小学五年级读书的孙子吴星翰,曾在《耳背的爷爷》作文中,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勾画出吴天纵晚年的形象。“我家五口人,耳朵最大的要数爷爷了。都说耳朵大的人长寿、有福气,一点不错,我爷爷有过几次大难不死的经历,今年已83岁高龄。在我的眼中,爷爷什么都好,就是耳朵背得厉害,大而无用。跟爷爷说话特费劲,比如你问他‘今天出不出去?’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怎么会给小孙儿生气!’你要是问他‘吃不吃饭?’他的回答让你哭笑不得,‘我的裤子还没换……’总之牛头不对马嘴,气死你。但爷爷不气,总是笑笑。”

这个“耳朵背”、“腿脚也不大灵便”的爷爷,却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因为他有一个好习惯:每天必读报纸,从报头到报尾,一条都不放过。晚餐时,一端起碗,他就会给在报社当记者的爸爸发布‘新闻’”。

这个爷爷虽然离休好多年,离开了他在“文革”期间度过峥嵘岁月的江津地区卫校,但他始终关心着、挂念着这所学校。“一次听说学校要扩建却又差钱,他就把私下积攒的两万元捐给了学校,还和爸爸争吵起来。他认为该做的谁也劝不住。”

 数桥

  在儿子吴昊眼中,老爷子是一个心理上相当年轻的人。有天下班回家,只见父亲手拿放大镜观看桌上一张2006年新版重庆地图,老爷子抬起头,一开口就把他问愣了:“考考你,看你晓不晓得重庆城现在有多少座跨江大桥?”

“这还真的把我难住了。那一年父亲88岁,平时足不出户,但他总是惦记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要我陪他去规划展览馆,亲眼看看微缩的重庆城,他要数一数桥!”

长江大桥和复线桥、大佛寺大桥、鹅公岩大桥、李家沱大桥、马桑溪大桥、黄花园大桥、嘉陵江大桥、渝澳大桥、嘉华大桥……在规划展览馆的微缩模型上俯瞰整个重庆城,从长江上的桥数到嘉陵江上的桥,还有一些在建和将建的大桥,两江加起来,到2020年,重庆主城区会出现32座大桥!老爷子大发感慨:“我想,世界上没有几个城市能有这么多的大桥!你们这代人很幸运,我活了一辈子,觉得啊,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也是重庆变化最快的时候。”

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的吴天纵,现在是重庆三院重症监护室8张床位里年龄最大、病情最稳定的老人。一年多来,每天下午3点半到4点的探望时间,吴昊都要来向老爷子播报新闻。埃及政局动荡,日本购买钓鱼岛闹剧,朝鲜搞核武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他听了,咧咧嘴,笑笑或者摇摇头,意思是他明白了。

吴昊说:“他只要还在,我们就陪他在人生的边上打秋风。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天天去探视。他现在还可以和护士握握手,护士妹儿都说吴爷爷好乖哟,因为他不像有些老年病人那样易怒,动辄拔针头、扯管子。他本身是学医的,出生入死一辈子,心态好,特别达观,不恐惧死亡。他说,你们工作忙,不要天天来看我,如果明天就去见马克思,一觉睡过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对斯诺登避难的新闻感兴趣,听闻普京拿斯诺登做筹码跟奥巴马打牌,他脸上浮现意味深长的笑来。得知自己跟曼德拉同是1918年生,同样的肺气肿,同样在人生边上,表情感慨起来。不过医生说:“吴老的病情比曼德拉好多了。”我只想说,吴老保重。

作者/马拉

原文刊载于2014年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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