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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胡适若干旧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14 16:49:42

1948年9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前排右六)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嘉宾在北京大学孑民堂前留影.jpg

1948年9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前排右六)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嘉宾在北京大学孑民堂前留影

  1946至1948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期间,我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运动,对胡适校长的言行很关注。他在学生集会上的讲话,我大多在场;他在北平的讲演,发表的文章,记者采访他的报道,我都注意看。他在北大的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大洋彼岸归任北大校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北京大学准备迁回北平复校。当时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的蒋梦麟已在1945年6月就任行政院秘书长,不能再任北大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院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商议,请他接任蒋梦麟的职务,傅没有答应,却推荐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任北大校长。他认为:胡适一贯拥护统一,反对封建,虽与政府议论有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会助于国家。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而情形比抗日前更为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禅于大局多矣。

  

  1945年9月初,国民政府颁令,同意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胡适未回国就任之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和北大教授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贺麟等皆给胡适去电和写信表示欢迎,并建议胡适在美多聘请优秀学者担任北大教授,充实提高北大的教学队伍。胡适很快回电接受了任命,并向在美国的饶毓泰、杨联升写信,请他们推荐著名学者到北大教学。饶与杨向胡适提供的名单中有著名学者张文裕、彭恒武、马仕骏、张宗耀、汪敬熙、钱学森、马大猷、郭永怀、黄昆等人,皆为杰出的中国科学家。两人还特别提出要请钱学森任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任电机系主任。胡适看了非常高兴,很快给钱学森写信,聘任他为北大工学院院长。但因钱学森不能回国,胡适改请马大猷任北大工学院院长。

  

  1946年7月5日,胡适乘船回到上海。在上海、南京会见蒋介石、朱家骅等人后,于1946年7月29日乘机飞到北平,入住红楼附近的东厂胡同北大宿舍内。胡适到北平后,傅斯年连忙向他介绍复校的准备工作。不久,交接会召开,会上胡适对傅斯年代校长的复校筹备工作非常满意,倍加称赞,深表感激。

  

  集聚强大教授阵容

  

  秉承蔡元培办学方针

  

  胡适上任校长之后,紧张筹办北大的开学工作,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召开了16次行政会议,决定了北大的建制、各院系教授的聘请。行政会议一致同意把北大办成集文、理、法、医、农、工六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宣布聘请汤用彤任文学院院长,饶毓泰任理学院院长,周炳琳任法学院院长,马文昭任医学院院长,俞大绂任农学院院长,马大猷任工学院院长,樊际昌(后为郑华炽)任教务长,陈雪屏(后为贺麟)任训导长,郑天挺任秘书长。不设副校长,聘邓广铭副教授为校长兼职秘书。行政机构简练,教授阵容强大。

  

  胡适很重视尖端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他积极筹划在北大成立原子物理研究所,曾经开了一个成员名单,有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马仕俊、袁家骝、吴大猷等9人,都是这方面第一流的专家,拟请他们来北大任教。他向国民政府要经费,见国民政府不予理睬,便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该会拨了10万美金。他打算把这笔钱用在原子能研究上,1948年汇给在美国的吴大猷、吴健雄两人,请他们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但形势变化太快,还没来得及购买,北平就解放了,后来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

  

  1946年10月10日,北大在四院国会街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北大师生2000多人出席。胡适穿长袍马褂主持会议,并作开学讲话,阐述了他的办学方针和宏伟抱负。胡适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北大48年的历史,缅怀了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方针和业绩,表示要继承蔡元培制订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努力把北大办成一个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的一流大学,使它成为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他说:自由是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和压迫的,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我们要发扬这一精神,但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还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活动,即使有,也如同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不要干扰学校。”他沉重地说,“党派不要在北大活动,不要毁了北大,毁了这一个再过多少年都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他讲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反对国民党在校内设立区党部,干预北大校政;二是反对共产党、民主同盟像在西南联大那样倡导自由、民主,开展爱国民主学生运动。胡适最后说:我送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一句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愚”。他的用意非常清楚,要北大学生埋头读书,不要在校内进行政治活动。

  

  开学不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教授在课堂上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内战。”著名教授、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政治系主任钱端升等也多次发言,鼓励师生高举“五四”民主、科学大旗,坚持北大的光荣传统,捍卫自由民主。在广大师生的要求之下,胡适不得不重申,在他任内,允许校内的讲课、选课自由,师生在校内有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学校不予干涉。这个许诺得到了实现。教授有讲课自由,学生有选课自由、旁听的自由,课堂对外开放,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许德珩教授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樊弘教授开《资本论》,吴恩裕教授开《共产党宣言》。北大校园里顿时呈现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情景。学生进步社团纷纷建立,仅在沙滩文、理、法学院就建立了30多个,会员有近千人。学生自治会由学生竞选产生,自行决定一切活动,北大当局不予干涉,社团、自治会可自由出版壁报刊物。校园成了自由读书,自由讨论各种学术、政治观点的场所,呈现出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景象。同胡适的愿望相反,北大学生不愿死读书,非常关心政治,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使北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坚强堡垒。

  

  在沈崇事件中

  

  支持学生抗议游行但反对罢课

  

  1946年12月24日夜,北大女学生沈崇在东单广场被驻华美军、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士·皮尔逊强奸,这一事件激起了北大和北平各大学学生的愤怒和抗议。12月30日,全北平大中学校1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游行,高喊“严惩美军凶手”,“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声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全国汹涌开展,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美国干预中国内政,要求驻华美军撤回去的高潮。

  

  事发时,胡适在南京参加会议,不在北平。他知道这一事件后,在南京会见记者时表示:“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还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国民政府要他回北平设法平息学生运动,以防事态扩大。胡适改了调。他在12月30日游行那一天回到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北大教授和他对此事都非常愤怒,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耽误学业却不妥当。他秉承国民党官方意志,说“这一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则是一个政治问题,两者不可并为一谈”。他讲这话,曾受到北大同学当面质问,同学问他:“驻华美军强奸女性不是一件,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美军开军车碾死中国同胞也不断发生,这都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军驻华造成的惨案,你说说这是不是事实?”胡适很尴尬,避口不答。

  

  1947年1月美军军事法庭审判此案时,胡适请了北大法律系教授作沈崇的律师,他不顾朱家骅的劝阻,出席审判会。当军事法庭在强有力的证词证据面前不得不宣判皮尔逊犯了“强奸罪”时,胡适同在场的人握手祝贺。后来,美国海军部取消皮尔逊的强奸罪,胡适表示很失望。

  

  同情学生要求

  

  对学生运动采取缓和方针

  

  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北大学生生活分为两种情况:原在西南联大复员到北大的同学,继续享受“贷金”(称贷金,贷而不还,实际上是发的伙食费),这一部分同学的食堂吃的较好,主食吃大米、白面;原在北平读书,由临时大学分配到北大的同学,生活清苦,没有“贷金”待遇,交不起昂贵的伙食费,大多在贫寒食堂吃饭,天天吃窝窝头。国民党员、训导长陈雪屏抓住这个问题,指使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学生散布诽言,分裂同学,制造“黄白矛盾”。对此,原西南联大的同学推出胡邦定为代表,主动团结原临时大学的同学,共同组成代表团,在1946年10月中旬向胡适请愿,陈述原临大的同学生活清苦,要求北大对同学同等待遇,凡是北大同学都享受“贷金”。胡适静听了代表的陈述,对代表们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这件事不能由我一个作主,要同北大有关的负责人一起商量。涉及经费问题,还要和教育部沟通,取得他们的同意。你们先等一等,有了决定我就通知你们。”不到一个月,11月中旬,学校通知:凡北大同学都可申请“贷金”。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不仅解决了同学的困难,更增强了这两部分同学的团结,粉碎了陈雪屏挑拨南北同学不和的阴谋。

  

  1947年5月,全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物价飞涨。大多数公职人员、教职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北大也不例外。胡适亲身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北大秘书长给胡适算了一笔帐,胡适1946年8月刚到北平时,每月工资28万法币,折合美金100美元,到了1947年4月,每月工资是100万法币,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点。胡适说:“这点钱全家吃饭都不够。”他给美国友人徐公肃、唐世英写信说“现在我成为贫士了”。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听说胡适薪水这么少,专门托人从美国给胡适带来了200美金,补助他家用。连胡适都这样,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对胡适刺激最大的是,在他主持北大教授会讨论北大未来的发展时,向达教授气愤地说:“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二十年的发展。这样下去,我们都要死光了。”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职员生活不下去,胡适感到在北大很难干下去,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朱坚决挽留,他才又勉强干下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待遇。这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不能阻止;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要和缓处理。他对北大同学表示:“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继“五二〇”游行之后,学生又接着罢课几天,延续到了5月23日。他又对学生说:“反饥饿、反内战是你们对现实不满的反映,但长期罢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继续罢课会发生更大问题,希望同学早日复课。”当时有一部分激进的同学,通过华北学联向全国各大学号召在6月2日发动更大规模的全国罢课、罢教、罢工、罢市运动。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惊,通令全国各地严加防范,武力镇压。面对这一形势,胡适非常焦虑,怕在这一天发生流血事件。他向北大学生自治会建议:“你们在6月2日那一天千万不要出去游行。”这一天,北平的专科以上院校大门都布满了军警,北大校门口堆起了沙包、铁丝网,架设起机关枪,装甲车在校园四周行驶,如临大敌。这一天,华北学联和北大自治会决定不上街游行,改在校内民主广场举行纪念民主烈士闻一多等人的追悼会,请胡适、周炳琳、钱端升、杨西梦等教授到会讲话。胡适出席并作讲话:“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出来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一改革的责任就落在学生身上了,中外历史皆是如此。这次你们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你们很有理智,很有秩序,能收能放,今天你们决定不游行,就是很理智的行动。”他的讲话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北大就正常复课了,北平也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北平反动当局受令,要在全市大专学校逮捕学生。8月19日清晨,北平11所专科以上院校都受到军警的包围,报纸上二次公布了名单,要上了名单的学生到特刑庭报到,不去者一律由军警进校捕人。上了名单的324名学生,都是各校学生运动的骨干,其中北大最多,有93人。北大学生自治会当即决定,把上了名单的同学迅速秘密送离北大。19、20、21日这三天,北平有10所大专院校,国民党军警都进校进行了搜查逮捕,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也不例外,唯独北大还没有军警进校捕学生。北大学生自治会开会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因为胡适知名度高,北平国民党当局一时不敢贸然行事。自治会当即决定,立即组织同学向胡适请愿,请他出面交涉,阻挡军警进校捕人,保卫北大尊严。8月21日下午,200个同学组成了请愿队,当时我也参加了。我们从沙滩出发,打着小旗,高呼口号“反对军警进北大捕人”、“拥护胡校长保护北大尊严”,然后进了胡适住宅的院子里。当时胡适很惊惶,脸都变色了,不知同学们要对他干什么。他连忙走出房子,请自治会代表进屋谈话。当听到自治会代表向他提出的要求后,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他说:“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要求,但有一个条件,凡上了名单的同学都要离开北大。”

  

  请愿队离开胡适住所不久,北大训导处贴出了一个布告,要求上了名单的学生一律离开北大。8月22日上午,训导长贺麟到三院、西斋、红楼、灰楼的学生宿舍查看了一番。8月23日,胡适给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北平特刑庭要传讯的北大学生,经贺麟训导长查看,全校遍觅不见一人。”24日上午11时,北大各个校门的军警就都撤走了,同学们纷纷涌向民主广场,高兴地互相握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光明赞》庆祝胜利。这次胡适出面,成功阻挡了军警进校捕人,保护了北大的尊严。

  

  信仰自由主义

  

  主张民主政治

  

  胡适在北大任校长期间,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积极宣传自由主义,主张民主政治。

  

  胡适于1947年8月1日在北平电台作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演讲,他认为,世界文化的趋向有自然趋向和理想趋向。自然趋向就是世界文化渐渐向一个方向发展,它是自然形成的。自然趋向中有几个共同的趋向和共同的理想目标: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三个理想目标是三四百年以来世界人民追求的最大目标。我们要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

  

  胡适讲演之后,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坚持己见,写了一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的文章作为答辩。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中国人民在今天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民主自由的潮流是我的基本立场。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的民族精神。1948年9月4日,胡适又在北平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演讲,说自由主义首先是尊重和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只有实行民主的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多党制,容忍反对党,尊重在野党和少数人民的意见。

  

  不去南京做官

  

  匆忙逃出北平

  

  蒋介石1947年曾请胡适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胡适不答应。1948年又请胡适当总统候选人,胡适坚决推辞。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部解放,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大失败,在经济上也面临大崩溃。在严重危机时,蒋介石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意见,派陶希圣在11月1日飞到北平请胡适代替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收拾残局,亦遭到胡适拒绝。

  

  11月3日,胡适接到朱家骅部长电令,令他带领北大著名教授,把贵重图书、仪器迅速迁到南京。消息传出,很多教授表示反对。11月5日,许德珩教授把我叫到他家里,单独和我谈话,对我讲了这件事,说你们同学要赶快行动起来,反对北大南迁。我从他家里出来,立即找到北大共产党南系地下党总支书记肖松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肖松同志立即召开总支会研究紧急对策,发动全校师生反对北大南迁。北大迅速组织护校组织,积极反对南迁,并派专人把贵重书籍、仪器保存起来。11月22日,胡适主持召开教授会,会上一致反对南迁,朱家骅这一阴谋完全破产了。

  

  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同时也是胡适58岁的生日。他对这个纪念日很重视,筹划了很久。12月13日,他写好一个演讲稿,准备在会上讲。正是这几天,军事形势变化很快,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密云、怀柔、昌平等,包围了北平城。12月14日,胡适接到陈雪屏南京来电,说已派专机到北平接他夫妇飞往南京,希当日成行。当天下午,胡适夫妇乘汽车出城到南苑机场,在宣武门因没有特许证,被守卫军人拦阻未能成行,退回到家中。晚上,胡适接到傅作义电话,告之蒋介石派了专机接他飞往南京,准备12月15日成行,要他做好准备,15日上午先请他到中南海,然后派专人送到南苑机场。15日上午,胡适夫妇带着北大教授毛子水一起到了中南海,下午从南苑机场飞到南京。临走前,胡适给汤用彤、郑天挺教授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立即到南京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北大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维持。我走了,绝不忘掉北大。”12月17日,由汤用彤主持,在炮声隆隆中,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这一天,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他在会上痛哭失声,没有多讲话,只说:“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

  

  胡适在南京没有多住,于1949年2月初到了上海,4月6日即登船去了美国。1958年8月,胡适回台湾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年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60周年,他在台湾北大校友会的集体会上讲话,缅怀了蔡元培校长对北大的功绩,说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长,把北大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学,北大的精神和校风是蔡校长建立起来的,他树立了北大精神,最重要的是高尚纯洁、兼容并包、合作互助、独立自由、实事求是的精神。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逝世,葬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南港旧庄墓园。按照遗嘱,他的遗体盖上了北大校旗。墓碑上刻了北大校友毛子水写的一段话:“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摘编自《北京党史》2013年第1期,作者马句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离休教授。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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