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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金德——李金德之女李延、女婿刘歌访谈录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13 19: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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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德

  李金德,1930年代参加红军,1934年11月随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参加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周恩来身边从事机要工作。1937年8月被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任办事处机要组组长。1938年自国民党办的译电训练班学习结束,先后在武汉、长沙、湘潭、衡阳、桂林等地八路军办事处做机要工作。1941年秋调任中共中央机要科副科长,后任科长。1945年12月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参加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任秘书处副处长、机要科科长兼代表团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等职。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问:父亲留给你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父亲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平常不爱说话,很多事情都咽在肚子里。他跟随周总理那么多年,知道的事情非常多,参加了很多重大的工作,但是这些事情他从来没说过,一句都不说。比如说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的处理他跟着总理参与了,重庆谈判他也是跟着总理去的,但他对党的秘密、国家机密守口如瓶。做机要工作就必须这样,很多重要情报要经过他们的手,工作性质要求绝对保密、细致。父母亲的有些习惯,我觉得也是他们做机要工作形成的。比如,父母亲的东西保管都非常精细,什么东西都要分类而且要上锁。家里的每一张纸片、纸条都要放好,一定的时候就清理、烧毁,从来不留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家里关于父亲过去的东西留得很少。
  
  父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记性非常好,有两件小事可见一斑。1937年,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在太原建立了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联络友军共同抗日。有一天,八路军129师发给太原办事处一封紧急电报,内容是关于129师掩护孙连仲(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在华北战场作战,1938年春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整理者注)退却的作战部署。当时,我们的密码使用有时间限制,到一定时候由军委通知作废烧掉,但父亲在此之前就自作主张将密码本烧掉了,也没有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结果129师的电文收到以后译不出来,周副主席非常着急。父亲坦承密码本被自己烧了,并说:对不起,周副主席,我犯错误了。父亲非常苦恼,但对密码还是有些印象,就努力回忆。129师这个来电全文大概有3000字,父亲凭自己的记忆力硬是翻译了出来。周副主席表扬说:李金德,别看你文化程度不高,你的记性真好。
  
  还有一件事。1938年,八路军办事处到了武汉,那时候国共合作,戴笠领导军统办了个译电员的学习班,特别邀请八路军总部派人来一块学习。组织上派我父亲参加,临行前,周副主席交代我父亲说:你去好好学,但是要注意保密,不要把我们的东西露出去。在译电班,父亲学习非常刻苦、认真,成绩也非常好,但考完试回来,周副主席一看他的成绩单,说:你考的分数也不高嘛,很多科目都是勉强及格,是怎么回事?我父亲就讲:实际上这些东西我都掌握了,考试的时候用了一半时间把这些题目都做对了,然后就磨蹭着不交,专门把做对的又改错了,这样就证明我对他们编码的这套东西没有掌握,我是为了迷惑敌人。周副主席听后,表扬父亲说:你现在不简单啦,学会动脑子啦。
  
  父亲是一个孤儿,1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到6岁父亲也没有了,就剩下两个姐姐带着他。姐姐出嫁时没有办法,就抱着他,从洪安抱到大武,很苦。姐姐的婆家也不愿意养他,他就给地主放牛。1930年代鄂豫皖地区“闹红”(出了200多个将军,大概有几十万人参加红军),父亲参加了红军,那时他只有10岁。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是儿童团员,放哨、站岗、查路条、送情报什么的。1934年11月,红25军决定长征,父亲特别请假回了趟老家(今湖北省红安县——整理者注),查了家谱,才知道他是民国9年(1920年)生的。
  
  问:你们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机要工作的?
  
  答:1935年红25军长征到了陕北,当时父亲是徐海东(红25军副军长,1935年9月第25、26、27军合并为红军第15军团后,任军团长——整理者注)的警卫员。因为脑子好使,行军打仗途中,部队让父亲当传令兵,他能把口令传得非常清楚,而且特别认真。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与徐海东商量,看能不能在红25军里选两个小红军,文化程度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机灵、记性好。徐海东精挑细选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李金德。徐海东给周副主席介绍说,李金德这孩子是个孤儿,他脑子特别好,也非常努力。这样,父亲就给周副主席当了机要秘书。
  
  机要秘书的特点就是带着耳朵听,带着嘴不能讲话,所以父亲嘴巴是非常严的。他年纪小,但个头大,有一米八几吧,显得像个大人似的。从那时候起,父亲就开始做机要工作了。作为周副主席的机要秘书,周副主席的密码除了他自己携带以外,其他就放在父亲身上,包括南方局共产党人的名单。抗战时期,南方局是不公开的,公开的是八路军驻武汉、长沙、重庆等办事处,父亲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周副主席的副官,管生活的,但实际上周副主席的对外机密联络、密电码本、党员登记花名册都在父亲身上。
  
  1946年初,董老代表中共到联合国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回来以后,鞍马劳顿,周副主席本想安排董老休息休息,可这时毛主席亲自来电报,让南方局想办法解决新四军5师、359旅南下支队、豫西支队等部组成的中原军区的粮食问题(1946年,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40多万人口,被国民党军30多万人团团包围、封锁,中原军区欲以约6万人的队伍突围,但当时粮食非常紧张,甚至一天只能吃一顿——整理者注)。总理就跟董老商量说:不好意思,您这么大岁数了,又要麻烦您了。湖北是您老家,您的部下、学生最多,这个事情非您莫属了。董老说:那我就跑一趟吧,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的小老乡是不是能借给我?就这样,能文能武的父亲作为董老的湖北老乡,保护他悄悄地从重庆到了武汉。
  
  董老有个关系很好的学生叫杨显东,是个农业专家,当时杨在武汉国民党上层有很多关系,包括陈诚的亲戚。董老找到杨显东,杨显东表示:国民党特务机关盘查很紧,一粒粮食都不允许流入中原解放区,违者格杀勿论;但他有一挚友,现任湖北粮食厅厅长,可以再想办法。那时候粮商不敢跟共产党做生意,一抓住就要杀头,不敢挣这个钱。董老去了就跟粮商们做工作,保证让他们挣了钱还不会出事。
  
  经过多方搓合,居然在蒋介石眼皮底下达成了这样一桩买卖:首先由湖北粮食厅出面,将湖北的余粮明里卖给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实际上暗渡陈仓,用掉包计暗里走小路把粮食交给中原我军部队。当时华北产粮区都在我军控制之下,所以傅作义集团缺粮,为了战略需要,我们在华北把粮食给傅作义,得到的钱款转给湖北。湖北拿到钱,卖出了粮食,也是一个赚钱的买卖,粮商也皆大欢喜。这桩买卖的关键就在于要严格保密,一点风声都不能露。
  
  董老在武汉安排好一切以后,乘坐粮食厅长借给他使用的卡车,大张旗鼓进入中原解放区。安排妥当以后,董老返回武汉,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借故扣押了董老,把他的行李翻得乱七八糟,照相机都拿出来检查,想找出蛛丝马迹,可最后什么也没发现,还是不知道董老来武汉干什么。
  
  问:从父亲那里,你们觉得机要工作对于南方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周副主席非常重视机要工作,机要工作始终都在他领导之下。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密电码都有好几种版本,核心密码是不能够让敌人破译的,不然损失就大了,所以我们是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核心密码的。在红岩村的时候,父亲他们把有的密码本放在砖头里面;随身都带着火柴,一旦被捕或者有什么危险,先烧密码本,因为它关系到党的最高机密。我们跟国民党斗了那么多年,共产党的核心密码始终没有被破译,而国民党的核心密码被我们破译了。国民党进攻延安时,整个部队的调动、番号我们都破译了,他们的秘密对我们来说就不是秘密,破译密码是我们另外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时,我们还要保护自己的核心密码不被别人破译,有的时候为了迷惑敌人,专门发大量无关紧要的东西、假消息来混淆他们的注意力,消耗他们的精力。
  
  长征胜利以后,我们的电台建设比较落后,没有大功率电台,特别是没有办法远距离和苏联、共产国际联系。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很着急。抗战开始后,我们就通过统战关系和美国人交朋友,美国人送了我们一部400瓦的大功率电台。这台电台呼叫的波段国民党特务机关都掌握了,但他们一直认为是美国人的,所以不敢来破坏。这件事做得很巧妙,从中可以看到周副主席斗争艺术的高超。
  
  有些老同志回忆,南方局的机要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那时候建立了地下电台网,地下电台有60多部,有的还是我们的同志打入国民党内部建立的。这样,保证了当年在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的情况下,各地斗争包括武装斗争能够坚持下来。比如刘春银叔叔亲自把电台送到海南岛,保证了琼崖纵队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他们通过电台听到中央的声音,跟港澳地下工委保持着联系,在孤岛坚持20多年的武装斗争,一直到海南岛解放。解放海南岛时,琼崖纵队通过电台提供了国民党守军在海南岛的布防,布防中有一些空隙,我们派出成团兵力秘密登上海南岛,海南岛一举解放,这个电台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时有一个说法:蒋介石早上在他的最高国防会议上的讲话,下午延安就知道了。周总理对秘密电台的斗争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种地下斗争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周副主席还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退守四川,蒋介石排斥异己,和四川籍军阀有很多矛盾,难打的仗都让川军去当炮灰,自己的嫡系部队却放在后面。南方局就通过秘密党员做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等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统战工作。到解放战争的时候,这些冷棋子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卢汉、邓锡侯、刘文辉部队的电台里面都有我们的人,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电台为我们工作,军统、中统特务也没办法破坏。周恩来同志把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发挥到了极致,电台也成为秘密斗争的一个手段。
  
  问:你们跟父亲聊天谈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跟父亲聊天,他讲得较多的是那时候艰苦的斗争环境。他说,当时专门有一个保密室是放秘密电台用的。夏天40多度,机要科在红岩村三楼,那里又闷又热,机要员浑身脱光了,脚泡在水桶里降温。有一个译电员姓赵,他译电时间长了非常热,满身大汗。周副主席上去慰问他,一看他浑身大汗,说:你出了这么多汗,就叫你“赵大汗”吧。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有些机要员还不能随便下楼,24小时轮流值守,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接收电文。在红岩村办事处门口还放着石灰,万一敌人冲上来,就用石灰迷他们眼睛,抵挡一阵,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着给自己。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形势非常紧张,父亲当时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同志们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父亲在机要室准备了硫酸、石灰和火柴,睡觉时把子弹都上了膛,枕在枕头底下,随时准备和国民党顽固派做最后的斗争。当时他的想法是“我随时不活都没问题”,就是这么忠诚,活一天就赚一天。父亲经常给我们讲当时随时随地准备为革命牺牲的这种精神。之后,桂林办事处奉命撤回重庆。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口述人审核,题目为整理者所加。)
  
  原文刊载于2014年8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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