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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祖王用宾在重庆的晚年岁月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08 09: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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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孙中山到太原与山西同盟会会员合影。前排右起第一人为省临时议会组织者年方“而立”的副议长王用宾

  我的祖父王用宾(1882~1944),青年时期即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1905年东京首批加入同盟会的17人之一,同盟会的首任山西支部长,山西省辛亥革命的先驱和主要领导人,也是力主抗战的国民党元老。与那个时代许多文人一样,祖父也是一位造诣甚高的旧体诗人,一生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有“陆游式的爱国诗人”之誉。

  

  我自1936年出生起,就一直随祖父生活,直至1944年祖父在重庆乡间住所去世。

  

  意外免职,生平抱负受挫

  

  抗战之初,祖父被罢官,全家逃难,由南京而宣城、而武汉、而重庆的情形,多是从父母和兄姐口中听来的。直到我四五岁上小学以后,许多事就有印象了。但真正开始读懂祖父,则是后来从他的诗词和别人的评述中慢慢领悟到的。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正在外地视察工作的祖父,从报纸上看到了自己被免去司法行政部部长职务的消息。国难当头,却突然被罢官,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但祖父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最后一站——贵阳,主持云、贵、川3省的司法官考试,并进行任内最后的司法视察。待各项公务事毕之后,他始经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于9月下旬回到南京,结束了作为“司法行政部长”的最后一次外出工作视察。

  

  这次外出,面对祖国大西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祖父想到北方国土大半沦丧的严酷现实,不时激起他诗人的爱国情怀。在贵阳《登甲秀楼二首》一首诗中他写道:

  

  山便攀登水便临,羁怀何处不沉吟。午炊万户烟如缕,晚翠群峰秋尚深。危峻惯经壮诗胆,流连强自压雄心。莫为远征非乐事,快刀大马度山阴。

  

  对于祖父的这首七律,山西现代诗人寓真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评价。他说:“正当国土大半沦丧,外寇猖獗之日,看见一山一水都会激起诗人的悲恨情怀。‘羁怀何处不沉吟’一句,饱含着无比的哀凉和沉痛,绝不是平常的羁旅乡愁。颔联两句写入万户炊烟、深秋晚翠,进而增添了苍凉凝重的气氛,足可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国恨家仇的年代里。颈联直抒胸臆,让人感觉到一个爱国诗人的诗胆雄心已不可抑制,尾句就必然是一语豪言脱口而出:‘快刀大马度山阴!’山阴即是山北,即是中原战场。此一句,有着古人名篇中的‘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一样的壮气,也有着‘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样的情怀。”

  

  据有关资料,在他两年零八个月的部长任内,倾力改进法制与加强基层工作,致力于推行“三级三审制”,统一司法法令,扫除腐败和拖拉之风,强调依法办事、慎重羁押,以及整顿监狱、改善监狱条件等;他常以“理讼务公平,办案须迅速”“辟以止辟,罪疑惟轻”等语勖励部属,强调速办案、不虐待,准予按规定保释和假释,并要求监狱办工厂,使罪犯“各执一业”,出狱后可自食其力,不致重新犯罪;他一手组建高等法院分院39个和地方法院119个。在视察上海法医研究所时,他“询问甚详”,并应所长、留德的林几教授之请,为该所主办的《法医月刊》题词:“洗冤有录,释冤有医。考古证今,实验为宜。学术医术,启发应时。悉心精研,治平之基”;他还先后9次到全国各地视察司法,是历届部长中深入基层最多的一位。

  

  祖父原本对于改善当时司法的现状有很大的理想抱负,不想却被意外免职,加之日寇入侵、首都失陷的时局变化,他只得在举家“逃难”中抱憾终生了。

  

  颠沛流离,举家逃难来到大后方

  

  当祖父回到南京时,因为“八一三”日寇在上海登陆,南京形势已很紧张。祖父一面准备移交部务,一面还积极组织部机关训练救护人员,以应付日机的轰炸。仅1937年9月25日,敌机连续5次轮番侵袭,总数达96架次,“以机枪扫射,轰炸之声震动全市”,被炸目标有中央广播电台、下关电厂、中央医院、卫生署等。据报载,“9月30日电:敌威胁各国使团,限10月3日前离京……”

  

  此前,为了躲避日机轰炸,父亲已经安排家小去距离南京不远的安徽宣城暂避,祖父则迟至11月下旬将部务移交妥贴,方匆匆赶到了那里。祖父原打算在宣城度过一段“朝市山林半隐居”的日子,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南京保卫战”竟会溃败得如此之快。12月13日南京陷落。随后,宣城亦被炸,日寇从浙江进逼,铁路中断。兵荒马乱中,他这位卸任的政府部长,不得不亲自安排一切:打发家小搭车先走(搭上宣城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之前在宣城火车站托运的行李物品已被日机轰炸而损毁),自己断后。

  

  可是,当他离开宣城时已是无车可乘了。祖父遂与一个孙子(我的四哥世泽)和随员等步行出城。当晚到达一个小镇,终于雇到一只小民船,沿着青弋江划向芜湖,与先期到达的家人会合,却发现与歙县(南京迁歙的钟英中学)住读的两个孙子(大哥世霖和二哥世燮)失去联系。为此,祖父对父亲好一顿教训。几天后,总算搭上一艘运煤船“宝和号”,于12月初到达汉口。

  

  此时的祖父,想到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国都沦陷,自己被免职,财物损失殆尽,全家颠沛流离,失散的孙子仍不知下落(数月后才各自随难民流落到重庆)……这一切,使他的心境陷入了极度的彷徨与痛苦之中。幸有老友覃振、邹鲁等反复劝解,亦不得不为了全家老小的生计,始渐渐打消退意,于12月14日从汉口乘江轮逆流入川,十日后抵达重庆。祖父在市郊南温泉租下几间民居,把全家安顿下来,勉力就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然后就病倒了。

  

  祖父于1938年在《南泉吟草》开篇中写道:“余以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抵重庆,僦居城市,烟霭空蒙,初不甚习。本年一月十二遂携家寓南温泉,旋感寒热,卧病数旬,药炉茶鼎之余,学诗以遣清昼……”祖父的新职,实际上是接替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一个兼职,是司法院下面一个专管公务员违纪“惩戒”的小机关。但在当时腐败成风的大环境里,上边的掣肘与经费的拮据,加之战事割据的原因,亟须清理的许多积案却无从查处。

  

  1939年,为了躲避日机的频繁空袭,祖父所属机关被疏散(当时叫“迁建”——作者注)到了重庆远郊歇马乡状元碑的一个小山村——高台丘,全家也随之搬来此地。机关征用当地吴姓地主的一座两进大院,前院机关办公,后院作为祖父和书记官长等人员的住所。祖父晚年的最后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重庆岁月,留下多少爱国诗篇

  

  高台丘地处缙云山麓的丘陵地带,背靠苍翠的竹林和山岗,脚下有层层梯田,清冽的小溪从村前潺潺流过。家里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交通也极为不便。祖父不吸烟、不饮酒,粗茶淡饭,布衣长衫。他平易近人,关心民众疾苦,常常独自扶杖出巡,附近老乡没有不认识他的。当年,在他的亲自倡导和带动下,动员机关职员和群众,在当地修桥铺路、绿化美化、开办小学、活跃经济,使周围环境逐步改善,因而受到了百姓的拥戴。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亦随入迁建区,身到农村酬素志。井凿路修小学开,事事官民俱称利。每当月吉会国民,男女老幼各鳞次,状元碑坏地荒凉,半载安辑成市肆。”

  

  1940年,机关在大院旁单独修建了一所小院,作为“委员长”的办公室兼书房,祖父为之取名“绿芳阁”。绿芳阁院落不大,有小青瓦顶、竹笆抹泥白灰墙的平房3间。平房与明廊相连处,筑有一间小小的“翦云亭”,两侧各种柚子树一棵,再点缀几株迎春、秋菊、芍药、美人蕉。在没有日机侵扰的时候,这里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

  

  每日清晨,祖父来到绿芳阁院子里活动筋骨、练太极。工作之余,主要是看书和写作,他的许多诗作都和这里有关,诗词创作成了他晚年最好的精神寄托,或独自苦思吟诵,或与诗友聚会唱和,倾吐他伤时之情、忧国之志。“时艰未许投闲散,空对烟萝忆放翁”,就是祖父晚年思想和心境的真情表露。也许正是这偏安一隅田园式“半隐”的生活环境,激发他进入又一个诗词创作的高峰期,从而给我们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篇。

  

  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大学姚奠中教授认为,王用宾“现存的一千多首诗词中,忧国忧民思想是贯穿着全部作品的一根红线”。他举例并分析说:“‘蹙士宁堪日百里,覆瓿谁复赋三都’‘园林朝贵连云起,歌舞将军靡日无’‘内政未修顿招侮,从来谋国固根株’‘将军豪语守中枢,百日安排一日输’‘晋宋渡南终半壁,偏安痛史不堪论’……这些诗句,既指责了逃跑主义,又指责了朝贵、将帅,也指责了偏安的失计,而自己却深恨‘赤手嗟无斧钺持,苦追行在祗单骑’!在《三迭酬孙庸斋》《暮春感事》等诗中,写得更为沉痛:‘早知东海鲸鲵吼,遽把北门锁钥开’‘关塞西来还险固,珠玑南渡尽衣冠’‘归欲隐身迷谷口,愤将抉眼向胥门’‘啼尽孰怜山鸟血?填深更笑海禽冤’!令人不忍卒读。特别是‘长沙大火’一事,使他极端愤恨。他质问:‘一将邀功万骨枯,发命令者谁氏之’?他喊着:‘南岳就近祷祝融,何苦以人民为鱼肉,城郭为薪炭,可战不战先糜烂’!他再一次质问‘吁嗟乎,发命令者谁氏之’?”

  

  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著名书画家、诗人柯璜在重庆举办画展,义卖赈济灾民,祖父用“百二金”购得其《紫葡萄轴》一幅。此举令柯璜十分感动,当场挥毫,在画幅一角题七绝一首,诗曰:“义愤同仇血战中,流亡到处是哀鸿,秦关百二增身价,多少生灵感乃翁。”

  

  祖父对于抗日将领,尤其是为国捐躯的烈士十分敬重,他有多首诗词就是为他们写的。1941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清楚记得曾跟随祖父一道,步行去到北碚附近的梅花山。在抗日牺牲的张自忠将军墓前,他讲述将军英雄事迹,并恭恭敬敬地向墓碑三鞠躬。祖父还以一首《沁园春》词:《辛巳五月十六日谒北碚张荩忱将军墓》,由衷地向张自忠将军致敬。

  

  心系抗战,率慰劳团跋涉蜀道

  

  1941年冬天,祖父得知他将出任“中央前线将士慰劳团”第一团团长,心情异常激动,渴望能为抗日做一点实事。第一团慰劳的地区,包括陕西、河南及豫鄂、豫皖各地前线,而必经之路,又是他从未走过的“蜀道”。祖父认真地进行着慰劳的各项准备,全然忘记了山高路远,以及自己身患高血压症和已年迈花甲的种种风险。

  

  1942年1月15号,祖父率团如期从重庆两路口汽车站出发。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慰劳团总团长居正和全国慰劳总会的领导亲自到站为他们送行。由于去往陇上西北战区的第二团团长程天放不随团同行(后来直飞兰州参团),所以一、二两团均由王用宾带领北上。祖父和团员约20余人,同乘租用的长途大客车出发,行经成渝和川陕公路,跋涉蜀道,翻越秦岭,辗转十日到宝鸡,然后转乘陇海线火车,于26日到达西安。

  

  祖父从重庆出发,一路有诗。如“此去劳军有深意,丁宁折棰早擒胡”“北征错过弥牟镇,不及登陴按旧图”“回望益州平野尽,攫来秦塞几时还”。此行沿途各地,受到各界人士和民众团体的迎送。作为慰劳团团长的祖父,常被人们的抗战热情和厚望所感染,每到一处,他都即兴发表演讲,情绪激昂地纵论战局、鼓励民众,表示一定把后方的心意带到前方去,号召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前后方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2月初,一、二两团临潼分手前,二团团员钱用和以一首七律相赠,祖父随即依韵回赠。诗中写道:“同来云栈剑峰边,挥手东西各一天。烽火烧残亡国史,关门唱罢渭城篇。何当剪烛留今雨,未必出山定浊泉。塞北江南犹鼎沸,好将热泪寄军前。”祖父以当地(骊山烽火台)历史上曾发生褒姒戏诸侯“亡国”的教训,联系到全国军民“沸鼎”的抗战局面,表示了去往“军前”慰劳前线将士的决心。

  

  一团慰劳的足迹,以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为中心,向辖区部队驻地辐射,东经周口到达安徽的界首和临泉,南由南阳到达内乡和湖北的老河口,上自战区首脑机关,下至基层士兵、病院和伤员,慰劳团连日往返奔波、不遗余力。据慰劳团干事翟连锁《工作日记》的不完全统计,王用宾一路宣读慰劳书、致慰劳词、出席大小会议、兵站医院慰劳伤兵官兵,以及各种应酬的讲话等等,不下百余次,待4月末坚持回到重庆,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而病倒了。

  

  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稿》的《王用宾事略》中,提到了这次祖父的慰劳活动:“三十年冬,被推为前线将士慰劳团第一团团长,赴陕、豫、鄂各省慰劳前线将士。岁暮天寒,交通工具不备,或以先生健康为虞,先生不顾也。欣然就道,冒风雪,履险峻,甚或步行数十里,演讲酬酢,几无片刻休息,先生不以为苦。四月,任务完成后,竟卧病旬日,殆亦此次致病之一因。”

  

  此次率团赴前线劳军,成为祖父生前奋力而为的最后一次重大的国务活动。

  

  积劳辞世,抗战胜利灵柩归故里

  

  劳军归来,祖父一直住在乡下家里,边调养、边办公。他因血压持高不下,还采用“放血”的土办法试图降血压,致使身体愈加虚弱。遇上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便给祖父搬上一把藤椅,和祖母一起陪他在屋廊前小坐。不料,及至1944年2月,他因公入城又突发了心脏病,经抢救后返乡更一病不起。

  

  一次,医生正给祖父诊治,我走进房间,病榻上的祖父侧脸看见,说:“到外头去。”后来这句话被家人附会成“到外国去”。我没有辩驳。那是祖父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想,祖父是要我好好念书,不愿意叫我看到他病痛衰弱的样子。

  

  祖父多年患高血压,加之心脏病和前列腺等疾病的折磨,医疗条件却跟不上,致使身体日渐衰弱。延至4月初,又出现脑溢血症状,从北碚请来医生,已是束手无策、回天无力了。

  

  4月7日晚23时,祖父王用宾在重庆歇马场高台丘“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后院寓所,溘然长逝。

  

  当年,据报纸记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王用宾”“因公积劳,卒致不起。临终仍断续以爱国及争取抗战胜利为言,语不及私。虽先后历任各重要职务,而两袖清风,病中医药费用多由友好资助,闻者无不悼惜。”

  

  遵照祖父多年的“抗战胜利回归故里”遗愿,家里决定在当地先建一座临时墓园。5月1日下午2时,“王用宾追悼公祭大会”在重庆正式举行,大会由居正主祭,宣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2篇《祭文》。参加者有“中枢首长及各界人士六七百人”。临时墓园落成,5月6日下午2时,祖父灵柩移出灵堂,举行了安灵仪式。沿途“民众纷纷举行路祭,多有恸哭失声者”。

  

  祖父去世后,祖母送我到父母身边,在市区张家花园巴蜀小学就读。

  

  1945年8月暑假,我回乡下看望祖母。“8·15”日寇投降的消息,是当晚由机关传到后院来的。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整个山村顿时沸腾起来。他们打着灯笼、火把不约而同地涌向了祖父的临时墓园。人们没有忘记平易近人、为抗卢作孚与范旭东何以成为患难之交日而呕心沥血的“王委员长”。

  

  祖父的灵柩于1946年随原机关走长江水路运达南京。1953年初,从南京由火车托运抵运城,再汽车转回猗氏故里。4月1日举行家祭仪式,在黄斗景村王家坟安葬。

  

  作者/王世昶

  

  原文刊载于2015年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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