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Banner广告
当前位置:首页 > 红岩春秋 > 人物春秋 > 正文

卢作孚与范旭东何以成为患难之交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07 09:40:17

范旭东(1883—1945).jpg

范旭东

  范旭东(1883~1945年),名锐,湖南湘阴人,日本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首开中国精盐生产的历史。1917年在天津创建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创办中国第一家私立化工研究构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抗战爆发后,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利诱,毅然迁厂入川,并在重庆设立永利铁工厂、全华酒精厂,为大后方工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在重庆病逝,重庆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两次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毛泽东赞誉为发展我国近代工业不能忘记的4位实业界人士之一。由于范旭东在重庆有较大影响,其传略收入《重庆市志》和《重庆名人辞典》中。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曾说,4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这其中,卢作孚和范旭东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卢作孚十分敬重范旭东,他常常对人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痛失好友,范旭东之死留疑窦

  

  卢作孚与范旭东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1937年8月,卢作孚应国民政府之邀,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帮助草拟全国抗战动员计划。在南京期间,卢没有住宾馆,也未住政府招待所,而是住在南京莫干路11号,那是范旭东的住宅,“一座花园小洋房,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厅、书房和厨房,楼上是几间卧室”“后来川军出川抗战,刘湘到南京,卢先生在莫干路设宴招待,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刚出狱的田汉、孙师毅、王平秋等,都受到卢先生的热情接待”。当时范旭东在天津,他把南京的房子借给卢作孚住,由他在此迎来送往。

  

  1945年9月7日中午(距范旭东10月4日去世不到1个月),卢作孚设家宴,邀请黄炎培、范旭东前来作客。那天,正巧范旭东家也有客人,正招待吃饭,但接到卢作孚的邀请后,范旭东马上赶来赴宴。1个月后,黄炎培参加了范旭东追悼会,在当天日记里记载了此事:“某日午,卢作孚君招餐,先生舍其所陪餐之客,而来陪我,纵谈时事,忧乐交并,见于词色。不一月,先生下世矣。”

  

  范旭东去世之时,卢作孚正在上海,不能出席10月21日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大礼堂举行的范旭东追悼大会。他特意委托民生公司董事长郑东琴、主任秘书郑璧成前往吊唁,并致送一幅挽联。挽联云:

  

  塘沽既成,犍乐又成,不朽清辉光史乘;

  

  为建国惜,为人群惜,岂仅私痛哭先生。

  

  挽联中,“塘沽既成”指范旭东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由此开始了他的事业;“犍乐又成”则指四川犍乐地区曾流行一种地方病,患者先是脚部麻痹,后蔓延至心脏而死。当地医院一直查不出病因。后来,范旭东领导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发现致病原因是由于当地食盐中含有毒性很大的氯化钡。通过实验,用简单易行之法就能清除食盐中的氯化钡,才使此流行病得以根除,从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从挽联的内容看,既表达了卢作孚对范旭东事业成就的高度评价,又表达了自己的无限伤痛。不仅是为朋友去世而伤痛,更是为国家、为社会失一英才而痛惜。

  

  实际上,卢作孚挽联中“为建国惜,为人群惜,岂仅私痛哭先生”以及黄炎培日记中所提到的“纵谈时事,忧乐并交,见于词色”都是有所指的,它们与范旭东之死有着极大关系。

  

  深怀救国抱负,两人获难得机遇

  

  此事还得从1943年、1944年说起。那时抗战胜利已见曙光,卢作孚与范旭东都在为中国战后的经济建设运筹帷幄、深谋远虑。1943年,范旭东提出了战后建设中国十大化工企业,完成酸碱自立的计划。10月3日,蒋介石批示“原则可行”,并责令行政院和经济部商榷具体办法。卢作孚则在1944年7、8月间,撰写了《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一文,提出中国战后在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和民主,经济上要现代化、工业化,文化上要教育普及的主张,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思路。此文章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张群认为“内多精采”,熊式辉认为“见解颇多可采”。两人一致同意向蒋介石推荐。9月30日,蒋介石乘轮船从北温泉回重庆,卢作孚在船上“向蒋谈其赴美计划约两个小时”。蒋听后,“许其对经济与贸易之建议,颇有可采之处”。

  

  恰恰就在此时,卢作孚与范旭东都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难得机遇。1944年10月,卢作孚、范旭东、张嘉璈、陈光甫、李铭5人组成的中国工商代表团,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卢、范分别在美国、加拿大考察。为了发展中国民族航运业,卢作孚向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共借款1500万加元,准备在加拿大造新船;范旭东为了发展中国化工事业,也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商定借款1600万美元。但是,他们的借款都须本国政府担保方可实现。

  

  回国后,卢作孚、范旭东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政府为其借款担保。然而,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却采取“推”“拖”手段,迟迟不予解决。两人为此事到处奔走,身心交瘁,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的范旭东因忧愤而病倒。

  

  由著名经济史学家凌耀伦主编的《卢作孚文集》附录之《卢作孚年谱》,里面有一段相关的记载:

  

  1945年2月,卢访加拿大并达成借款1500万加元(先由民生公司付垫头15%)造船的协议,年利率为3%,从1949年3月起开始付息,1951年6月开始,分十年偿还,并规定由中加两国政府担保。3月,(卢)由加拿大回国,即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申请政府为借款担保,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故意拖延,致使政府担保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当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向美国借款请政府担保亦未获批准,忧愤交加病死,重庆各界知名人士为范举行了两次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舆论说范旭东因借款得不到政府担保气死了,现卢作孚也快要气死了。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才一再指示宋子文批准担保,前后历时一年多。

  

  借款未获批准,范旭东骤然离世

  

  宋子文为什么迟迟不肯答应政府为卢作孚、范旭东借款担保呢?据当时民生公司驻美国代表王世均的看法,认为卢、范借款“显然将打破宋(子文)、孔(祥熙)等家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侵入我国的代理人的独占”,也“增加了宋想吞并民生的困难”。而范旭东的死,逼使宋子文不得不答应为卢作孚借款担保。据王世均回忆:

  

  当卢作孚于1945年向加拿大洽借巨款成功的时候,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也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了1600万美元的借款,同样地也需要行政院的担保。由于宋子文也采取了‘拖’‘推’的手法,永利的借款无从实现,范旭东愤恨成疾,抑郁致死。于是政学系的张群、张公权(张嘉璈)等有借口,把范旭东之死作为攻击宋子文的资料,由二张出面向蒋介石反映,并说‘卢作孚也快要死了’,乘机请蒋促宋担保民生向加借款问题。

  

  应该说,范旭东之死,直接原因是突患“急性肝缩症”而骤然离世。当时却有不少人认为范旭东之死,除了患急性病,也“应是借款不准,刺激所致”。今天也有学者认为,“范旭东突发急症去世,与政府‘刺激’并无确定联系,但此事造成的舆论压力不仅促成了政府为永利借款提供担保”,也促成了政府对卢作孚借款提供了担保,这倒是明确无疑的。

  

  由于“二张”都是卢作孚的好朋友,又得蒋介石信任,他们亲自出面向蒋告御状,使蒋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何况蒋对卢作孚一向器重: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刻,他任命卢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和首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都是关系抗战胜败的重要职务),还亲自介绍卢加入国民党。此时此刻,他不能不考虑卢的请求。

  

  果然没几天,蒋介石宴请卢作孚,当着张群、张嘉璈、吴鼎昌的面,答应政府为民生公司借款担保。11月20日,即范旭东去世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致函民生公司,正式通知,奉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谕令,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船,请求政府担保一案“准予办理”,并以平肆字第25569号通知批复民生公司。

  

  实际上,办理各项手续一直拖到1946年6月才结束。

  

  彼此敬重,事业精诚携手

  

  当年,就在范旭东追悼大会后第9天,民生公司主办的《民生实业公司简讯》刊登了《范监察旭东的荣哀》一文,对范之死表示沉痛悼念。

  

  民生公司为什么称范旭东为“范监察”呢?因为在4个多月前,即1945年6月12日,民生公司在重庆沧白堂举行的第20届股东大会上,范旭东与邓锡侯、晏阳初、苏汰余、任望南等11人被推选为民生公司监察。可以说,范旭东也是民生公司的重要成员,由此可知卢作孚及民生公司对范旭东是多么敬重。

  

  实际上,卢作孚与范旭东的交往由来已久。1934年8月,卢作孚与秘书朱树屏等人前往华北地区。8月6日,他们专门到范旭东在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社等企业参观。朱树屏在《华北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情形:

  

  到了塘沽,先由张子舟先生(南开大学负责接待卢作孚一行的人)引导到了黄海化学工业社参观。董事长范旭东先生,因事已到北平,由院里一位工程师引导我们参观。各个化验室,正在作平阳樊石的化验、博山铝矿的化验和汾酒、高梁酒及山西醋的酿造与作酒精的蒸馏……又到永利制碱厂参观。此厂规模之宏大,工程之艰巨,在中国可称绝无仅有。以制碱工厂而论,在亚洲也算首屈一指。看毕碱厂,又到久大精盐厂参观。这两个工厂和一个化学工业院社,都是一个组织,范旭东先生对这群事业用的力量实在是不小。总经理(指卢作孚)常常向着人讲:“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卢作孚早在华北之行前,就常常对人夸赞范旭东是“中国的真正人才”,这次特意去塘沽参观范旭东的事业,让他更加钦佩范旭东。而范旭东对卢作孚也特别敬重。卢作孚一行到塘沽参观时,恰巧范旭东到北平办事去了。两天后,范旭东回到塘沽,得知他们来厂参观,非常高兴,又专程赶到天津卢作孚下榻的旅馆聚谈一番,才尽兴而回。

  

  值得一提的是,范旭东也热心支持卢作孚的事业。1936年6月,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合资接办上海中华造船厂,改组为中华机器造船有限公司,资本25万元,民生公司投资12万元,金城银行投资12.5万元,范旭东投资5千元。卢作孚被选为常务董事,范旭东被选为董事。从范的投资数额看,显然只是表示对卢作孚这一事业的支持。

  

  1944年12月,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建成,这是由中国人自创的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多学科的自然博物馆。卢作孚任馆长,范旭东与张群、翁文灏、孙越崎、朱家骅、杨森、吴鼎昌、任鸿隽等13人被选为理事。

  

  在交往中,他们彼此信任。范旭东有事情,也愿意找卢作孚征询意见。抗战爆发后,范旭东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毅然转移人才和物资设备到重庆、自流井、五通桥等地重建永利、久大和黄海。在《卢作孚书信集》中收录有为此事范旭东在1937年给卢作孚写的一封信。信中详谈他在自流井建食盐电解厂的筹备情况,并向卢作孚征询对该厂“董监事会如何组织”“股本如何募集”“永利以外之股东可能为本厂尽力之处如何”等重大问题的意见。

  

  范旭东和卢作孚在政治诉求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正如黄炎培在日记中所记述:他们在“纵谈时事”时能够“忧乐交并,见于词色”。1944年12月17日,卢作孚、范旭东与中国文化界与实业界的领袖张伯苓、胡适、蒋梦麟、林语堂、钱永铭、吴蕴初、康心如、晏阳初、钱端升、莫德惠等21人发表联合宣言,敦促同盟国密切关注中国战局,加强对华援助。认为“目前局势严重,极盼联合国人民,尤其美国人民,督促其领袖,立取有效之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上打击敌人,不稍延误。”

  

  1944年在美国出席国际工商会议期间,卢作孚与范旭东也经常一道参加各项活动。1945年1月,他俩应邀在纽约出席南开校友会举行的演讲会,《民生实业公司简讯》还予以特别报道。

  

  共患难,书生本色不改

  

  卢作孚与范旭东交往之时,正是中国时局处在大变化、大动荡之际,他们之所以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共赴国难,结为患难之交,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一是他们都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信念,为国家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不避艰险,披荆斩棘,不遗余力;

  

  二是他们都是具有创业精神的实业家和社会改革家。有学者评价“卢作孚是一个豪情万丈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业家,他所创办的民生公司是民族航运业的一杆旗帜”。也有学者评价“范旭东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同时又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者,常怀经世之心,济世之仁”;

  

  三是他们创办实业,都不是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之初,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而范旭东也为“永久黄”团体制定了“相信科学”“发展实业”“顾全团体”“能以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4大信条。两者的宗旨何其相似;

  

  四是两人都出身贫寒,生活简朴,淡泊名利。都以事业和国家利益为重,不置私产,不为个人谋发财致富。卢作孚死后,身无分文,房无一间,连家俱都是向公家借的,被赞誉为“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而范旭东为自己定下3条生活准则:“不利用公司的钱财来谋个人利益”“不利用公司的地位来图个人利益”“不利用公司的时间来办私人事务”。他去世后,以至于“连夫人的生活费,女儿的留学经费都未有保障;

  

  五是他们都是热心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的实业家。卢作孚一生都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他创办实验小学、兼善中学,热情支持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和私立相辉学院的创办,他还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他只领一份工资,而把自己担任几十家企事业董事长、常务董事、董事的红酬、舆马费都捐赠给了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而范旭东则“将个人名下的久大、永利公司创业人的酬金捐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做日常经费”。他还向南开大学化工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奖学金,抗战期间积极支持南开大学在重庆建分校。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学者对卢作孚、范旭东的品评也何其相似,都把他们评为具有“书生本色”的企业家。如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赵津在其著作《中国化学工业奠基者“永久黄”团体研究》一书中,以《书生事业,英雄情怀》为前言标题,认为范旭东的事业“是一番书生事业”,是“一批知识分子怀揣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克服那个年代难以想像的困难,以民办企业的身份,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责任”;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守广在其著作《卢作孚年谱长编》中,则以《建设健将,书生本色》为其前言标题,认为“卢作孚其实自始自终都首先是个学者”“一个头脑中充满了睿智和梦想的学者,一个具有丰富社会阅历并能够从事实际建设以追求国家富强的学者”“一位怀抱改造社会理想的书生”。

  

  卢作孚与范旭东,两位“书生本色”不改的人物,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在社会动荡、风雨飘摇中,在政治夹缝和高压中艰难发展,从而为中国民族航运业和中国化工业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两人也在共患难中结下了深情厚谊。

  

  作者/刘重来

  

  原文刊载于2015年1月《红岩春秋》杂志

 

相关新闻
热门文章
友情链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隐私保护 | 免责声明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81号1幢三楼 邮编:400015 今日重庆传媒集团版权所有
渝ICP备:12000991 渝公网安备:50010302000322 经营许可编号:渝B2-2013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