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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将军郭汝瑰:从硝烟到和平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07 09: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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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位优秀的爱国将领在重庆市北碚区生活和工作着。他一生的经历反映出老一辈革命者的核心价值观——为党和国家的建设奉献终生。这位传奇将军就是郭汝瑰。

  

  郭汝瑰生于1907年9月,是重庆市铜梁县人(今铜梁区)。他曾是我党打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的情报人员,官至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郭汝瑰每周面见蒋介石数次,向其报告各战区的兵力部署和战况。利用这些机会,他不断向中共中央提供许多重要的情报。甚至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还未传达到作战部队,情报就已经摆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案头。

  

  在西柏坡的中共党史纪念馆里,专门有《蒋介石身边的“红色”作战厅长》展览,其中介绍道:“1945年,郭汝瑰通过任廉儒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董必武要求他继续留在国民党要害部门从事情报工作。1948年11月,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及时提供《徐蚌会战蒋方部署》等重要情报,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诱导蒋介石放弃蚌埠,改在徐州外围决战,对我军围歼黄维兵团,攻克徐州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时,许多共产党人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掩护情报,保护郭汝瑰,发生了许多险象环生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一次,郭汝瑰参加完蒋介石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后,向任廉儒提供了9份军事绝密情报。我地下党一交通员在传送情报时被敌特发现,以毁情报,牺牲自己来中断敌特追踪的线索。台湾一家报纸曾发表《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一文中评价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艰难曲折的入党之路

  

  郭汝瑰早在1929年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郭汝瑰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在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教官的影响下,积极参加革命。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吴玉章派遣郭汝瑰返回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川鄂边防副司令)的部队工作,所受的使命是:“尽力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帮助蒋介石攻打武汉。”不久,蒋介石开始发动“4.12”反革命叛乱,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郭汝瑰毅然于1929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来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郭汝瑰义愤填膺,退学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参与淞沪、武汉、长沙会战,战功显著。笔者曾听他讲过淞沪战场的一次经历。那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强攻上海,那天也正是郭汝瑰30岁的生日。当时他任14师参谋长,前方一位旅长面对日军的强势进攻,吓得六神无主,浑身颤抖,无法指挥作战,师长叫副师长上前线顶替,副师长不愿去,郭汝瑰便主动请缨,上前线接替这位旅长指挥。他率领42旅在前线坚守7天7夜,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这支8000多人的部队,撤下来时只剩2000多人,可见战况的惨烈。

  

  由于战功显赫,郭汝瑰深受国民党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祟禧等高官的赏识,于1943年调入国防研究院、中央训练团。1944年赴英国任驻英使馆武官。1945年进入国防部,先后任副署长、副厅长、厅长,军衔晋升为中将。

  

  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争取和平,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郭汝瑰作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的副手,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先后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带领的军事小组出巡,到过北平、济南、徐州、太原、延安等地,与解放区根据地的聂荣臻、贺龙、陈毅、刘伯承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过接触。郭汝瑰看到解放区的欣欣向荣,更加痛恶国统区的黑暗、腐败,看到新中国的希望,决定了他人生的价值取向。

  

  郭汝瑰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通过任廉儒,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接上了关系。他两次在任廉儒家中与董必武秘密长谈,表达“归队到延安”的希望。最后郭汝瑰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留在国民党内为党提供重要情报。董必武还安排任廉儒作为他的单线联络员。

  

  1948年,国民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连连惨败,曾担任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总指挥的杜聿明怀疑是郭汝瑰有问题。这时,任廉儒向郭汝瑰传达上级指示:希望他到四川带领部队,为解放大西南作准备。于是郭汝瑰向蒋介石“引咎辞职”,几经周折,终于在1949年2月到四川任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任廉儒也随之来到四川。在任廉儒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络员赵力均的引导下,郭汝瑰于12月10日在宜宾通电起义,西南数十万蒋军猝不及防。这次起义为解放大西南作出巨大贡献。

  

  1951年初,郭汝瑰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直到他离休。在这20年中,他一直向党组织申请归队,但他1929年入党的知情人都未健在,只能重新入党。在他不断申请入党的过程中,却遭受许多不白之冤,待问题查清时又遇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80年,党的“拨乱反正”政策落实,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郭汝瑰终于重新入党,实现了人生的宿愿。

  

  从1945年向董必武表示“归队”到实现入党的愿望,郭汝瑰等待了整整35年,但他追随共产党的志向始终不移。

  

  永葆朴素的生活作风

  

  郭汝瑰在未解决共产党员身份的情况下,仍坚持为党做情报工作,这与他坚定的信仰分不开。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在污浊的国民党内部,郭汝瑰洁身自好,永不没志。而杜聿明怀疑他是共产党,也正是从郭家的沙发还打着补丁开始的。一次,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造访郭汝瑰家,看见他们一家就着两盘素菜吃午饭,不由自主地感叹道:“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

  

  郭汝瑰将军是以副兵团级干部待遇离休的。1980年到北碚时,区房管局给他安排的是70多平方米的一套普通住宅,水泥地板,石灰粉墙。他就一直居住到自己离世,从未装修。其间,成都军区要拨款给他在北碚修建住宅,他没有接受。成都军区在成都给他一幢小楼,希望他搬去,他也谢绝了送来的钥匙。郭汝瑰的家陈设俭朴,除了两个大书柜外,只一台窗式空调、一台小彩电,没有成套的家具,睡的是旧木床,用的是旧书桌,客厅里也是木椅木凳。重庆警备区决定给他修别墅,配驾驶员、炊事员、警卫员。他知道后,立即给重庆警备区写报告:“我经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知道目前国家经济有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要体谅国家困难,为国分忧。”他谢绝了组织的照顾,只同意配给他一辆轿车,方便写作外出收集资料,但不许家人擅自用车,在北碚区内,他也很少用车。

  

  他非常关心青少年成长,一次,北碚图书馆举办“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报告会”,邀请他作一场报告。当时,他正在赶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当即表示:“要去,要去,再忙也要去。”那天,他步行提前半小时到达。在会上,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青少年讲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官兵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整整3个半小时,88岁高龄的郭老激情澎湃,憎爱分明,让听众无不动容起敬。报告会后,他向图书馆赠送了234册自己多年收藏的图书,希望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这段历史。

  

  1996年9月15日是郭老89岁生日,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台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都纷纷打电话给区委统战部,询问如何给他祝寿。区委统战部长刘晖上门征求郭老意见。他却坚持不祝寿,就在家里过。刘晖部长反复劝说:“许多客人都要不请自来,你这不足15平方米的客厅,怎么容纳得下,总不能把人拒之门外吧!”他终于同意了。

  

  在办祝寿庆典的规模上,又产生分歧。郭老希望把场面搞得小一点,不要铺张。而当时北碚区委希望在区委会议室里,面积大一些,又装修过,设施也较好。郭老就是不同意,坚持要在区委统战部会议室里,还说了3点理由:“一是进出方便,不爬楼梯;二是会议室大小正好;三是大家都熟悉,不拘束。”

  

  9月15日,郭老的祝寿活动如期在统战部会议室举行。重庆市委副书记金烈来了,成都军区、重庆警备区的首长来了,重庆政协和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来了,大家欢聚一堂。黄埔军校同学的后代送来了生日大蛋糕,请郭老吹蛋糕上点燃的蜡烛。郭老问道:“为什么要吹灭蜡烛?”

  

  刘晖部长答道:“这是告别过去,迎接新的生活。”

  

  “哦,我想也是这样,这叫英雄所见略同。”郭老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耄耋之年写巨著

  

  郭汝瑰将军晚年在北碚完成了3部巨著:《中国军事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郭汝瑰回忆录》和《郭汝瑰回忆录(续集)》,为我国的军事建设和历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军事史》是一部浩瀚巨著。20世纪60年代,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指示,由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负责编写这套书。当时郭汝瑰任研究处副处长,负责编写的日常工作。正当编写工作取得初步成果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来了,研究处被撤销,编写人员被分散。郭汝瑰被安置在重庆巴县,虽然重病住院,在困难时期,仍念念不忘叶帅的嘱托。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来到北碚定居的郭老认为完成叶帅任务的时机到了,主动联系分散到全国各地的编写人员,并亲自到南京军事科学院找到高体乾副院长,表达大家的愿望:决定在离休之年,不要报酬,不要工作经费,书后不署名,只求完成叶帅赋予的任务。高副院长考虑到编写人员分散在各地,又担心大家的身体健康,劝郭老“安度晚年”。

  

  郭老仍不放弃,专程到北京向原军事科学院老院长张震汇报。这时张震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听了郭老的设想后非常高兴,立即责成总参谋部军训处、成都军区和军事科学院在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帮助,并批了2万元作启动经费。

  

  郭老靠着他的人格魅力,很快联系了47人组成写作班子。这47人全是离退休干部,分散在全国13个省市,大家各自分担不同的篇章,写好后全汇集到郭老的70多平方米的小屋内,由他进行修改完善。

  

  当时,郭老家里没有电话,一切联系均靠书信往来,每月的邮寄费,也是不小的开支。写作中,一些写作人员不远千里,常到郭老家中聚会商谈。郭老得管食宿,宾馆住不起,就搭地铺。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头,嘻嘻哈哈地挤在一起,如同孩童,其乐无穷。

  

  由叶剑英元帅题写书名,张震上将作序的《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出版后,郭老带着这本书,来到任廉儒的遗孀罗莹澄家中,眼含泪花,用他微颤的双手,向任廉儒遗像捧上这本书,久久肃立,深切地怀念这位与他出生入死的战友。

  

  郭老领导的编写组经过10年努力,终于使这部具有8大部、10卷本、600万字的《中国军事史》出版了,填补了我国军事研究的空白。这部巨著成为我军高级将领案头的必备书,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其它多种奖项。

  

  完成《中国军事史》后,郭老已逾80高龄,仍壮心不已。他看到许多介绍抗日战争的纪实作品与史实不符,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便产生写作《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冲动。他再上北京找张震上将汇报,建立编写组,又历经7年,访问数10位抗战老将军,查阅100多份原始档案,参考400多种中外著作,终于在1997年完成了150万字、100多幅作战地图的书稿,又经国防大学组织6位专家教授进行半年的审阅修改,并请萧克、李德生两位老首长题写书名和题词,终于结稿送交出版社。令人悲痛的是,郭老未能来得及看到这部巨著正式出版,便因车祸去世,留下万分的遗憾!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是一部由共产党人撰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历史书作。该书出版后,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曾亲历抗战的老将军们纷纷托人购买,郝伯村一人就购买了50册。

  

  《郭汝瑰回忆录》是郭老找到西南师范学院的一位教师和几个同学帮助,对着一台录音机录制了半个多月,根据录制的几十盘录音带而写成的。郭老记忆力惊人,思维清晰,几十年前的往事,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都准确无误。那位老师和同学们将录音完整地记录整理,形成顺畅的文字,再由郭老自己动手修改,最后定稿。这本书于1987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郭汝瑰回忆录》不仅对研究当代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一本认识人生价值的励志书。后来,郭老又写出续集,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人生追求。

  

  不幸的是,1997年10月17日,郭老遭遇车祸,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重庆西南医院。张震上将闻讯立即给西南医院打电话,要求全力做好抢救工作。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也作出“全力抢救”的指示。遗憾的是,郭老终因伤势过重,于10月23日6时23分停止呼吸,享年90岁。

  

  郭老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郭汝瑰同志道德高尚,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廉洁奉公,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平易近人,对子女要求严格,保持了一位爱国将领的可贵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本色。”

  

  作者/王洪

  

  原文刊载于2015年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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