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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话,我铭记了一辈子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12 09:19:12

1945年,康岱沙与邓颖超在延安周恩来办公窑洞前合影.jpg

1945年,康岱沙与邓颖超在延安周恩来办公窑洞前合影

  康岱沙,原名康青彡,曾用名康艾梅,祖籍陕西城固,1919年2月生于北平。少年时代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上海中西女中、重庆女二师。1938年6月1日在重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40年跟随周恩来返回四川,在其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并先后在成都就读于光华大学、燕京大学。1945年2月,再次跟随周恩来离开四川返回延安,历任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干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新闻处《情况简报》编辑、中央社会部一室科员、石家庄市公安局《社会情况》编辑、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秘书、经济保卫处一科代科长。1950年3月,调入外交部,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等秘书(未成行)、西欧非洲司一科科长。1953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二等秘书、研究室负责人。1962年,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党委委员、一等秘书、研究室主任等职。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秘书长、理事,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党委委员、政务参赞等职,是中国人民政冶协商会议第五、六、 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吧。
  
  答: 康家在四川是很有名望的大家族。我祖父康寿桐曾在四川梓潼、什邡、彭县任知县,他有4个儿子,依次是:大伯康宝忠,字心孚;二伯康宝恕,字心如;我父亲康宝志,字心之;四叔康宝恩,字心远。
  
  大伯康心孚是康的引路人。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最早96位会员之一,可惜英年早逝。
  
  二伯康心如留学日本,也是同盟会员。他本将沿着大伯的革命道路投身民主救国的大潮,大伯突然辞世,他成了家族的顶梁柱,任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遂转向实业救国。我父亲康心之的名气也不小,是一位金融家和实业家,曾任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等职,自办《国民公报》。四叔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
  
  父亲性情温和,待人厚道,仗义疏财,被誉为“孟尝君”。他受大伯和二伯爱国思想的影响,16岁时跟着著名报人张季鸾办报。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9年,学习经济。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教书,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加入了国民党,曾出席国民党第一届党代会。父亲与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关系密切,李大钊遇害后,他帮助刘清扬避难天津。父亲在河南任财政厅长时曾下狱,因世交于右任与河南督军有交情,才予释放。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父亲在康公馆后花园造屋筑墙,延请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前来居住。于右任带着监察院二三个委员住在后院,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也长住我家。那时候,家里高朋满座,每顿都有七八十人吃饭。为了照顾客人,父亲雇请了2个专职管事,20多个佣人。
  
  我原名康青彡,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我于1919年2月出生在北平,从小活泼大胆,任性好强。在北平念完小学后,跟着姐姐康彰、哥哥康国幹到上海念书。1932年入读上海光华大学附中,1935年入读上海中西女中。
  
  问: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 父亲深感时局严峻 , 在“八一三”事变发生之前,把我们几个孩子接回了重庆。此后,我在重庆二女师(即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借读。二女师是一所要求进步的学校,当时,同学们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让人倍受鼓舞。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逐步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我和同学们参加二女师的罢课,去街道和乡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我的四川话说得不标准,宣传效果不好,我就做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譬如帮演讲的同学跑腿,找老乡借来板凳,让同学站在凳子上演讲。换下一个场地时,我就背着板凳跟着宣传队跑。相处久了,同学们觉得我这个“四川小姐”(同学们取的雅号)很实在,有培养前途。
  
  1938年春,重庆掀起一股去延安的热潮,对我影响很大。同年6月1号,在同学李佩柔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家小店铺的楼上,一个上级领 导,领着我向党旗宣誓。誓言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末一句——“永不叛党”。
  
  我们这个党小组只有三四个人,每两周来我家过组织生活。他们目睹了康家的奢侈生活,指出像我这样的小姐应该到艰苦环境里去锻炼。于是,我萌生了去延安的念头。尤其是看了话剧《水上人家》,剧中穷人悲惨的命运让人难忘,我更坚定了决心。
  
  到了夏天,我正好高中毕业,便向组织申请去延安,得到了批准。一天晚上,我找到父亲摊牌。他听说我要去延安,很反对。他提出送我和哥哥去美国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前方将士在流血流汗。我要离开这个家,我要去抗日,就是当护士,为抗日将士包扎伤口也愿意……我们不停地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为此,父亲好几天不理我。又一天,父亲对我说,邵世伯(邵力子)要去苏联任大使,我请他送你去苏联,苏联不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嘛,你怎么老想着去延安呢!我说,我去延安,是不愿意做亡国奴,是到前方去打仗。父亲一看我这么固执,就威胁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在《国民公报》上声明和你脱离父女关系。结果,我们又谈崩了。
  
  我放弃了说服父亲的念头,决定离家出走。7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张纸条,是党组织开的介绍信。不久,我悄悄地离开了家。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我离家出走的事,成为重庆上层社会轰动一时的新闻。
  
  我乘汽车离开重庆到了成都,住在同班同学曾述芳家中。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前往少城公园接头。在公园的荷花池旁,果然看见一位穿黑色绸大褂、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我们接上头后,那人交给我一个很小的纸卷,上面写着我的党组织关系,要带到延安的。他说,有一位党员同志的妹妹也要去延安,你们可以假扮表姊妹同行。她比我大,我叫她表姐。
  
  几天后,我们一路颠簸,乘车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填表时,我改名“岱沙”。
  
  问:您还记得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谈话吗?
  
  答: 到了延安,我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1939年夏秋之际,一天,指导员告诉我,有一位首长要见我。到了延河边,看到一位女同志,指导员上前介绍说,这是邓颖超邓大姐。之前我听说过邓颖超的大名,但没有见过本人,心情很紧张。邓大姐亲切地与我交谈,问我一些个人情况。两人慢慢地散步,我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她告诉我:“你离家出走后,你母亲病了。因为想你,你祖母去世了。现在,家里人要你回去。”我当时就表示:“我才来延安不久。再说,我跟家里已经闹翻了。我不回去。”邓大姐耐心地说:“你父亲在四川很有影响,党组织希望你回去做父亲的统战工作。统战工作很重要。恩来同志和董老(董必武)在重庆不也是做这些工作嘛!”我说:“我不愿意回到那个腐朽的家庭,我要在延安抗日。”邓大姐说:“抗日需要全中国的人民都能够动员起来,才有胜利的希望。我们延安才多少人啊!解放区是很小的。”我说:“延安小,我们不是还有八路军吗?”邓大姐开导我说:“全中国几亿人口,现在我们才有多少人,做统战工作就是要做人的工作,要让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我们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邓大姐临走时,仔细地端详我,微笑着说:“岱沙,你去城里照个相,要穿衬衫,不要穿军服,也不要戴帽子,给你母亲寄去。你要与家人通信,谈谈你的学习情况和身体情况。要作好回家的思想准备啊!”
  
  尽管我不想回家,但还是听话地去照相,与家里通信。
  
  1940年春天,指导员通知我到杨家岭去看一位中央首长。我没去过杨家岭,指导员找了白灵(杨尚昆的妹妹)来带路。进了窑洞,没想到要见的人竟是周恩来。周恩来问起我家里的近况,我一五一十地将与家人通信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党的统战工作很重要,我和董必武同志在大后方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你不是也有做这个工作的条件嘛!”他接着说:“国统区的工作很重要,组织上决定让你回去工作,是对你的信任。你作为剥削阶级家庭的叛逆者诚然可贵,但是既然投身革命了,就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何况你回重庆工作是有良好条件的,到那个环境去锻炼,不是也很好嘛!你要注意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影响。但是反过来,这样的环境,也会使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更自觉地加强锻炼,改造世界观。”
  
  周恩来一直在观察我的心理变化,继续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他说:“你看到了国统区腐朽、反动的一面,但还要看到,国统区的广大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受压迫,有强烈的抗日愿望;而且,国民党内部也有矛盾,这些都是我们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挖掘扩大这些有利因素,不仅在前线、也要在后方,真正形成团结抗日的强大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定要有人去做。在前线英勇杀敌是英雄,在后方做好统战工作同样是英雄,往往还是无名英雄。做无名英雄要面对更多的复杂情况和危险,甚至作出牺牲。这更是对自己革命意志的考验。”
  
  周恩来摆事实、讲道理,一番循循善诱,使我欣然接受了回大后方工作的任务。
  
  问:您还记得周恩来、邓颖超送您回家时的情景吗?
  
  答: 1940年5月29日,我跟着周恩来及大队人马,开着4辆大卡车回到重庆。我住在红岩村,邓大姐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忙着给我准备旗袍等服饰。周恩来百忙中也专门抽出时间,帮助我对家庭主要成员和重要社会关系等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导我如何区别对待地做这些人的统战工作。
  
  但我还是不想回家。我鼓足勇气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我不愿意回家。我是跟父亲谈崩了才不辞而别的。而且,我不喜欢资本家的家,那里散发着腐朽没落的气息,跟抗日救亡的气氛、跟人民悲惨的生活不一样,我不能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
  
  周恩来耐心地启发我,他指出:“资本家的生活有腐朽的一面,还有爱国抗日的一面,我们要争取他们,让他们为抗战多做一些贡献。岱沙同志,你的家庭社会关系的确很复杂。南京的一些高官显贵,包括一些高级民主人士都到了四川,你父亲在四川又很有名。你只要做好你父亲和两位叔伯的工作,就影响了他们周围的人。而且于右任、邵力子、程昌波等长期住在你家,还有你的姐夫张平群,他是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虽然经常跟我们的新闻发言人王炳南唱对台戏,但是,他们还是有爱国心,不愿意当亡国奴吧!他们愿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就等于接受了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我终于想通了,爽快地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我愿意回家。”
  
  周恩来特别叮嘱我:“岱沙同志,你回家如同你离家一样,影响都很大,国民党特务也会知道的。因此,你回家后,决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要争取上学,平时尽量把自己搞得灰色一些,有情况就到曾家岩50号找我。”
  
  第四天上午,我换上新缝制的旗袍,新烫了发。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陪同下,乘一辆黑色小汽车回家了。小车一进院子,家里一大群人迎了出来。周恩来一下车后,见到我父母便说:“康先生,你托我帮你找的女儿,今天,给你送回来了。”我父母激动不已,一再向他们表示感谢。周恩来夫妇走后,我连忙进屋见我的庶祖母。老人家高兴地抓住我的手连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从那以后,我母亲也逢人就说:“共产党讲情义,亲自把我女儿从延安送回了家。共产党说到做到,真了不起。”
  
  我回家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很快传到成都、昆明,亲友们都来信向我父母表示祝贺。
  
  问:回家后,您平时如何与周恩来保持联系?
  
  答:回家后,整整5年时间,我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1943年,有一段时间他回延安了,董老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事要汇报,由董老接见。这样的情况大概有一两次。
  
  邓大姐的纪律性很强。每次我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邓大姐与我寒暄两句后,就离开了,主动回避,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最初我有些纳闷,后来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与周恩来的联系不固定,他规定有事才去找他。一般情况下,是我写张纸条,让家里的袁管家送到新华日报社营业部。然后,就有人通知我什么时候去红岩村或者周公馆,有时是别的地方。但多数时间是去红岩村。我白天去红岩,晚上下山(党内同志称到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上山”,离开为“下山”——整理者注) ,照例都要派人送我的,由陈家康、龙飞虎,朱华或者是哪位同志开车。我记得有一两次是去郭老(郭沫若)家。郭老住在天官府,离领事巷的康公馆很近。躲避日机轰炸时,郭老和夫人就上我家的防空洞。
  
  我父亲曾调到成都担任四川省粮食局局长、粮食储运局局长,我母亲也跟去了。1941年,经组织同意,我考入成都光华大学经济系,改名康艾梅。1943年9月,转学到成都燕京大学。到成都后,周恩来规定,还是只到重庆向他汇报工作。他不在,就向董老汇报,不与别人或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我都是利用寒暑假回重庆时汇报工作。
  
  问:您如何评价自己做的统战工作?
  
  答: 1943年6月,我正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一天放学回家的途中,突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关了一个多星期。在家人的帮助下,我被保释出狱。1945年2月15日,我随周恩来、王梓木、陈家康、龙飞虎等一同回到延安。
  
  从1940年到1945年,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教育下,我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回延安后,我按照他的指示,将1943年6月自己在成都被捕的情况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中央组织部。周恩来看了我的报告后,抽时间跟我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
  
  我说,自己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条件虽然好,但所提供的只是一些零星点滴的材料。心里很想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可是实在不会在大量的信息中取舍,工作做得不好。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从组织上讲,并不要求每个党员都去搞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革命所要求的是,每个党员都能服从组织的安排,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具体工作。你要记住,埋头安心于平凡的革命工作,就是一个好党员。”
  
  “埋头安心于平凡的革命工作,就是一个好党员”。周恩来的这句话,我铭记了一辈子。
  
  作者/ 康岱沙口述 张正霞、陈以中、周孙煊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7年3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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