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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弹头背后的历史谜团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10 09:36:41

华蓥山游击队革命烈士纪念碑.jpg

华蓥山游击队革命烈士纪念碑

  在重庆红岩魂陈列馆2楼展厅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一颗编号为“00423”的子弹弹头,因年代久远,它已经被锈蚀得面目全非。虽然难以辨认,且外观上没有特别显眼之处,但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位烈士的历史。
  
  卡在胸腔的子弹
  
  1987年4月5日,上午9点左右,四川省广安县(今四川省广安市)光辉乡田家坝的一座小桥边,一群人围在一座坟堆前,有的人拿着手帕捂着嘴低声哭泣,有的人拿着铁锹奋力刨开坟上的泥土,有的则静静地站在旁边观望……
  
  常言道:“逝者为大,入土为安”。好端端的坟墓,这群人为什么要去掘开?难道不怕犯忌吗?
  
  原来,死者唐文渊刚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当天,广安县民政局副局长杨达珍带领工作人员周海波,在唐文渊的亲属及周围群众的见证下,准备将唐文渊的遗体迁至县烈士陵园安葬。
  
  刨开坟土,打开棺木,一副完整的人骨出现在大家眼前。看着父亲的遗骸,唐文渊的子女唐仁启、唐仁秀、唐仁敏顾不了悲伤,大声提醒唐红锡(唐文渊的侄子)、唐继珊(唐文渊的侄孙)及其他工作人员清理遗骨时要留意体内是否留有子弹弹头。10点零5分,清理人员在其遗体胸部的骨头缝中发现了一颗长满灰白色锈斑的弹头。
  
  看着这颗小小的弹头,唐文渊的亲属顿时情绪失控,泣不成声。38年前,正是它,以及另一颗击中头部的子弹,夺走了唐文渊的生命。
  
  唐文渊是谁?他为什么被枪杀?为什么殉难38年后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谜团呢?
  
  革命生涯几多磨砺
  
  1908年9月16日,唐文渊出生于广安县广兴乡田家坝。幼年时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深受父母的疼爱。
  
  少年时期的他处在一个急剧变革、大浪淘沙的时代。那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思潮如旋风般席卷各地,五四运动的影响持续发酵,共产党的成立也为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新的方向。在那样一个各种思想不断涌现的时代,唐文渊却被共产主义思想深深吸引。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时,唐文渊正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学习,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其政治觉悟不断提高。1929年,唐文渊站立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后,唐文渊开始了长达20年的革命生涯。
  
  1933年,唐文渊回到家乡广安县,任观阁镇镇长。当时广安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1931年,王维舟就在广安组建过川东游击队。后来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的火种已在广安周围熊熊燃烧。军阀杨森一方面派兵“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组织力量对广安华蓥山区的武装力量进行“清剿”,同时,实行“联保连坐法”,残酷地镇压革命力量。
  
  家乡的革命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唐文渊惊喜万分,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利用镇长的合法身份为掩护,支持革命工作。在一次“清剿”过程中,唐文渊将“清剿”信息暗中提供给当地的农民武装,使得一些同志和群众安全转移。然而,唐文渊的举动被国民党察觉,为了安全,他不得不离开广安。
  
  1935年初,唐文渊又回到广安,帮助地方实力派郑启和创办私立“安和中学”,并以学校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帮助学校的师生组织读书会和书报社,学习郭沫若等左联作家的作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每到赶场时,他便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他还组织师生深入农村,为民众演出宣传抗日的节目,动员大家捐款捐物,支援前方抗战。然而,他的做法却引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迫于当局的压力,不久学校被迫停办,唐文渊只好再次离开广安。
  
  1938年,抱着“深入国民党内部伺机活动”的想法,唐文渊考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正科6期。毕业后,相继担任大足县(今重庆市大足区)政府财政科科长、龙水区区长、璧山县(今重庆市璧山区)政府秘书兼财政科科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按照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利用国民党政府职员的合法身份,大力改革弊政,深受各界人士的拥护。
  
  抗战胜利后,为了掌握国民党的动态以及加强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唐文渊离开璧山,利用个人关系打入位于重庆南岸的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担任学校的文书科长。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名义上是自己居住,实际上是用于革命活动的场所。校内外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常以 “打麻将”的由头,到他家里讨论时局。
  
  从1929年入党到抗战胜利,唐文渊严格按照党组织的纪律和指示要求,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革命工作。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惊涛骇浪,却也掀起了阵阵波澜。
  
  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
  
  1948年农历正月,在广安县观阁镇大岩寨,身穿黑色高级警官制服的唐文渊再次回到家乡。他以“拜年”为名,探亲访友,走村串户,实则是受党组织的指示,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前期准备。
  
  他以“生期会”为名,组织农民武装进行“三抗”运动;他深入地势险峻,环境隐秘的观阁小井沟,建立秘密游击根据地和游击骨干训练班;他把家里的田产抵押,用于购买枪支弹药,开办“三友茶社”,作为革命工作联络点;他“借用”广安广兴乡地财会税收谷300石,出卖后用作起义经费。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唐文渊经过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并与观阁特支书记约好今后接头暗号,便去了四川兴文县担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和民政科长。唐文渊离开广安后,家乡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7月,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从岳池去广安途中,惊闻自己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工委委员兼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叛变,立即返回岳池县罗渡乡,在共产党员伍俊儒家召开上川东七、八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王璞提出:目前情况紧急,为了反击敌人,保存党的力量,应立即发动华蓥山周围几县的联合大起义。会议决定:上川东各工委领导的地下武装力量组成“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政委王璞,曾霖负责军事,各工委领导的武装分别组成支队,支队番号以工委番号为序,工委书记任支队政委。在讨论行动计划时,王璞提出:广安的工作基础较好,应首先在代市、观阁一带发动起义。
  
  唐文渊得知起义计划后,于同年8月初毅然辞去国民党兴文县县政府的工作,火速赶回观阁镇。
  
  8月11日晚,观阁、广兴、大良、桂花等乡的农民及陈尧楷由大竹带来的游击队共200多人齐聚观阁,唐文渊身在其中。这支队伍由杨玉枢、刘隆华、陈伯纯、陈尧楷、王兆南等领导,按计划于8月12日在观阁镇发动起义。
  
  起义前,游击队与观阁镇长金友亮秘密约定:8月11日晚游击队先把镇公所包围,金友亮鸣枪为号,游击队即冲进镇公所缴枪。不料,老奸巨滑的金友亮耍两面派手段,等游击队敲门找金友亮时却久无应声。游击队察觉有变,迅速撤退。
  
  12日天亮时,几支小队在小井沟集中,动员了一部分没有枪的农民回家,只留下10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和一个独立中队,王兆南任大队长,陈尧楷任独立中队长,杨玉枢、陈伯纯带队向华蓥山进发准备与代市队伍会师。
  
  8月16日,起义队伍遭到国民党大竹专署保警大队的袭击,战斗中杨玉枢、刘隆华、陈伯纯、胡正兴等与部队失散。之后,游击队又出现供给困难,组织决定没有暴露的队员回家,剩下的40多人由陈尧楷等带队转移到大竹继续开展游击战。
  
  转移重庆不幸被捕
  
  观阁起义严重受挫后,唐文渊为了不暴露自己,立刻转移到了重庆,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他受聘担任南岸“重华学院”副训导长兼生活指导主任。谁也想不到,这位平易近人、能文善书、谈吐优雅的训导长,竟然是个叱咤华蓥的起义勇士。
  
  在这座幽静舒适的高等学府里,唐文渊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利用合法身份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教育学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要关心国家命运,引导学生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用巧妙的方式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
  
  1948年秋,国民党对华蓥山地区的革命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一大批参加武装起义的同志被迫转移到重庆。转移人员的逐渐增多,使本来就少的活动经费更加急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文渊托人从家乡水运100石谷子到北碚售卖,作为地下党组织活动经费,而他则亲自前往北碚处理。岂料,他的行踪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密报重庆绥靖公署。1948年10月31日,唐文渊在北碚的一家旅馆被捕。
  
  唐文渊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在这里,他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同志。特务无可奈何,只好把他转移至渣滓洞看守所,关押在楼上2室。
  
  在渣滓洞监狱,唐文渊热心为难友们服务,给难友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同室一位难友病重,唐文渊经常为他端水喂饭,仔细照料。有一次,他还把自己“打牙祭”的一份肉省下来给难友吃,被特务看守发现后,他挨了两记耳光,遭到一顿斥骂。后来这位难友被折磨死了,唐文渊十分悲愤,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狱中,抗议特务的罪恶行径。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上寒风呼啸,淅沥的雨点不停地从牢窗飘打进来,昏暗的狱灯和凄凉的梆声让人感到气氛的阴森恐怖。而此时,被关押在楼上第二室的唐文渊和大多数难友一样没有丝毫睡意,同室的难友都站在牢门口密切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响动。因为近段时间特务以“转移”为由,分几批带走了古承铄、蔡梦慰等几十位难友,这使牢房里的难友都有些紧张。忽然,一声口笛划破了夜空的寂静。
  
  “楼上的全部下来,我们要办移交了”看守长在放风坝吼叫着。“交给谁?”这时有难友追问道。
  
  “交给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下去安静点,等警备部来接人。”
  
  听到敌人的回答,唐文渊意识到最后时刻来了,他没有恐惧和惊慌,而是从容地转过身对身后的难友说:“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最后的时刻到了,大家准备当烈士吧!”
  
  很快,特务们跑上楼来,依次打开牢门,并将各个牢房的难友转移到楼下。
  
  待楼上8间牢房的难友被转移到楼下牢房,女牢1室和2室的难友被转移到楼下8室后,特务用铁锁死死锁住了牢门。
  
  这时,一群荷枪实弹的特务进入内院门口,冲上走廊后,站在楼下男牢每间牢房的风门边。一声口笛声之后,卡宾枪、冲锋枪喷出了火舌,渣滓洞大屠杀开始了。
  
  唐文渊侥幸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第一轮机枪扫射,又躲过了刽子手的逐个补枪。当烈火熊熊燃烧,门窗都已烧坏时,他趁着浓烟掩护,砸开门窗跑了出来,冲向监狱围墙的一个缺口。不幸的是,在火光中,他被岗楼上的特务发现。罪恶的子弹呼啸而来,一颗打中他的头部,一颗击中胸部,两颗子弹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埋名30多年后终被追认烈士
  
  重庆解放后,唐文渊的家人将他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
  
  1950年1月15日,重庆军管会主任张际春在“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上宣读的236位烈士名单中,却没有唐文渊的名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开始,重庆军统集中营殉难者的家属强烈要求,对1950年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列为未定性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
  
  1982年,四川省委组织部成立了“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复查工作组,随后对唐文渊的情况展开调查。
  
  复查工作组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材料以及档案、报刊资料,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抗战时期,唐文渊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1947年在重庆中央警官学校和兴文县政府任职期间,多次根据地下党领导同志的指示,回乡领导和检查农运、学运和建立华蓥山游击根据地的工作。1948年8月2日,与观阁特支书记吴某某等人一道,亲自领导和参加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凑集经费购买枪支,进行革命活动,10月在北碚被捕。被捕后,没有供出组织和同志,在狱中表现甚好,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唐文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广安县政府征得其家人同意后,决定将唐文渊的遗骨迁至县烈士陵园安葬。1987年4月5日,县民政局专门组织力量迁坟。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1991年10月19日,唐文渊的家人将迁坟时找到的那颗弹头捐赠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2012年,这颗弹头被重庆市文物局的专家认定为二级文物。现在,这颗弹头静静地躺在玻璃橱窗里,它的故事被后人永世铭记。
  
  作者/肖析
  
  原文刊载于2017年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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