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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岩很有感情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08 10: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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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光

  申光,生于1908年12月12日,河北省巨鹿县贾家庄人。1935年10月参加红军,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先后任红十五军团通信教员、军委电台报务主任、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材料处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通信工作,先后在汉口、桂林、重庆、香港建立电台,培训干部,以确保南方局与延安党中央及各地党组织的通信联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参与组织通信保障工作,以一部5瓦的小型秘密电台,及时准确地传递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指示。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方面第三处处长,负责组织中共代表团与延安党中央及驻各地军调小组电台的通信联络。后任军委三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主管中央社会部、城工部地下通信工作,参加了北平、上海等城市的电信接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与邮电事业的创建工作。1949年12月至1955年先后任邮电部办公厅主任、计划司司长、部长助理、部党组成员。1956年任邮电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73年任邮电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主动退居二线,经中央批准,改任邮电部顾问。1982年12月离休。2003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问:您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电台工作期间,都做一些什么事情?
  
  答:1937年8月,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根据中央指示,派我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为延安采购通讯器材;二是为武汉办事处建立电台,培训报务、机务人员。同行的电台人员有肖贤法、张海青,8月底,我们顺利到达武汉办事处。当时,办事处设在汉口的安仁里(1938年1月迁移到旧日租界大石洋行)。
  
  我从延安带了一部15瓦哈特莱式发报机,到汉口后,买了一些材料,自己组装了一部收报机。这样,办事处有了第一部公开电台,主要与延安、新四军军部、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及香港进行联络。我负责电台工作,电台人员有肖贤法、张海青。机器24小时运转,人手不够,我开设了无线电培训班,电台陆续增加人员,如柳仁甫、田宝洪等。
  
  电台建好后,接着是为延安采购无线电设备。因上海沦陷,汉口买材料很困难,买成批材料更加困难,即使买到了,价格也很昂贵。新四军买过一部15瓦电台,花费了3500块现洋。我提出,如果用这笔钱买零件和原材料自己组装,可以装10部电台。麻烦的是,汉口无法买到成套的器材,香港是自由贸易区,可以买到材料。
  
  我将情况报告给李克农(时任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请示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找我谈话,询问具体情况及金额。我说只要3万块左右,就能采购80至100部机器所需的材料。毛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重视无线电通讯工作,在中央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很快批准了这笔资金。
  
  1938年2月初,我装扮成内地电料行老板前往香港。此时的香港沉浸在春节前的欢乐气氛中,街上车水马龙,人潮熙熙攘攘,商家忙着打折卖货。我无心欣赏街景,出入各个电料商行、公司,打听价格和行情。考虑到我军在山地开展游击战,条件艰苦,部队负荷不能太重,我挑选的都是小型电台和发电机,质量也好。最后,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协助下,我们花了3个月时间,购买了可供组装100部小型电台的全套设备和备份材料,还有40部手摇发电机和一批电子管、电池。我亲自开箱抽查、验货,确保质量、数量达到要求。
  
  可是如何运出香港呢?因为无线电器材在香港属于管制物资,很难通过海关。我很着急,担心夜长梦多,器材滞留香港一天,就多一分风险。
  
  当时宋庆龄住在香港九龙,廖承志通过她弟弟宋子良(时任九龙海关监督)的关系,搞到“免于上税,立即放行”的特殊关照。另外,李克农、钱之光组织领导,王超北、龙飞虎、邱南章等同志负责具体承运,这批器材从香港经汉口、西安,于1938年6月初安全运抵延安。
  
  王诤收到器材后,高兴地对我说:“这批器材可解决问题了!”以后,这批器材装配了近百部机器,基本保障了游击区的通信通畅。
  
  我去香港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电台由肖贤法负责。同年5月,我回到汉口。因电台人手增加,电台只有一部,不敷使用,还不能出故障。于是,我用在香港购买的器材组装了第二部电台。电台是公开台,15瓦哈特莱式机器,设在汉口成忠街53号,后来搬到旧德租界二跃小路。台长是田宝洪,报务员有刘澄清、张元。
  
  1938年10月,日寇直逼武汉,办事处撤离。途经湖南湘乡覆嘉石屋、长沙湘雅中学和衡阳时,这两部电台一直担任着通讯联络任务。
  
  问: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电台时,您又遇到了哪些情况?
  
  答:1938年11月,我党在桂林建立了办事处。办事处有两处办公地点,一处设在桂北路138号万祥醩坊,另一处设在灵川县定江镇路西村(大本营)和路莫村(物资转运站)。办事处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负责人是李克农。
  
  12月底,我到了桂林。电台先是设在全家村,不久搬到郊区路莫村,租借陶永宪的私宅为电台室。1940年下半年又搬回城内桂北路138号。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办事处撤离,电台停止工作。
  
  桂林办事处的电台是党在南方的中心电台,是党中央联系南方各地的枢纽台。电台的联络对象主要是党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新四军军部、海南岛,有一段时间还与南岳游击队干部训练班保持联系。除此之外,也与党内地下党组织联系,如广东省委、江西省委、南委(南方工作委员会)等,还有湘南通讯处,当时徐老(徐特立)在那里。
  
  我是电台总负责人,之前有两任台长,一个是郑执中,一个是刘建辉,之后有王清生、刘澄清等。报务员前后有刘澄清、田宝洪、钟尚清、康瑛等20多人。我还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陆续往南委、韶关、海南岛、江西、邵阳、南岳等地派出电台人员,如唐士吉到海南岛,钟尚清、王永华到南委。
  
  办事处有15瓦到50瓦的公开电台,我又安排刘澄清在桂北路138号李克农住地设立了一部5瓦的秘密电台。为保密,天线埋在板壁墙里。办事处的电台和发电机都是我们组装的。平时,使用公开电台,密台备用。当公开电台被查封不能工作时,用密台保障任何时候与党中央和南方局的联络。
  
  办事处的工作繁重,生活简朴,但文化生活很丰富。工作之余,大家上政治课、文化课,学习时事政治。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赴皖南指导新四军的工作,途经桂林时,在叶挺、李克农的陪同下来到路莫村,亲自给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桂林文化界党员共计200多人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报告。
  
  办事处经常开展文娱活动。救亡室是我们学习开会的地方,也是室内文体活动的俱乐部。我们在这里组织教唱歌曲、学习党的政策、听演讲报告、办壁报,还可以打乒乓球。救亡室外面的平地,可打篮球、排球,踢毽子、拔河、跳绳。1939年初,办事处在路莫村开展了一次颇有规模的运动会,参加者除工作人员外,还有新华日报社、救亡日报社、新知书店的同志。比赛项目有篮球赛、障碍赛、接力赛、乒乓球赛,路莫村热闹了一整天。
  
  路莫村有一条小河,清澈干净,可以游泳。我和胡光(即胡志明,曾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总理,越南劳动党主席。1938年2月至1940年12月期间,曾化名胡光,以八路军二等兵的身份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学习工作,担任过救亡室主任。与申光同寝室,向其学习通信技术——整理者注)等同志,喜欢到河里游泳,每次我游得最快。
  
  1938年8月,周副主席对我说:“你再去一趟香港,那边电台有些问题,你去解决,同时再买些材料回来。”李克农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跟上次一样,3万块。于是,我第二次去了香港。
  
  在香港待了3个月,我购买了可组装60至70部电台的原材料,40部手摇发电机,还有电子管、干电池等。因物价上涨,这次购买的数量有所减少。材料还没买齐,日军占领了广州,香港也岌岌可危。组织上通知,马上将这批器材运回延安,可往内地的铁路运输被截断,只好改走越南海防。随后,遵照上级指示,我到汉口建立地下电台。
  
  时逢日军逼近武汉,10月25日武汉办事处撤离。我经广西北海赶到湖南长沙,找到周副主席和钱之光,他们正组织大家向衡阳转移。我将香港之行的情况作了汇报,他们让我经衡阳去桂林办事处,迎接那批通信器材。
  
  1939年7月,通信器材与海外侨胞支援的物资等一同运抵路莫村。在桂林,因为没有联系上汽车,耽误了一段时间,直到年底,这批物资才经重庆安全运抵延安。
  
  问:随着抗日战场形势的变化,国共关系时好时坏。周恩来为何会派您去香港建立秘密电台和转报中心?
  
  答:1940年底,皖南事变发生前,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与我党我军制造军事摩擦。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党作了多种准备,包括最坏的打算。
  
  10月28日,党中央电令各大城市建立秘密电台,确保通信联络。指示说:“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我们在国民党区域与敌后大城市中的电台工作,将会受到更大的困难,与更严重的压迫,甚至有停,国共破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克服在工作中技术上各种困难,准备在最坏的条件下,最秘密的环境中继续保持电台工作,这是我们在国统区与敌后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接到党中央指示,李克农与我研究如何才能保障通信通畅。我们都认为香港是最合适的地方,这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不是主流,购买通信器材比较方便,我党与港方的关系也比较好。李克农向周副主席请示,周副主席同意将香港作为南方地下电台的后勤基地和转报中心。当晚,我由桂林乘飞机赴香港。
  
  到香港后,我首先开办了小型训练班,培训报务、机务人员。随后,建立了新闻台、转报台,与延安、海南岛琼崖纵队、南委保持定期联络。这一时期,组织上派林青去东南亚建立电台,派刘澄清、康瑛来港接替林青的工作,派肖贤法、张元建立大电台配合林青国外的秘密电台工作。为了掩护身份,我开了一家电料行、一家汽车公司。到日军占领香港前后,我们已建立了4部电台。
  
  建立电台,选址很重要,为此,我对周围环境、电力供应、天线利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为确保电台及工作人员安全,我改造了收发报机,将15瓦功率的电台改为5瓦的小型密台,与收音机连接。警察好几次来家里搜查,都没怀疑过这台公然摆放着的“收音机”。
  
  为了掩护和协助我的工作,组织上安排王彦之与我假扮夫妻。王彦之生于香港,长于广州,曾在曾生游击队做电台工作,对香港、广州一带很熟悉,又会讲广东话。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我及时将战争局势报告党中央。党中央指示撤离,由我负责安排疏散。
  
  日军在香港烧杀掠抢,封锁了香港到九龙的交通,直到12月底,港九交通才恢复。为了疏散人员、安置电台,我常往来于各个电台地点。一次,我带着拆成零件的通信器材,经过一个日军驻地,遭到日本兵蛮横无理地殴打。所幸他没搜查箱子,否则,我将性命难保。
  
  港九交通恢复后,组织要求恢复香港电台。我和王彦之选择了九龙福佬村道4楼,作为秘密电台工作地点,王彦之负责电台,报务员有戴机、江群等5名同志。平时与延安、南委、海南岛琼崖纵队联络,并抄收延安新闻,负责转报任务。
  
  秘密电台随时都有危险。一次,王彦之正在接收电报,日本兵来搜查,掩护她的江群(东南亚华侨)刚一开门,日本兵就举着枪,气势汹汹地硬要往屋里闯,江群毫不畏惧挡在门口,用英语大声呵斥。日本兵见江群说英语,以为是英国人,就离开了,她们才躲过一劫。
  
  在长期工作接触中,我和王彦之建立了感情,于1942年春节结婚。同年6月,周副主席电令我们回重庆,并在经过桂林时建立一部秘密电台。
  
  我乘日本邮轮离开香港到湛江,再转道桂林。桂林办事处已经撤离,和桂林地下党组织联系上后,接头人熊子明告诉我,电台原本准备建立在何康家(地下党员,国民党要员、爱国人士何遂之子),但何家已被特务盯上,没法建台了。我秘密勘查了李芝楠家,觉得比较合适,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将器材转移到李芝楠家。布置好电台后,又护送我到阳朔隐蔽起来。
  
  电台正常工作后,我准备回重庆。但我已经身无分文,何康变卖了一些家什,凑足路费,我同熊子明搭车同行,于9月23日回到重庆办事处。
  
  问:为保障南方局与党中央、抗敌前线、各地下组织通信通畅,您在红岩村都做了哪些工作?
  
  答:1942年9月至1946年1月,我在重庆红岩村工作,主要负责南方局的通信工作,我妻子也在红岩村做电台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处于最为复杂的时期。为了确保通信通畅,我和同志们在电台通信方面筑了3道防线:一是设立公开电台;二是设立室内2个密台;三是设立市内地下通讯台3个。当时,国民党查封了我们的公开电台,有电报必须通过其军政部的电台收发。直到1945年8月底,毛主席来重庆谈判,经我方多次交涉,才允许我们启用公开电台。实际上,我党的绝密电报都是通过秘密电台收发的。
  
  在渝几年,由于战争需要通信人才,我在红岩开办了通信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机要译电员、电台报务员和技术员。他们在红岩村工作了一段时间,技术比较成熟后,被分别派往各地担任机要电台工作。经过几年建设,党在抗日前线、国统区及海外基本形成了我党我军机要通讯工作网,成为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为党中央提供情报,传递党中央指示,真正成为党和军队的“千里眼”“顺风耳”。
  
  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南方局和办事处基本被封锁在红岩村的篱笆墙里,曾家岩、虎头岩也处于国民党特务的层层包围中。为了保障机要电台的安全保密,我们的电台、文书(专门抄写情报材料)设在办事处3楼,与机要工作无关的人员不能上去。同时,还在通往3楼的楼梯口安装了一扇结实的门,在传达室隐蔽处安装了电铃,以阻拦国民党突然袭击,有时间迅速销毁党的秘密,隐藏秘密电台。
  
  重庆是个大火炉,夏季又热又长,还非常潮湿。机要电台在3楼,距离屋顶不过一米多高,房间大小五六平方米。窗户开在房顶,阳光正好直射下来,房间就像一个鸽子笼,密不透风,酷热难耐。电台24小时开机,我们分班工作,吃住都在楼上,大家日夜战斗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一天下来,就像洗了几次热水澡。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志们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饱满的革命热情。
  
  1945年2月7日,我女儿降生在红岩,邓大姐闻讯赶来看望,嘱咐我要好好照顾妻女。她很爱红岩的孩子们,还为他们创办了托儿所。
  
  我对红岩很有感情。1961年1月21日,我又回到红岩,不禁心潮澎湃,即赋诗一首,以作留念:
  
  红岩别来十五冬,今朝喜重逢,策谋国是迎领袖,匪特一扫平,山河壮丽成大业,红岩红更红。
  
  作者/申光口述 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7年12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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