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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邓中夏生命的最后时刻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05 09:33:35

邓中夏在狱中.jpg

邓中夏在狱中

  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在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不久,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实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监狱。自此,我们两位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又多了一层“狱友”关系。也正因此,我亲眼目睹了邓中夏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的情形,见证了邓中夏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感人壮举。
  
  非常时期相识
  
  我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我担任北平西城区暴动队总指挥,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5月越狱。1929年5月,我在上海组织纪念“五卅” 示威游行被逮捕,判处拘留40天,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组织示威游行, 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判处徒刑10个月,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出狱后,1931年4月,我受党组织的委派, 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历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委、警卫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等职务。
  
  邓中夏是我党创建初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负责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广东省委书记。4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0年7月,邓中夏从苏联回国,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后改为红三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但是,王明上台不久,就撤销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停止了他的工作。
  
  1931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在周老嘴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当时,我是省委机关秘书长。会议期间还抽了一个晚上,批斗了军团总政委邓中夏,叫他住在周家祠堂进行反省。因为我是中央从上海派到洪湖苏区的,没有卷入复杂的历史渊源。虽然别人都不理睬邓中夏,我却很敬佩和同情他,经常去找他聊一聊,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后来,中央招邓中夏回上海,我还送了他一程。
  
  邓中夏回到上海后,左倾路线临时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给他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但他毫无怨言。
  
  一年后,我和邓中夏又在上海相聚了。
  
  1932年10月的一天,邓中夏来到上海八大马路新西桥附近的互济总会机关住处。他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他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决定成立互济总会巡视团, 他任书记,我作秘书长。巡视团的任务是到全国各地去看看,先到北平、天津,再去江苏各县。今后我的组织关系直接与他联系。
  
  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影响,互济会变成了从事反对白色恐怖斗争的一般赤色团体,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1 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互济会工作决议》,互济会工作一度出现新气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时隔不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互济会又把反对白色恐怖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一再号召会员去参加各种群众斗争,鼓动罢工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济会各级组织再次遭到破坏。
  
  1932年10月,邓中夏临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济会。邓中夏不顾过去在上海长年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公开出面召集会议演讲,联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 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邓中夏的正确领导下,我和互济会的其他同志把营救被捕同志当成头等大事。一方面积极与赤色国际互济总会取得联系,争取国际援助;一方面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获得成功。
  
  那个时期,邓中夏每周要来互济总会机关联系一次。他喜欢喝点酒,每次来我们就买一毛钱的花生,打几两酒,两人边谈工作边吃花生喝酒,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我住的那个弄堂里有很多妓女,当时人们叫“野鸡”,每天晚上她们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拉客。邓中夏很怕她们,每次晚上回家都要我送他出弄堂口,以免被“野鸡”纠缠。
  
  有一次他告诉我,现在党内混进了特务,要我特别小心,不要随便与别人接触。
  
  生死危机中相知
  
  1933年5月我被捕那天,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了,我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我感觉李仲雄叛变了。于是,我一边假装与李仲雄搭话, 一边悄悄地把身上带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着与邓中夏联络的地点与暗号)捏得粉碎。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不久,邓中夏也被捕了,而且我们被关押在同一间牢房。
  
  那天,几个国民党宪兵押着一个人到我住的号子(牢房)来了,号子的粉牌上又加了一个名字:“施义即邓中夏”。我看了大吃一惊!由于当时环境的残酷,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在我心里琢磨:“怎么邓中夏也被捕了?他是怎么被捕的?身份暴露了没有?如果他的情况全被敌人掌握,我还能隐瞒什么呢?”
  
  我细心地观察着邓中夏的表现。邓中夏一进号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人打招呼,谈话应答皆从容不迫。邓中夏看见我也在这里,以同样态度打了招呼,并没显示出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想要进一步了解他,于是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老大哥, 你打算怎么样?”
  
  邓中夏乐呵呵地说:“打算上雨花台去!”
  
  他又问我:“你知道罗登贤的情况吗,他在哪里?”
  
  我回答:“ 他上雨花台了。”
  
  邓中夏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说:“啊!他先走了一步!”
  
  邓中夏这一系列表现,让我得出结论——邓中夏还是原来那个邓中夏,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变,他从进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狱友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先进号子的人睡在床上,后来的睡在床下。如果关的人多了,最后来的只能睡在马桶边了。邓中夏进来那天,我们所在号子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显得很挤。为了表达对这位老首长、老大哥的敬重,我必须想个办法让他睡到床上去。于是,我小声问邓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还有什么要隐瞒的?”
  
  “已经暴露了,还隐瞒什么?”
  
  “那我就告诉全体犯人,让你睡到床上去,那里通风要好一些。”
  
  “你讲吧。”
  
  于是,我提高嗓门,向大家招呼道:“各位,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政委邓中夏。现在到了这里,准备为党、为人民献出生命,我们应当照顾他,请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吗?”
  
  “好!欢迎,欢迎!”大家齐声答应。刹那间,大家七手八脚,移动位置,把邓中夏推到我身边的高床上。
  
  第二天,趁狱中放风时,早些时候入狱的陶铸问我:“昨天进来的是邓中夏吧?他的态度怎么样?”
  
  我说:“ 他打算上雨花台。”
  
  “是真的吗?”
  
  我说:“ 让我再问问他吧。”
  
  回到号子后,我对邓中夏说:“老大哥,同志们都很关心你的政治态度呀。”
  
  邓中夏一听,立刻从床上跃起,激动地说:“你告诉他们,我邓中夏烧成灰也是共产党的!”
  
  邓中夏这个响亮地回答,立刻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所有号子里,大家听了都非常钦佩。陶铸提出倡议,要大家凑几个钱买大肉面给邓中夏吃,给他改善生活。那时,牢里除了规定的牢饭外,还可以另外买大肉面吃。不到半天,各个号子传来了好几元钱,大家把钱交给我,由我来安排邓中夏的生活。
  
  邓中夏也很领情,毫不客气,我每次送来大肉面,他端起来就吃。随时准备就义的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邓中夏的最后时刻
  
  入狱两周之后,敌人正式提审邓中夏。可是,不到半个小时,邓中夏就回号子了。大家很诧异,我问道:“怎么这样快就结束了,他们审问你了吗?”
  
  他说:“问过了,我学给你听听吧。”他笑了笑,装着法官的腔调表演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邓中夏,又叫施义。”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错,是共产党员。”
  
  “你在党支部里干什么?”
  
  “中央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委。”
  
  “还干过什么?”
  
  “够了!够枪毙了,还问什么?”
  
  “贺龙红军中和你同事的还有哪些人?”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讲,何必问我?”
  
  邓中夏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头说:“就这样五问五答,法官看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便不问了,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
  
  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击共产党。为了劝降邓中夏,敌人派了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叛变革命的余飞来挑拨。
  
  余飞对邓中夏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
  
  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 有什么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
  
  国民党不甘心,又派了一个所谓“理论家”来劝降。邓中夏对他说:“假如你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与邓中夏是有罪的。那么,就请你们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的审判,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做。”
  
  为了让邓中夏屈服,敌人对他使用了种种酷刑,均以失败告终。
  
  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邓中夏,在狱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话: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样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恪守誓言。除了自己面对敌人时坚定勇敢,他要求狱友们也要讲究斗争策略,尽量不要暴露身份,不做无谓的牺牲。有一次,邓中夏问了我被捕的经过之后,叮嘱道:“你要力争在南京解决问题,不要搞到汉口去。那里叛徒多,一去就会暴露。”他还说:“一个被捕了的共产党员要当烈士很容易,只要说出自己的行为,慷慨就义就行了。一个党员在监狱里的任务, 就是要尽量减少党组织的损失, 尽量打击叛徒活动。”
  
  在狱中,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打击叛徒的出卖活动,我请邓中夏公开讲一讲中国革命史,指出革命战争的前途。邓中夏欣然允诺。经过一番准备后, 他给大家讲了两个小时,让狱友们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连一些国民党看守人员听了都很受感动。
  
  邓中夏身份暴露后,由于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肯就范,遂被定为死刑犯,转移到了另一间牢房。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时刻,他给党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
  
  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大步走向刑场。
  
  临刑前,宪兵问:“你还有话说吗?”
  
  邓中夏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敌人害怕邓中夏进行革命宣传,命令立即开枪。就这样,在雨花台下,邓中夏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年仅39岁。
  
  邓中夏牺牲的消息,在两天后传入号子里。那天早上,一个姓杨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诉我: “郑先生,前两天与你同号子的那位邓先生,昨天清早枪毙了。好人啊,真是好人!”
  
  闻知邓中夏牺牲,我心里像大海翻腾,很难平静下来。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诗: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热血酬壮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结成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下,党组织将我营救出狱,然后安排我赴延安党校学习。经中央组织部审查,并经陶铸同志证明我在狱中没有变节行为,我又重新开始为党工作。
  
  作者/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7年1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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