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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战线上的尖兵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04 09:26:27

刘澄清.jpg

刘澄清

  刘澄清,1919年8月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人。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先后为独立营战士、军委通讯部勤务员。1934年秋选送到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第四期培训班学习,1935年春参加长征,同年秋,被调到军委总部一局担任译电员,1936年底,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保安。1937年3月被派往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建立电台,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建立电台。1938年8月到湖南湘乡建立湘乡办事处电台,随后,跟李克农去桂林办事处电台工作,其间,1939年到南岳游击训练班建立电台。1941年1月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4月调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从事电台工作,12 月调往东江游击纵队建立电台。1943年夏回重庆办事处从事秘密电台工作。1946年初到南京下关建立秘密电台,同年11月至1947年3月在南京中共代表团电台工作。1947年至1949年,在中央三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电台工作,1949年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邮电管理局军代表、局长,邮电部教育司副司长、干部司司长、政治部副主任、副部长等职。1983年12月离休。
  
  问:请谈谈来重庆办事处之前的革命经历。
  
  答: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早逝,家境贫寒,从小被过继给大伯。大伯看我聪明懂事,记忆力过人,送我上了4 年私塾。由于家里经济困难,田地无人耕种,后弃学回家务农, 11岁就挑起家庭的担子。
  
  1933年8月,红军到达我家乡。我看到一惯欺压乡里的地主恶霸望风而逃,又听说红军是解放穷人的革命队伍,毅然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那年我14岁。
  
  参加红军后,最先在独立营当战士。部队转移到通南巴苏区进行改编时,由于我年纪较小, 个子矮,扛枪打仗有困难,组织派我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通讯部担任勤务员。1934年秋,送我去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开办的第4期电台报务员培训班学习。从此,我和电台、报务、译电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台报务员的培训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围追堵截, 迫使红军部队日夜行军打仗,培训班学员不得不转移到万源县洪口山沟子里。更为困难的是,部队的电讯器材严重不足,完整的电台都是缴获敌人的。培训班只有一个电键,没有蜂鸣器,就用风琴代替。后来,有了蜂鸣器, 声音又不够大,我们就把脸盆扣起来,达到增音的目的。
  
  1935年春,我跟随红四方面军由通南巴苏区出发,开始长征。部队翻越条件恶劣的雪山、穿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之后, 已经是1935年的秋天,这时,我被调到军委总部一局做译电工作。
  
  战争年代,电台24小时工作,工作人员轮流上班。晚上值班,白天还要行军。到达宿营地后,其他战士开始休息了,电台人员还要架线,设置电台。遇到战事繁忙,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但我们从来不觉得累, 因为心中有信念。
  
  1936年底,我们部队胜利抵达陕北保安。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开始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新阶段。2月,党在西安成立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3 月,我从延安调到西安,参加办事处电台工作,并在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我又调到南京办事处。
  
  南京沦陷后,我到了武汉办事处。1938年七八月份,武汉形势紧张,为布置后路,8月我到湖南湘乡,同袁超俊一起,建立湘乡办事处电台。9月回到武汉,并在武汉沦陷前撤出,转移到湖南湘乡、衡阳。以后,随李克农去桂林办事处搞电台工作。1939年,叶剑英、李涛、边章伍等去湖南参与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国共合作开办的军事训练班,主要教授游击战术——整理者注),为了保持同延安、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地的联系,组织上派我带电台同去。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我回到桂林办事处工作。1940年,与电台人员康瑛结婚。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桂林形势逐渐紧张起来,办事处人员陆续疏散。1941年1月初,在国民党广西当局的驱逐下,我们只得取下办事处的牌子,带上电台,撤出桂林。行至贵阳,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心情极为悲痛。
  
  问:您如何乔装打扮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
  
  答:1941年1月底或2月初, 我们到了重庆。重庆形势也很紧张,南方局、办事处正在疏散人员,如电台人员赵大渝、李冠华等同志就疏散出去了。疏散,实际上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斗争策略。疏散出去的同志到了地方,努力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等待时机。我原本想在重庆住一段时间后回延安,但组织上 要我留下,等候分配。
  
  这一时期,申光、林青已在 香港秘密电台工作。组织上将林 青派往南洋时,申光打电报到南 方局,指名要我和康瑛去香港接 替林青的工作(康瑛是广东人, 会说广东话,便于掩护)。周副 主席亲自找我们谈话,他说: “你们不但不能北上回延安,还 要南下去香港。你们化装成西南 联大的学生,到香港探亲。”我心虚地说:“我不是大学生,小 学都没毕业。”周副主席亲切地 说:“你脸上又没写你不是大学 生。”那时,但凡要外派的同 志,周副主席都要亲自谈话,了 解情况,布置任务,表达深切关怀。
  
  为了摆脱特务跟踪,出发时,我们不能直接从红岩村离 开,得乔装打扮。我扮成病人, 康瑛扮成我表妹,服侍我,我们住在重庆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整天吃 药打针,身体本来没有病,久了 觉得很不自在。祝华在办事处开 汽车,他找了关系,让我们在一 家汽车行楼上住了一段时间,后 转到歌乐山陆军医院。方卓芬 (南方局经济组工作人员,南方局经济组组长、《新华日报》编 辑许涤新的妻子——整理者注) 同她的小儿子“小火车”(许嘉 陵)也住在这里。
  
  在1941年四五月份,我和康 瑛及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从重 庆出发。到了桂林,由于地下交通员只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经商量,康瑛与地下交通员乘飞机先走,我与一批商人同行,从陆路经湛江等地到香港。 我扮成华侨,混迹在商人中间。 到香港后,没隔几天,申光来旅馆找到我。
  
  在香港,我同林青在一个秘密电台工作,一人值班一天, 工作还比较顺利。香港不像重庆宪兵警察可以随意闯进民宅搜查。尽管如此,我们仍做好应变准备。万一电台被查获,一口咬定这是商业电台。当时香港的商业电台很多,如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及其他系统也有电台在香港。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国民党查获不了我们,国民党自己 的电台反倒被香港当局查获了好几个。因为他们的电台人员在一 些社交场合吹牛谈天,露出了破绽,我们在这方面就很注意。
  
  在香港期间,我们的电台主要联系延安、重庆,其次是韶关、海南岛等地。这一时期,香港党组织负责人是刘少文,之前是廖承志。那时,从内地疏散了很多同志去香港。
  
  问:您在东江游击纵队如何建立电台,使其有了“千里眼、 顺风耳”?
  
  答:1941年12月8日,太平 洋战争爆发,我们在香港呆不住 了,电台与人分离,林青留在香 港隐蔽,组织上派我去东江游击纵队(原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建立电台。我和康瑛、康一 民同行,离开香港,到达东江游 击纵队。以后,康瑛、康一民回重庆办事处,我留在东江游击纵队。
  
  东江游击纵队原先搞电台的 是一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没有搞成功,始终未与延安、重庆取得联系。那时,游击区环境不安定,东江游击纵队有宝安、东莞、惠阳3个据点,方便随时转移。工作条件也极其困难,器材都不是现成的。我们先从香港运回一些电讯器材,加上东江游击纵队打仗缴获的,我开始动手装电台。譬如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用买来的锡茶壶当焊锡, 上山刮来老松树的松香做焊油, 用收集的零碎铜线当导线,装装拆拆,反复多次,昼夜苦干。好几次烧焊接时,我手腕被烫伤。忙碌了一个多月,1942年1月下旬,东江游击纵队的第一部.
  
  我熟悉延安总部电台的特点。宝安距离香港近,夜间干扰“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在宝安县甘坑一个山沟里诞生了。小,我用香港原“廖办”(廖承志办公室)电台的呼号、频率试探着联系延安。一个晚上,竟然成功了。其时,我和留在香港的林青都在联系延安,使用同波长、同频率、同时间,而我联系上延安,林青却没有。刚接通时,我呼叫“延安,我是东江”,延安很奇怪,因为这个波长、频率、时间应该是“香港”,怎么是“东江”呢?我告诉延安方面,我是东江游击纵队,先借用香港的频率通话,并另确定了以后同延安通话的波长和频率。
  
  为何我较林青先联系上延安呢?因我们的电台是公开电台, 功率大,15瓦;林青是秘密电台,功率小,只有5瓦。因此, 延安先听见了我的发报声。
  
  后来,东江游击纵队有了一部收报机、一部发报机和一台手摇发电机,正式成立了电台,同事有何太、江群好。接下来,东江游击纵队的电台同延安、重庆、香港、海南岛等地先后也有了联系。电台还抄收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稿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供纵队领导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
  
  电台建立后,我办了报务员训练班,帮助培训电台人员,逐渐让他们掌握电台。1943年夏, 南方局打电报让我去重庆,东江游击纵队派杜襟南、戴机接替我的工作。杜襟南接替机要科,戴机接替电台。
  
  问:请谈谈您建立工矿银行和民生公司秘密电台的情况。
  
  答:1943年夏,我奉命回重庆,随即参加南方局机要电台的工作。
  
  们南方局机要电台在办事处3 楼。重庆夏天很热,3楼更热, 没有电扇,晚上就睡在门边,不关门,图凉快。冬天还好点, 晚上值班有火烤。虽然工作条件差,但同志之间很友爱,互相照顾,再苦也不觉得。
  
  3楼的电台是秘密电台,一楼的电台则是公开电台,向国民党备了案,多少瓦,多大功率, 都登记了。电台的男同志也登记在册,女同志没有登记,对外称家属,实际上都是电台人员, 如康瑛、武梅荣等。向国民党备案,是为了争取公开合法,以利斗争。
  
  机要电台工作由周副主席亲自领导,他要求我们迅速、准确、安全。当时,电台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南方局与延安之间的通讯联系,随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各方面情报,为党中央制定各种抗战方针政策提供依据,并随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在办事处,我们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经常熬通宵。抄收延安新华社刊发的重要消息、新闻、社论、纪念文章,也是电台工作中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且艰巨而繁重。
  
  秘密电台设在3楼,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突然查封一楼的公开电台。但这样还不行,万一敌人突然包围了整个办事处,3 楼电台也发不出去。因此,我们还作了第三手准备,利用社会关系,在市区架设秘密电台,地点在小什字的重庆中国工矿银行楼上。这个电台是我去建立的。工矿银行的老板是鲁自诚,与我联系的掩护人是潘克勤,他在工矿银行开的一家电料行工作,是潘震亚(江西人,法学家,192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与中共失去联系,1962年重新入党。1937年至1949年一直以国民党左派爱国民主人士身份为党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整理者注)的儿子。
  
  工矿银行4楼上有个晒台, 上面有一间小屋,是堆放电讯器材的,我们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这里。晒台平时没人上去,偶尔有人来晒衣服。通向晒台的楼梯有一个小铁门,通常锁着,由潘克勤掌管钥匙。有一次,我上去发报后,潘克勤忘记来开门,我在上面不敢喊,被困了一天。
  
  秘密电台架通后,我仍住在办事处,到了每次约定的通话时间,我再去联系。这是备用的秘密电台,没有专门的电文需要从这里拍发或抄收,每次叫通以后,双方用一个代号,如“OK” 什么的,互相致简短问候就停机,不发长电,以免被国民党查获。在这里,我与延安保持定时联系,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里, 电台没有出过问题。
  
  由于我住在红岩村,晚上与延安通话时,往往下午就得出去。一出办事处,常有特务跟踪。如何防止和甩掉跟踪,我经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时走路,时坐车,时坐黄包车,时坐公共汽车。路上还要绕很多弯子,从来不会径直到目的地。二、走路时,不能经常四处张望,否则会给人慌张的感觉,引起特务注意。但又要知道后面是否有人跟踪,怎么办?我就故意蹲下系鞋带、看阅报栏、在小铺前停留佯装买东西等,借以观察,窥视后方。这些方法多在拐弯处使用,如发现有人跟踪,方便及时跑掉。三、假装进饭馆吃饭或进电影院看电影,再中途溜之大吉。看电影是最好的办法, 等电影一开映,趁电影院黑黑的,我就赶紧离开。四、有时坐办事处的小车出来,事先同司机约好,车刚过某个拐弯处,突然急刹车,我迅速跳下车,混入人群,扬长而去,让特务扑个空。总之,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特务暗探密布,我们用各种办法与特务斗争,来保证秘密电台的安全。
  
  后来,考虑到经常出去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极易被敌人发觉,组织上决定让我搬到外面去住。
  
  在外面住,必须有社会职业作掩护。于是,我和康瑛在十八梯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我白天去邮局报务科上班,到了晚上,我去工矿银行楼上发报,比原来方便多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回办事处请示汇报工作。
  
  后来,民生公司招考报务员,组织上让我争取进入民生公司工作。报考需要有社会关系作介绍,于是我冒名顶替潘文华某部的报务员,用肥皂、萝卜刻了潘文华某部的印章,拿着假介绍信去报考。考试科目有国文、报务、机务,结果,我考了第一名,被录取了。
  
  在考场上,我遇上了邓国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四机部对外司司长——整理者注),我们曾在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培训班一起学习报务。我很奇怪,他不是在延安吗,怎么也来报考?我想同他打招呼,他却不敢搭理我。他的技术不错,但张榜公布,他没有考上。后来我才知道,组织上打算让我俩都争取进入民生公司。民生公司每条船上都有一部电台,功率大,最小的也有50瓦,还有两个报务员。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们的秘密电台又多一个据点。
  
  大约是1945年五六月间,民生公司电讯课调我到“民贵号” 工作。办事处派钱松甫、江洪, 接替我在工矿银行秘密电台的工作。
  
  与我同船的报务员叫罗献国,这人爱打麻将,该他接班时,他却常常泡在麻将里。我呢,就替他上班,利用这个时间用船上的电台同各地联系。当时,我联系的地方有:延安、山西前敌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处)、新四军(刘少奇处)、香港、琼崖、东江游击纵队、闽浙赣的南方工作委员会、韶关、西安等地。
  
  罗献国蒙在鼓里,很感激我替他上班。其实,我倒要感谢他。重庆解放后,查明这个人与特务组织有关系。
  
  问:您一直从事机要电台工作,是看不见战线上的尖兵,对此有何感想?
  
  答: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6年初,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组织上让我去南京建立一个秘密电台。通过我党在民生公司的社会关系,此人叫袁名实(时任民生公司电讯课课长),我调到了民生公司南京分公司,并在南京下关建立了秘密电台。
  
  同年5月,中共代表团迁往南京后,童小鹏与我联系。不久,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让我回代表团工作。我向民生公司谎称去上海投奔亲戚,回到代表团,住在梅园新村。11月,国共和谈失败,南京中共代表团人员陆续撤离,电台只剩下我和康瑛。1947年3月7日,我们和董老最后撤离,一行70多人,分乘5 架美国军用飞机。当时,我们都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殊不知竟然平安回到延安,一下飞机,我们好高兴。
  
  长期从事机要电台工作,我感慨颇多,主要有几点:
  
  第一,革命斗争既要讲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在公开或地下电台,为了防止国民党对我党电台的破坏和干扰,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作了许多斗争。这需要我们开动脑筋,多想办法。在重庆,办事处的公开电台是100瓦,还有一个15瓦。3楼和外面的秘密电台是5瓦。平时或一般性工作,使用公开电台, 抄收党中央的新闻稿或者别的任务,用3楼或外面的秘密电台。在南京时,我们有3个电台。梅园有两个,一大一小,大的为公开,小的为秘密。外面还有一个秘密电台。
  
  第二,技术对抗,有过硬的业务本领。我们电台人员都有一套过硬的业务本领,能反破译, 严格做到周副主席要求的迅速、准确、安全。秘密电台发出去的都是密码。几年来,国民党费尽心机地想要破译我们的密码,还专门请来外国专家,皆徒劳无益。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密码, 都是由0、1、2、3、4、5、6、7、8、9这10个阿拉伯数字排列组合而成,有一定规律,用久了,容易被破译。起先,我们也是一份密码用很多次,后来,我们几乎是一份电报用一份密码, 让敌人始终摸不清我们的规律, 从而无法破译。相反,我们倒破译他们的情报不少,很多关于国民党方面的重要情报,就是这样得来的,在解放战争中更是如此。
  
  在通讯中,我们也想尽办法同敌人作斗争。比如,经常突然改变通话的波长和频率,使敌人的收听跟不上或者掉字,不让敌人抄全;经常使用双方约定的暗号通话,比如,这次波长是50 米,通话结束后说下次波长时减30米,敌人却以为是20米,实际上我们是用30米通话。等敌人在30米找到我们时,我们已经通话很久了。
  
  当时,做地下电台工作的人员,都是既会发报、抄报,还会译电、修理机器。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复杂的斗争环境。
  
  第三,加强队伍建设,搞好传帮带。我走到哪里,电报就能通到哪里。桂林八办、南岳游击训练班、东江游击纵队原本无电台,都是我去建立的。我的技术主要从申光那里学的。我建立电台后,要办培训班,培养接班人,如在东江游击纵队,我教会了杜襟南、戴机,才回到重庆。
  
  第四,革命信念坚定,服从组织安排。无论走到哪里,为了革命工作,从无怨言,也从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共产党人不重名利,很淡泊。当时,我们每个月只有12元津贴,生活很艰苦, 但我们心怀革命胜利的信心。
  
  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战斗岁月。多年后,我到南京出差,见梅园馆闭馆,就在梅园四周徘徊,不忍离开。因为对它有很深感情,舍不得离开。
  
  作者/刘澄清口述 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7年11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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