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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的斗争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02 10: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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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绍文

  郑绍文,重庆潼南人,早年求学于北京农业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到1933年,因3次组织指挥游行和被叛徒出卖,先后4次在北京、上海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南新乡县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委员、红军团政治处主任、军组织部科长、师代政委。抗战爆发后,赴延安党校学习,后被派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经组织安排到国民党军张自忠部任干训团政治教官、特种工作队副总队长等职。1939年后,先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纵队第6团政委、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鄂中军分区司令员、中共襄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1946年国共开始和谈,任中原军区驻汉办事处少将处长、中原军区驻汉代表,奉命到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和国民党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保证中原部队顺利突围起了重要作用。中原突围后,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1979年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1984年经中央批准享受正部级待遇。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10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1946年春,我党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期间,中共中央中原局调我去武汉参加谈判。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对我说,为了加强我军在武汉方面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他已与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郭忏谈妥,由我任办事处少将处长,同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于是,我带着徐达三、熊中节和《七七日报》女记者夏菲,离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于同年3月12日到达武汉。
  
  以特殊身份到重庆
  
  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设在德明饭店二楼。我们去后大约过了3天,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派来一架专机,童小鹏随机来汉,准备接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到重庆。我发电转告郑位三,他回电说工作很忙,一时难以脱身,要我作他的代表。童小鹏向周副主席请示,得到批准。1946年3月15日,我俩从武汉乘飞机到达重庆。
  
  当时中共代表团驻地在重庆上清寺。我去了以后,首先向周副主席汇报了中原地区执行停战协定和武汉谈判的情况。接着,广东东江抗日纵队政委林平也来了。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仅破坏停战协定,一再向我军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还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中颠倒黑白,诬蔑我党破坏停战协定,“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周副主席让我们到重庆的目的,就是要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诽谤,向中外舆论披露事实真相。他在听取了我的汇报以后,指示中共代表团的“秀才”,根据我的汇报材料,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对我走访的形式,写了《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第五师被围粮绝》的报道和社论《为新四军五师呼吁》,还亲自加以修改,在3月18日见报。
  
  就在《新华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的当晚,周副主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由林平和我,分别就广东和中原地区我军被国民党部队围攻封锁的情况提出控诉,周副主席最后发表了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在谈到停战问题时,周副主席义正辞严地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林、郑两位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
  
  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过以后,我要求回湖北。周副主席说:“别急,等几天和董必武同志一块走吧。”3月24日,我跟随董老乘专机到达武汉。董老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慰问中原解放区军民,向军民解释关于停止冲突问题,并帮助解决粮食恐慌。
  
  在武汉时,敌特机关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监视。我们办事处每天都有3个国民党宪兵值勤,勤杂工中也暗藏特务。我们的同志有事出门,总有几个特务跟在后面盯梢。特别对我,郭忏更是防范,专门派了一个特务监视。
  
  当时,汉口洞庭街有一家蜀珍饭店,是四川馆子。我常去那里吃饭,有时也在饭店二楼宴请3人小组的美蒋代表。馆子里有位厨师,在5师当过炊事员,每次我们到那里时,他就悄悄告诉我们,馆子里哪些是特务,要加以注意。
  
  有一次,我宴请第九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卢济时吃饭,酒过三巡,他忽然举起杯来说:“来吧,为消灭共产党干杯!”我举杯和他碰了一下,说道:“消灭共产党那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还是现实一点,为消灭国民党干杯吧!”说完,我一饮而尽,卢济时只好陪着喝了。
  
  与国民党的各种斗争
  
  1946年5月上旬,为制止国民党部队向我中原部队进攻,周副主席与美蒋代表到武汉和宣化店视察。5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断然宣称“中原根本无冲突”。为此,我们通过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紧接着,《新华日报》发表了有关“何应钦掩饰进攻中原区罪行,郑绍文将军严予驳斥”的消息。
  
  就在我们根据周副主席去宣化店视察后签订的《汉口协议》,把伤员转移到华北以后,我曾经举行过一次宴会,招待随行的美蒋代表。这一次,32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陈谦喝得酩酊大醉,散席时,把公文包掉下了。
  
  我们一面派车送他回家,一面把公文包带到办事处,连夜把他的文件赶抄下来。第二天,我们派马寒冰将公文包送去,当时陈谦神色十分紧张,一见到马寒冰就说他的公文包丢了,问我们拾到没有。马寒冰说:“别急,是我们的人拾到了。”随即将公文包还给了他。陈谦千恩万谢,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后来他还向我说:“总裁是决心要消灭你们的,现在搞的不过是缓兵之计,哪里是什么和谈呀!”我问他:“据你看,我们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我看你们是真心想和平。”经过这个小插曲,原先在谈判桌上总是趾高气扬,一言不合就和我们争吵的陈谦,态度转变了许多。
  
  从种种迹象看来,国民党一心在准备内战,毫无和谈诚意。我们估计,国民党迟早是要翻脸的,必须作好应变的准备。当时我住的是并排两间房,一间放电台,一间是我的寝室。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搜查,发现我们的电台密码,我就把两间并成套间,外面一间作我的寝室,里面一间作报务室。万一敌人进来搜查,我可以挡住敌人盘问一阵,只要把敌人纠缠三五分钟,搞报务的同志就可以毁掉密码。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们还买了邮电明码本,盖上办事处公章,批上“机密”的字样和电台放在一起。
  
  6月20日,李先念来电,要我回去汇报工作,我带了国民党一个姓张的副官回到宣化店。当天晚上,李先念告诉我,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中央指示我们尽快突围。他说:“本来我们是打算把你们撤回来一起突围的,但这样会暴露我军突围的意图。所以中原局决定,牺牲你们在汉的几位同志,因为我们一走,敌人很可能把你们抓起来。今天要你回来,就是把这个决定告诉你,看看你有什么意见。”我立刻回答道:“我完全接受这个决定,没有意见。敌人捉去不过是坐牢、杀头,我们一定慷慨就义,不辜负党的信任!”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李先念还说:“请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战斗意志啊!”
  
  圆满完成任务
  
  1946年6月21日,我回汉口后,在武汉地下党协助下,购买了一批药品和无线电器材,叫张文津押车送回宣化店。
  
  紧接着,我召集办事处全体同志开会,把当前的政治形势说了一下,要求大家作好应变的 准备。我强调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大家首先要保护电台和密码,如果被敌人捉去,决不能向敌人吐露任何实情。敌人审问时,大家只管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如果有谁泄露了机密,就开除党籍,以叛党论处。”
  
  不久,中原军区部队突围了。6月29日,我军撤离宣化店的晚上,敌人果然派出大批宪兵特务搜查了办事处,抢走了我们的电台和假密码,还在住房门口加派了许多哨兵。那天晚上,我正在蜀珍饭店宴请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同志们报告这个消息后,我立即向美方和蒋方代表提出抗议,并且揪住他们一起到武汉行辕,要他们归还电台,撤走哨兵。当时,美国代表也觉得国民党方面太横蛮,附和我们说了些话。我们一连在武汉行辕吵了几天,他们终于撤走了哨兵,发还了电台。
  
  美方和蒋方代表要求我发电报给中原部队,叫他们不要突围,等待谈判结果。我说:“我们的密码被你们搜去了,怎么发电报呀!”卢济时苦笑着说:“你凭良心说,那是什么密码啊!”
  
  后来,我们干脆用明码与南京中共代表团联系。周副主席知道我们的处境后,7月10日,派专机把我们接到南京。
  
  有一天,周副主席派来了龙飞虎,要我去汇报情况。当时他正在起草一篇文稿,我去后,他跟我打了招呼,又继续写稿。我看他那么忙,打算等他写完再谈,可是,他一面写,一面问:“你怎么不谈呢?谈吧!”于是,我把武汉谈判及5师突围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这时,周副主席才停下笔来,对我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作出指示。
  
  这次会面,周副主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思维敏捷,精力过人,实在令人敬佩。7月13日,在周副主席的指导下,我又在南京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部队进攻我中原部队、全面挑起冲突的真相,强烈要求全国人民制止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大约是8月中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对我说:“我本来想留你在这里工作,现在看来,决定问题的地方不是谈判桌而是在战场。你是个军事干部,还是回军队去吧。只有多打胜仗才能解决问题。”
  
  不久,周副主席派专机把我和王效一送到北平,又由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叶剑英总参谋长派飞机把我送到张家口。这时,张家口已经解放,很多中原突围出来的同志都在那里,我与战友们又一起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战场。
  
  作者/郑绍文口述 郜虹记录整理
  
  原文刊载于2017年10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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