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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在重庆酝酿“中国惊雷”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29 10: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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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移民第二代,在哈佛大学念书时曾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抗战时期,白修德曾在重庆国民政府任宣传部顾问,也是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

  

  不远万里

  

  哈佛毕业生在重庆探求新闻真谛

  

  战时的重庆,虽然远离前线,但在国共合作时期,却是风云际会之地,内部斗争依旧硝烟弥漫。这里有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及塔斯社、美联社等通讯社和各国重要报刊的新闻机构,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士有1000多人。美籍犹太人白修德便是其中之一。

  

  1939年,刚从哈佛毕业的白修德来到陪都重庆,在“美国顾问团”主管的“中国新闻委员会”工作。几个月后,白修德发现国民政府官方提供的新闻资料很多都是虚假的。追求真实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受政府欢迎的人。

  

  此时,历史给白修德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为了美国《时代》杂志的通讯员。在给《时代》写过几篇邮讯后,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干新闻。于是,白修德到山西抗战前线做了一次实地采访,这次采访让他看到了战争,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游击部队,使他成了一名公认的记者。

  

  《时代》在引用他发来的文章时,描述他是“15年来首次采访该地区的西方人”。1939年12月,白修德递交了辞职报告,结束了为期9个月的中国国民政府宣传官员的身份。在扑朔迷离、复杂纷繁的局势中,作为一个新闻界的新手,他在黑暗中摸索,开始了漫漫寻求真相的记者之路。

  

  在曾家岩50号

  

  与周恩来建立亦师亦友的情谊

  

  如何认识新闻的真谛?如何了解真实的中国?白修德迫切需要一盏指路明灯,需要一把万能钥匙。所幸的是,他与周恩来相识了。很快,白修德就为周恩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记忆力倾倒。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开始尽情地用笔挥洒对新闻、对真相的一腔热血。

  

  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简陋的小会客室里,白修德与周恩来开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作为新闻记者,白修德初识周恩来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先生,您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居多呢,还是共产党人居多?”周恩来回答说:“我说中国人多于共产党人。”(据白修德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追本穷源》)白修德又问道:“先生,俄国共产主义已经废除了宗教,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掌了权,您们也会废除宗教吗?”周恩来的答复是:“中国共产党人尊重所有宗教信仰,各种形式的信仰都将会允许存在的。”白修德的聪颖和对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好奇,引起了周恩来的好感,而周恩来卓越的政治家气质和才能,更令白修德佩服。

  

  白修德这样评价周恩来:“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他任何人物,没有比他更才华横溢和铁面无私了。他敢作敢为,具有猫向耗子突然猛扑过去的那种敏捷身手。他刚毅、果断,深谋远虑,坚定不移,然而他又是热情满怀、极通人情、举止洒脱、彬彬有礼的人。他风度迷人,待人真挚,人们敬仰他。无可否认,他确实使我五体投地。”“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完人。”白修德经常带着疑惑,来找他心目中的“完人”周恩来解答,而周恩来也非常乐意帮助这位想了解真实中国的美国记者。

  

  在周公馆里,周恩来常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同白修德交谈,讲白修德感兴趣的军阀轶事,讲中国的社会现状,讲中共的历史,剖析局势,讲述国共合作的形成,所受的阻力,当然也讲自己的经历。

  

  白修德无法忘记他与周恩来相识相交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相识的早期,他常常用他那种不太连贯的英语和我谈话。后来,他变得不那么拘束,露面的时候不像往常那样仪表整齐。他往往比约定的时间稍晚一些才走出来欢迎我,身穿宽松下垂的、有褶皱的衣服,没有刮胡子。他的脸色和肤色浅黑,好像是地中海那一带的人。当他心情轻松的时候,谈起话来眉飞色舞,表情丰富……后来我的中国话有所进步,他就开始用中国话和我交谈。他经常给我上中国的政治课。”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白修德飞速进步着,很快成为了一个“中国通”。

  

  1941年2月1日,“皖南事变”后的两个星期,周恩来和白修德谈了几个小时,周恩来不仅详实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而且还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周恩来有惊人的记忆力,对事情的细节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记得一清二楚,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回忆起每个日期、情节,并印证各方的言论。他从头到尾叙述了全民抗日联盟的解体过程,列举了从1937年到1940年所有有关的日期,然后不假思索地一一指出1941年1月上半月10天反共高潮的日期和时间。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详细地说明有关政府的性质、介绍中国军队、电话通讯设备以及蒋必须使其保持平衡和加以操纵的各派不尽可靠的力量。他头脑异常冷静,尽管他对新四军的惨遭屠杀极为愤概。”

  

  最后,周恩来对前途作了极为冷静的判断,阐述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方针及政策。这次长谈对白修德很重要,实际上,这是他了解真实中国的开始。因此,白修德说这堂课令他受益终生。

  

  报道1942年河南饥荒

  

  撰写《中国的惊雷》在欧美引起轰动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人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地方当局对此却无动于衷。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有关生死存亡的消息却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

  

  在此背景下,作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于是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

  

  1943年3月,这篇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回到重庆,白修德花了五天的工夫软磨硬泡,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将拍摄到的灾区照片——几只野狗正站在扒出来的尸体上嘶咬——摊在蒋介石的面前。不久,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

  

  此时,已在重庆生活多年的白修德对中国抗战形势已经有了很清晰的判断,他迫切地想把在这里看到的真相告诉世界。白修德后来回忆在重庆那几年的生活时说:“我们生活在火山的边缘,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沸腾并不时记录它的爆发,我们心里很清楚新的景观正在形成,并能感觉到岩浆很快就会冲天而出。”

  

  经过几年的酝酿,1947年,白修德和另一位美国驻华记者贾安娜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该书一问世,确实如惊雷般在欧美引起轰动,刚出版便达到近百万的销量。但仅仅用畅销来形容《中国的惊雷》是不够的,该书客观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严厉批评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在重庆的多年生活和工作经历,使白修德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哈佛毕业生,成长为坚持追求真相的新闻工作者。而《中国的惊雷》的出版,也成就了白修德的事业,他的影响已远远超过新闻界而直接涉及现实政治,他的文字成为那个大时代不可磨灭的真实注脚。

  

  作者/费芸

  

  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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