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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逃离重庆始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28 09:42:00

1938年12月3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对汪精卫发表“艳电”的相关报道.jpg

1938年12月3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对汪精卫发表“艳电”的相关报道

  抗战爆发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解放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历史重任。但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断的政治诱降面前,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抗战信心动摇,亲日势力不断抬头。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携众从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不久在香港发表“艳电”,赞同日本《近卫声明》,公开叛国投敌。消息传出,举国震惊,成为抗战以来中国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与日方秘洽“和平”事宜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在庐山发表谈话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向全国表达其抗战决心。在政治上,他同意与中共合作,联合抗日;军事上,设置了战时机构,划分了战区,并调动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展开大规模积极作战。蒋介石这一对内对外重大政策的转变,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欢迎和拥护,中国抗战迎来了新的局面。

  

  但这样的局面却使身处国民党最高核心层的汪精卫坐立不安。面对全民族抗战情绪日益高涨,汪精卫不断竭力散布民族失败主义,主张对日妥协。他认为日强中弱,抗战必败,所谓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只不过是“空中楼阁”,是不说“老实话”与不“负责任”的表现,唯一之途,就是停止抗战,求得所谓中日“和平”。他还联合周佛海等人在南京暗中成立“低调俱乐部”并四处活动,视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为唱“高调”。

  

  为了实现破坏抗战的企图,汪精卫竭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两党合作。他认为,国共合作抗日,中国不亡于日本,也要亡于共产党,甚至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是“利用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并顽固地宣称:“余之反共,中外所知,余决不恤膺反共之名,而谋中日和平之实现。”

  

  汪精卫还直接对蒋介石施加“言和”压力。他多次当面找到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也曾连续给蒋介石写了十几封信劝其与日言和。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一片主和之声,汪精卫觉得有机可乘,即向蒋进言,由他“以第三者出面组织掩护”,被蒋当即拒绝。这令汪精卫十分难堪,心情极度沮丧。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资历甚深,自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然而在与蒋介石的长期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尤其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军事统帅的先天优势使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与日俱增,汪精卫的地位却日益尴尬。特别是1938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总裁制,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总裁,从法理上确立了蒋的领袖地位,使蒋成了孙中山的正统继承者,而汪精卫虽被选为副总裁,但政治地位从原来表面上与蒋介石并驾齐驱降为名副其实的仆从地位。对此,汪精卫牢骚满腹:“我只有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简称——编者注)时,代为作主席,此外我负不了什么责任。”更让汪精卫难堪的是,这次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坚持抗战,坚持联共。蒋还在大会《闭幕词》中声称:“本党同志要站在当政党的地位,发扬这种固有的精神,宽宏大度,至公至正,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来接纳各党派人士,感应全国国民,使共循革命正道。”蒋的这些意见都和汪精卫相反,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对蒋失望之极。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而此时的日本在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下消耗巨大,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便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政治诱降。日本最先的诱降对象是蒋介石,因为蒋并未放弃“由和平的外交方法”以解决中日战争的幻想。但日本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而蒋介石面对党内、全国军民强烈的抗日呼声,在民族大义面前始终不敢越雷池。于是,日本不得不转向亲日的汪精卫,希望借助汪在国民党的地位及以往的声望,把他拉出去以造成国民党严重分裂,这样,蒋介石即使不妥协,也不能指挥全局。当日本“扶汪弃蒋”策略一抛出,汪精卫便迫不及待地表白愿意充当傀儡,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对抗战活动。10月12日、21日,汪精卫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时表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他还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战“保全实力”、“颠覆政府”,并借国民党火烧长沙一事攻击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将“大家都变成大贫”。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指使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10月22日,梅思平由香港回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他与松本重治(时任日本驻上海新闻联合体“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编者注)会谈的结果。汪精卫大喜过望,急忙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根据这次会谈再次密商对日投降的具体条件和办法,决定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再往上海和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并由还在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本方面。在日本方面,松本与梅思平会谈结束后,便将所谓的“梅思平方案”带回到上海,最终交到今井武夫(日本陆军少将,抗战期间经常出没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参与筹划建立汪伪政权和对蒋介石的拉拢、诱降活动——编者注)手里。今井为此专门返回东京,向日本陆军部作了报告,陆军部根据这阶段日本政府正在确定的日华新关系方针,对该方案进行了若干“修订”。接到高宗武的通知后,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派今井武夫为日方交涉员、伊藤芳男为助理人员前往上海与汪精卫的代表谈判。

  

  11月9日,今井、伊藤抵达上海,为避免泄密,特意挑选了上海虹口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子作为谈判地点(后来这所房子被日本人命名为“重光堂”,史称“重光堂会谈”)。11月12日,梅思平经香港抵上海,当晚即开始与今井、伊藤进行密谈。13日,高宗武由香港抵上海参与了会谈。20日,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实行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等6条。其行动计划为:汪精卫在约定之日期,借机潜离重庆去昆明,飞越南河内转赴香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相机发表招降声明,公布“和平解决条件”,汪则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

  

  会谈结束后,梅思平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11月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告之“中日和平已经成熟”,“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还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日本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也对在上海达成的协议没有异议。至此,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行动计划完成了。

  

  寻机逃离重庆

  

  按照计划,汪精卫应在12月8日离开重庆,但恰遇蒋介石从抗战前线返抵重庆,还通知汪于9日到黄山官邸谈话。与蒋见面后,汪精卫仍坚持对日主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蒋的到来,使汪不得不改变计划,而近卫也只好一再推迟发表声明。

  

  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觅得出逃时机。这天,他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直飞昆明。之前,汪还通知陈公博,让他务必于18日到昆明,并派陈春圃先将其幼女汪文恂、幼子汪文悌送往昆明,让他们转赴香港,陈春圃则留昆明,负责与龙云和周佛海联络,布置汪到昆明的事宜。在逃离重庆的飞机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汪精卫一伙登机后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机上,心里暗暗叫苦,担心事迹败露。陈璧君连忙上去主动解释:“汪先生是应云南龙云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径直走进驾驶室亲自驾机。汪精卫等人大惊失色,担心周把飞机开回重庆。汪的秘书曾仲鸣立刻示意同伴密切监视航向,随时准备应付突发局面。又过了一会儿,陈璧君透过机窗往下看,以为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回重庆?”曾仲鸣等人将右手插入口袋,紧握手枪。周至柔大笑:“那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一场虚惊。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离开驾驶室,笑问:“报告汪主席,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不合格?”汪早已一身冷汗,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

  

  下午1时多,飞机抵达昆明。之前,陈春圃曾通知龙云,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只请他一人去机场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但汪到昆明时,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机场列队迎候,满街挂了旗帜,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龙云此举,本是为了讨汪欢心,但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的场面,大不高兴,害怕阴谋暴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搏时有间歇”,身体不适,拒不见客,只与龙云作了数小时的密谈,并透露他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龙云请汪一行在昆明多留数日,但汪认为留在昆明危险,怕夜长梦多,要求越早越快离昆为好。于是19日下午,汪精卫等人便由昆明逃到了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还曾打电报给蒋介石,佯称赴昆时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

  

  日本在确悉汪精卫等人已经逃到河内的消息后,于12月22日由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公布“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项招降条件。28日,汪精卫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陈公博、周佛海等携带汪精卫响应近卫的声明前往香港,通过国民党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汪系《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即“艳电”),公然主张对近卫声明“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赤裸裸地向重庆国民党当局建议“和平”,劝蒋介石向日本投降。“艳电”一发表,举国哗然,激起全国人民强烈愤慨。

  

  国民党对汪叛逃事件的反应

  

  蒋介石在接到汪精卫飞往河内前从昆明发来的电报时,并不知其真实意图,还于12月20日飞赴西安主持军事会议。直到22日蒋再次接到龙云的电报后,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对汪的出走,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处理,因为汪在国民党内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经过反复谨慎的权衡,蒋决定对汪表明态度。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近卫的长篇声明,称:“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同时,他否认了汪精卫的行为与政府有关,并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不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还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

  

  但汪精卫“艳电”的公开发表戳穿了蒋介石为汪的掩饰。蒋深知事态严重,连忙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处置办法。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以汪“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为由,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考虑到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特别是党内还有不少汪派分子,蒋介石并未将汪的回头路堵死,仍望其“翻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

  

  不久,蒋介石派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南,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而“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在此前后,蒋还通过汪的朋友彭浩然、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多次劝汪不要投敌,可以赴欧游历等。但当谷正鼎到达河内时,汪精卫早已鬼迷心窍,高宗武正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等人谈判成立以汪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结果不言而喻。

  

  在派人劝汪赴欧的同时,蒋介石也密令军统人员做暗杀汪精卫的准备。1939年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就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不久,3月19日,陈恭澍(国民党军统著名特工和杀手——编者注)等在河内的军统人员于凌晨接到戴笠的“行动”命令。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在河内的住所,向汪的居室内猛烈射击,可惜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的助手曾仲鸣。刺汪不中,军统人员策划再次行动,不过都没有下手机会。曾仲鸣遭暗杀,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他急忙要求日本将其护送到安全地点。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前往上海。5月初,抵沪后住进了日军严密守卫下的土肥原公馆。

  

  曾仲鸣事件导致了汪、蒋之间最后的决裂。为反击蒋介石,汪精卫于3月27日写成《举一个例》,公布了由他主持的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会议记录。据该记录显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其中谈到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徐永昌等人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时都表示可以接受。嗣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企图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他质问说:何以别人可以“主和”,而他汪精卫不行?

  

  针对汪精卫的《举一个例》,蒋介石立即进行了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骐一郎的协定。6日,蒋介石草拟《驳汪言要点》。同日,吴稚晖(同盟会元老,近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编者注)发表《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指责汪精卫“泄露职务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经够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随意添改伪造”。17日,蒋介石接见中外记者,再次揭露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宣称“在这种情形之下,绝对无和平的余地,绝对不是什么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所能动摇我们全国的决心于万一”。这里所指斥的“巧佞虚伪的投降理论”就是汪精卫的言论。6月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对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也先后通缉。

  

  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谈话,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还都”,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并自任行政院长、代理政府主席,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其施政纲领,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最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中共南方局推动国统区“讨汪”

  

  汪精卫叛国使得原本艰难的抗战时局更加复杂,中共方面也始终高度关注此事件。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深刻指出蒋介石驳斥近卫声明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明了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公开决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部分动摇分子已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并指出下一阶段的任务是拥护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抗战和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的进步行动,坚决打击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批判其汉奸理论。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代表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于帮助各界群众及时认清形势、反击投降势力的分裂阴谋,肩负着重要的历史重任。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新华日报》也连续发表《汪精卫叛国》、《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等社论,揭露其叛国实质,批判其亡国论调。在周恩来等人积极推动下,1939年1、2月,国统区的“讨汪”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新闻界写了大量批判汪逆的文章和社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各群众团体和机关学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等都纷纷通电“讨汪”,拥护抗战国策,反对妥协投降。5月,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商谈国共两党共同进行“讨汪”运动的问题,并加强了对国民党中进步人士、主战派将领等的统战工作。为进一步引导舆论、动员群众,《新华日报》在处于停刊的情况下,未经国民政府允许,于7月7日至12日,出版发行了《“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特刊》共14版,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八路军全体将士通电》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等撰写的纪念文章,使各界群众及时了解到国内外形势,认清当下所面临的抗战局势。

  

  在南方局的推动下,一些香港的新闻人士主动返回内地宣传“讨汪”,以实际行动扩大“讨汪”运动的声势。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积极领导香港三报(《南华日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反汪罢工工友组成“回国服务团”。他们一行22人,于1939年12月22日回国,一路步行经广东淡水、惠阳、和平以及江西信丰、广东南雄到韶关,每到一地都积极地写标语、出壁报,给当地的报纸写稿,进行“讨汪”反汉奸的宣传。到桂林后,还在《救亡日报》上出了特刊。他们行程数千里,历经粤桂黔川4省。1940年3月下旬,到达重庆。4月3日,新华日报馆全体职工(包括重庆“八办”工作人员)为他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香港三报反汪罢工工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他们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沿途各地的反汪声势,使华南各地的反汪宣传更加深入人心。

  

  “讨汪”运动的一个重点是沉重打击汪派骨干分子。1939年4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卖国贼不容逍遥法外》,提出除汪精卫等一批公开的民族叛逆必受惩处外,为其奔走之喽啰也应受到制裁。5月,中共中央专门就“讨汪运动”指示南方局不仅要提高反汪声势,而且还要扩大到反对一切投降势力,并通令全党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一切妥协投降的群众运动。在南方局的精心发动下,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掀起了打击汪派汉奸的群众运动。

  

  南方局还十分重视在政治上集中力量打击汪派势力。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等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在一届四次会议上,董必武等又提出《拥护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经过包括中共参政员在内的许多参政员的共同努力,一届三、四、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国策决议案》、《声讨汪逆兆铭案》、《声讨汪兆铭南京伪组织电》,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方针,历数汪精卫叛国罪行及其倒行逆施行为,表示了参政会“全体一致决议声讨”、“一致斥伐,以昭大义”的严正立场。

  

  “讨汪运动”中一个较有影响的活动是给汪精卫夫妇铸造跪像。1939年11月从广东韶关、广西武宣等地开始的给汪精卫铸跪像、制泥像运动,在许多地方开展起来。重庆成立了由冯玉祥、张继分任正副主任的铸像筹委会,准备在都邮街建无名英雄墓,铸汪精卫夫妇像长跪于墓前。贵州、四川、湖南、云南等地都塑了汪精卫跪像。其中在湖南,长沙各界群众出资塑铸汪精卫夫妇铜像跪于南岳忠烈祠前;湘桂铁路员工用石头雕成汪精卫夫妇跪像,设于衡阳火车西站广场,供过往旅客唾骂,以警醒国人。

  

  1940年3月成都“抢米事件”后,南方局鉴于各地党组织在“讨汪”运动中有所暴露的倾向,适时调整了“讨汪”运动的方式。云、贵、川、湘等地的中共组织随即紧急实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动。因此,南方局所辖地方的大规模群众“讨汪”集会也就逐渐少了。5月以后,国内的“讨汪”运动基本转为零星的群众活动。

  

  历史是公正的,汪精卫集团成员及其他日伪汉奸在抗战胜利后受到了严正审判。汪精卫逃亡日本后,于1943年11月病死于名古屋,日军将他的尸体移葬于南京梅花山下。1946年1月,蒋介石派士兵挖开墓穴,焚尸扬灰。陈公博于1946年夏被执行死刑。周佛海病死狱中。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25155件汉奸案,共有14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这些中华民族的罪人,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黎余

  

  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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