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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摇篮:战时儿童保育院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28 09:35:18

1938年5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及部分负责人在汉口合影。前排左起:黄卓群、吕晓道、陈纪彝、沈兹九、徐镜平、钱用和、陈逸云,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后排左起孟庆树、刘清扬、唐国桢、沈慧莲、曹孟君、郭秀仪、史良、邓颖超.jpg

1938年5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及部分负责人在汉口合影。前排左起:黄卓群、吕晓道、陈纪彝、沈兹九、徐镜平、钱用和、陈逸云,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后排左起孟庆树、刘清扬、唐国桢、沈慧莲、曹孟君、郭秀仪、史良、邓颖超

  为挽救难童  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很快,东北、华北沦陷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战火从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燃烧到了长江流域。自此,中华民族濒临危亡境地,尸横遍野,难民如潮。而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处境尤为悲惨,他们或死于敌人的炮火下,或倒在饥饿贫病的逃难途中,更有一批儿童被日军掠走,施以殖民奴化教育,以达到亡国灭种的目的。

  

  如此危急关头,为救助和教养民族未来,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领导下的妇委,特别是邓颖超、廖似光等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首先通过抗日救国会的中共党员安娥、曹孟君、徐镜平、杜君慧,以及沈兹九、刘清扬(早期共产党员,时已脱党)等进步力量奔走动员,为拯救难童积极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1938年初,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在汉口成立,公推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为主任。为了更顺利地开展工作,正如廖似光所说:“我们请宋美龄、李德全及各界进步女士,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尤其是邓颖超更是亲自邀请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去恳请宋美龄来主持保育会。得她首肯,并将保育会置于她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后称“新生活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系该会的指导长)。”于是,儿童保育会的正式名称即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一般通称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在广泛动员、充分酝酿之后,3月10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举行会议,选举出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56名理事,宣告保育会正式成立。会上,宋美龄约见了邓颖超,表达了“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的共识和决心。紧接着,13日,保育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17名常务理事,5名候补常务理事。在9月的常务理事会上,宋美龄被推选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任保育会主任,陈纪彝任秘书。随后,宋美龄为适应保育工作,还调整了指导会,配备了张蔼真为总干事,陈纪彝(中共党员)为副总干事兼保育组长。至此,保育组织体系趋于完善。为扩大影响、推动工作,保育会还广泛邀请各党政军机构长官、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名誉理事,从蒋介石、毛泽东,到胡适、老舍都是该会的名誉理事。正如邓颖超所指出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个别的国民党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说是我们抢救战时儿童工作时首先出现的各界妇女联合战线。”当时,大家都兴致高昂,安娥、张曙还分别作词谱曲,创作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然而,不久因战局危急,保育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就不得不于1938年10月随国民政府迁移到了重庆。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当务之急

  

  保育会日常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妇委,特别是邓颖超等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时的当务之急:一是筹集经费;二是抢救难童(包括内迁);三是后方保育工作。为此,邓颖超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国难当头,靠国民政府拨款确有困难,只有依赖民力来解决。为动员捐款,在保育会成员的努力下,特别是在冯玉祥、黄琪翔等将军家人李德全、冯弗伐、郭秀仪等的奔走和宋美龄的带头捐助下,一月之间募集善款近10万元,其中,宋美龄带头捐助英镑10镑、美元15元、现款26389.63元。这些筹款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为抢救难童,保育会先后派出两路人马北上,在战线上进行抢救。一路是曹孟君(中共党员)带队到徐州台儿庄一带;另一路是唐国桢、徐镜平(中共党员)到郑州、开封一带。他们先后收容难童550多名,撤到汉口送交临时保育院(原同仁医院)。为转移武汉难童,1938年6月,保育会派方雪琼、徐镜平负责在宜昌设立了难童接待站,有效地将汉口和长沙、襄樊等地的1500多名难童转送到重庆及其附近地区。1939年初,日军向鄂西进攻,均县保育院经院长罗叔章向保育总会请示后,率领该院500多名难童撤到重庆,后转移落脚到了江北县大田坎。1944年湘桂战役中,又进行了香港、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儿童的大撤退、大转移。每次转移中,上有敌机,下有山隔水阻,其跋涉之艰难可想而知。但终有成千上万的难童得到了抢救,而免于日寇战火的蹂躏。

  

  后方保育会的工作,基本上是在以邓颖超为首的一批人努力下进行的。她们急难童所急,力排各种干扰,使保育工作在重庆地区迅速展开。邓颖超在动员时特别强调:“要把难童培育成抗日力量、革命力量。”难童保育“是国统区妇女工作的重要任务”,“是一条重要战线,一定要做好”。同时对保教人员严格挑选,她提出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是大学生;二要有三年教育、行政工作经历;三是月薪只有三四十元,没有公差费。这样,先后吸收了许多社会名流、学术精英投入到保育队伍中来。其中中共党员不下百人,成为保育事业的中坚。

  

  以重庆为中心  各地保育院纷纷建立

  

  经这批人的艰苦努力,保育总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在歌乐山建成。曹孟君、刘尊一、酆道淳等中共党员先后在此担任院长或任教,开了陪都保育事业的先河。接着,以重庆为中心,各地保育院、儿童疗养院、育幼院、慈幼院、育儿院纷纷建立——

  

  1939年6月,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经赵君陶(郁仙)等人的筹备,在江北县土主场(今合川区土主镇)周家祠堂成立,赵君陶任院长,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三院与歌乐山保育院合并。该院保育主任谭楚白,先后任总务主任的田数(述)五、傅淑华、谭涛(子凡),教务主任的徐篆、帅士熙、单椿容,以及教职员大多都为中共党员。1939年下半年,合川县(今合川区)云门镇云门山下的观音庵保育院成立,院长唐冰伯和参与保教的刘莹英、苏芷静、沈葆英(恽代英夫人)都是中共党员。

  

  1940年,新生活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歌乐山龙洞湾相继办起了一所婴儿保育院和一所儿童疗养院。1941年前后,直属第五保育院在璧山县大路镇宝光寺成立,饶克勋任院长,先后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欧阳淘承、袁载春、任锐(孙炳文烈士遗孀,孙维世的母亲)等在此工作。1942年,国民政府社会部在歌乐山开办了直属第二保育院,并于1943年2月又办了一所陪都育幼院。在北碚峡防局辖区内及其附近,办起了大田坎第一保育院(系从鄂西均县迁入),院长先后为罗叔章、杜贵文,还有从教的颜白秋,都是共产党员。此院后来迁至合川县云门镇石鼓寺。同时,在北碚荆芥山、白庙子、二岩还分别办起了第二保育院、第八保育院和一所慈幼院。

  

  除重庆外,全国其他地区也成立了保育分会,办起了一些保育机构,如:四川省办有郫县保育院和泸县育儿院;河南省由盐务局用税款在漯河设立了难童收容站,并在伏牛山区西峡口镇和丁河店建立宛西战时儿童慈幼院;广西省开办了桂林保育院;贵州省教会办了伯特利保育院;还有刘王立明(本名王立明,因纪念丈夫刘湛恩而复姓刘王)为纪念牺牲的丈夫而个人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当时,先后有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全国大后方,其中重庆至少有12所(以当今重庆市域而论),包括保育总会直属保育院8所,育儿、育婴、慈幼等院4所。以一般每所收容儿童500人计算,保育会总计收容儿童3万多人。

  

  国难当头,靠国民党政府拨款有困难,捐款也是有限的。因此,还得自寻门路,因陋就简,动员社会民力支撑保育事业。所以,几乎所有的保育院不是办在庙宇里,就是办在家祠中。这样,利用现有民间资产,使保育院建得又快又省。同时,对教职人员实行低薪制或供给制,甚至义务制。有的只有微薄的薪水,但没有公差费;有的“一席两职”,即两职只有一席薪水;有的则是打饭平伙,只管饭不给工资,甚至兼职教学的教了书不给任何报酬,纯属尽义务。

  

  战火纷飞中的难童教育

  

  战时儿童保育会一直非常重视难童教育,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于是,在总会的重视、广大保育教师充满爱心的辛勤努力和积极探索下,保育会逐渐建立起比较完整、系统的教育体系。保育院接收的保育生一般在初中以下年龄。7岁以下幼儿入幼稚班。7岁以上依照普通小学学制,学习6年。以上教育均在保育院内完成。小学毕业后,可参加升中学考试。达到标准,即可升入中学继续学习。因为国立中学也是由政府负担全部费用,所以保育生大都进入国立中学,如国立二中、六中等。保育会后又商请教育部,专门成立了主要招收保育生的国立第十五中学。也有一些有特长的保育生被陶行知先生挑走,进入育才学校。保育生在这类非国立中学的费用,则继续由保育会负责。进入大学的保育生,则由保育会代为申请国家公费。

  

  失去或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流浪生活,在许多难童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为了安定难童生活、稳定难童情绪,使他们健康成长,保育机构首先发动教职员与难童建立起亲情般的关系,特别对失去父母的难童,给予他们亲人般的抚护。在开展为难童找亲人的活动之余,组成“母亲会”、“妈妈协会”,结对分管这些无家可归的难童。赵君陶在当时就被儿童们公认为“赵妈妈”。保育院还组织儿童和友邻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学业会考,如1944年上学期,璧山大路镇宝光寺的第五保育院高级班儿童与大路乡中心小学高小毕业班的学生就曾一起会考和联欢。其次,在对难童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的同时,教育他们懂得劳动光荣,树立起勤俭美德以及发奋图强、艰苦自救的精神。在各地保育院长的率领下,所有教职员都做到言传身教,带头同儿童一起开荒种地,养畜孵禽,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如保育三院,在赵君陶等人的努力下,基本上做到了体弱儿童每天喝一碗猪肝汤、服用一定数量的维生素,一般的儿童每周吃一、二餐肉,尽量尝到新鲜蔬果。逢年过节,安排他们吃点水果;中秋节即使吃不到一个月饼,也得千方百计让他们吃上半个月饼。

  

  此外,带领儿童坚持做好公共和个人卫生,对病号由医务室进行医治或隔离治疗,基本上没有发生疫情。保育院从开办到结束,前后六七年没有出现严重的伤病亡事件。

  

  保育院特别注重品德教育,战争环境和保育生自身的特殊经历,也使爱国主义教育自然成为最突出的内容。在教学方面,保育院围绕抗战救国这个核心,展开奋发图强、复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课堂知识教育,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保育院还组织儿童宣传队、救护队、歌咏队、演剧队及服务队等,走向院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协助乡镇厂矿办“工友识字班”、“农民识字班”,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日剧目,受到百姓的普遍赞誉。

  

  针对儿童年龄差异和生活集中的特点,实行小教初级和高级两级制和一学年三期制,使儿童们六学年的课程四年完成。这样既保证打牢儿童的知识基础,又能提前完成学业,让他们尽快升学或踏上自食其力的独立生活之路。为此,生产劳动教育成为保育会较有特色的教育内容。一方面,在教学中培养儿童勤劳的身手、掌握初步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树立自力更生的精神,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在课余时间教他们缝补衣袜、纳底做鞋、纺棉线织线衣、打草鞋编草帽,还带领他们开荒种菜、种粮,搭棚修圈,养畜饲禽。为鼓励发展儿童的兴趣爱好,积极支持他们自学或参加课余活动,使其自愿组成读书会、墙报组、文艺宣传队等。其中,爱好文学的主要学习鲁迅、巴金、高尔基、普希金等人的著作,阅读抗战文学,还办讲座、壁报和作文比赛等。

  

  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历时7年多,虽然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但其意义重大。一方面,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使3万多名难童得以免遭战火涂炭,厥功甚伟。另一方面,保育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承担难童救助,减轻了政府和难童家庭的压力,间接支援了抗战。同时,保育会通过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

  

  作者/蒋维彦

  

  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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