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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北高原的学运星火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1-10 1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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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22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中国学生导报》创刊的消息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内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读书,并积极参加了当年大后方的民主学生运动,同《中国学生导报》(以下简称《中导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中导报》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专门报道学生动态的报纸。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而且通过报纸的发行,联系和团结了大批进步学生,为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成为党组织和领导大后方学运的得力助手。《中导报》积极地支持和鼓舞了浙江大学的进步同学,使他们在争取民主、团结、进步的斗争中坚定了信心,壮大了力量,并赢得了胜利。
  
  参与《中国学生导报》的筹办
  
  1944年暑假,我从遵义来到重庆。通过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的介绍,我同参与筹办《中导报》的李湜同志取得了联系,并约在8月下旬见面。几天后,我在原中央信托局中央印刷厂的沧白路宿舍见到了李湜。当我向他介绍了浙江大学学运的基本情况后,我们的话题便转到筹办《中导报》的工作上。
  
  李湜讲到《中导报》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取得一份出版报刊的“登记证”。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 “一党专政”的统治,千方百计地限制言论自由,特别是通过所谓“非常时期”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妄图扼杀大后方民众的呼声,把社会舆论严密地控制起来。如此一来,想要搞到一份“登记证”,如“与虎谋皮”般困难。但李湜仍充满信心,说:“事情总会有办法的!”
  
  此后,我们还在七星岗的茶馆里碰过头,围绕《中导报》的筹办,商量确定了3件事:
  
  一是经费问题。他希望我能为《中导报》募集出版经费出点力。当时,我只是一个靠“贷金”和“工读”的穷学生,明知力不从心,但是能为广大青年学生办一份自己的报纸,我还是答应了。后来,回到遵义,曾通过同学刘赓书及其亲属(他们在遵义市丁字口经营油绸和布匹生意)为《中导报》募集了一部分经费,具体数目如今已经不记得了。
  
  二是组稿问题。他让我担任浙江大学的“特约通讯员”,并希望我多找几个同学帮忙,积极为《中导报》写稿,及时反映浙江大学的情况。以此为基础,再把各大院校的通讯网都搞起来。这样既能广泛反映同学们的要求,相互支持鼓舞;也能保证报纸的质量,不愁稿件的来源。
  
  三是发行问题。他希望我能负责《中导报》在浙江大学的发行工作。做好发行工作,是办好报纸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报纸的发行,才能扩大其政治影响,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也才能运用报纸这个媒介,把各校的进步同学组织起来。在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邮政检查下做进步报刊的发行,还需要机智和勇敢。
  
  时局急转直下
  
  暑假结束,我从重庆回到遵义,同浙江大学一部分进步同学,包括黄水均、严刘枯、程融钜、罗卓才、刘美藩、岑凤荣、刘赓书等商议《中导报》的筹办工作,并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大家都期待“自己的报纸”能够早日出版。
  
  1944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因同盟军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颓势,企图在远东的中国战场上捞一把,打通粤汉路,占领湘桂线,窥视大后方。由于国民党政治上腐败,军事上无能,日军的战略计划轻易得手。湖南和广西省的大片国土很快沦于敌手,日军长驱直入,侵入贵州省南部的独山一带,局势危殆,群情激愤。
  
  民族危机的深化,加剧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众矢之的。在文化教育界,要求政治民主的浪潮风起云涌,青年学生更为敏感,毅然走在坚持抗战、捍卫民主的斗争前列。黔南吃紧之前,贵阳已是人心惶惶,贵州大学和交通大学都已先后停课或疏散了,大批难民络绎不绝地涌向遵义。
  
  从1944年11月起,浙江大学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劳军运动”。接着,1945年初又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前往贵州南部进行“战地宣传服务”工作。这在当时的大后方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为即将兴起的学运高潮,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和严刘枯、安粤、于子三、刘赓书等参加了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我们原以为可以深入到前线,一方面做抗日军队的战地文化服务,另一方面了解贵州风土民情,搞点社会调查。但我们在贵州青岩的两个半月里,竟被国民党的第13军石觉部队封锁隔离了。不得不于同年3月回到浙江大学。
  
  虽然时局激荡,然而,1944年12月22日,《中导报》终于在重庆出版了。浙江大学的同学收到“创刊号”时都很高兴,刊名用的是鲁迅的笔迹。以后,每当我去遵义新城中山路邮局领取《中导报》(记得最多时曾收到200份左右)时,除尽快分送和售给同学们外,还交一份给学生会出版股的负责人刘茂森,张贴在浙大何家巷3号的《生活壁报》上。从此,《中导报》又成为浙江大学民生阵地上的一团火种、一支号角,在浙江大学学生的心里燃烧,在黔北高原上震响……
  
  “同不合理的现实战斗”
  
  《中导报》在介绍浙江大学时曾说:“同学们不单是严肃地作学术研究,而且还坚强地同不合理的现实战斗。”(1945年9月,第22期)
  
  1945年春天,是浙江大学民主学运史上光荣的一页,它记录了浙江大学师生民主舆论的活跃,为捍卫民主权利的坚决斗争。这次斗争,动员群众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浙江大学学运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导报》对这场斗争进行了连续报道,给同学们有力的支持和鼓舞。
  
  浙江大学原本就有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崇尚实事求是精神,在师生中也有一定的言论自由。早在1940年8月,费巩教授出任浙大训导长时,为发挥学生会的“自治”职能,使大家有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园地,特地为学生自治会的《生活壁报》撰写了发刊词。这个壁报,由学生会出版股负责,设有投稿箱和张贴板。每天收集稿件,随即张贴,限贴3天;撰稿人可以用笔名发表,只需向出版股提交真名,而出版股为其保密。随着民主浪潮的发展,同学们在《生活壁报》上议论国家大事的现象也逐渐增多,诸如要求政治民主,惩办贪官污吏,取缔囤积居奇,废除特务统治等呼声也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进步学生出版的壁报,犹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仅遵义的何家巷浙江大学宿舍,就有《自由堡垒》《民主阵地》《今天》《呼吸》《石榴花》等10多种。
  
  面临这种局面,国民党反动派惶恐万状。为窒息浙江大学的民主风气,钳制言论自由,他们于1945年1月强迫学校当局,必须公布《生活壁报》的撰稿人姓名,责令一切壁报都要先办登记手续。于是,一场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打响了。
  
  事情的起因,是由《生活壁报》上发表的《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关于史迪威去职而抨击国民党政治腐败的一篇通讯引起。这篇通讯发表后立即得到广大同学的响应。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之间展开了激烈辩论。《生活壁报》上接连发表了300多篇稿子。争论的结果是,进步力量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被置于十分狼狈的境地。为此,特务学生徐名冠公开威胁学生会出版股交出参与辩论的同学名单,但遭到《生活壁报》负责人刘茂森的坚决拒绝。反动派便向训导长郭斌和告状,要求学校当局采取上述两条扼杀言论自由的措施。3月上旬,浙江大学何家巷宿舍贴出“呼吁民主,还我自由”“促进民主,改善生活”等标语和宣言,多以系会、级会以及同乡会的名义张贴。几经周折后,由教授会出面调解,训导长要挟出版股负责人辞职。接着,竺可桢校长又亲自给同学们“做工作”。但在5月28日,遵义警备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忽然混入浙江大学何家巷宿舍去抄壁报和“从军之友社”(即支援受迫害的从军学生的团体——作者注)名单,被同学们逮住并盘查。这样一来,问题更复杂了,斗争也更加剧烈。
  
  严峻形势迫在眉睫。5月30日,竺校长表示“我不能不出来保卫浙大,保卫浙大学生了”。为此,学生会于6月7日提出了由教授会制订一个出版条例的“折衷方案”。9日,在竺校长主持下,召开了“壁报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凡壁报文字具有真姓名,而有登记之笔名者,经过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即可张贴”等决议。事实上,《生活壁报》仍用原来的一套办法管理。而且当时学生会的出版股工作,是由进步同学掌握的,也保障了同学们发表政见的权利。从这一点来看,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中导报》对这次斗争作了公正、客观的报道。从第16期到第23期,共刊登了8次关于浙江大学学运的消息。如第20期用了“浙大出版不自由,壁报贴到屋檐边去了”的标题;当浙大学生办的壁报“拒检”取得胜利后,《中导报》在第23期的第1版上,又及时刊出“浙大生活壁报社等壁报团体……不必再把壁报贴到民主墙上去”的消息。
  
  《中导报》对浙江大学的积极支持,是难能可贵的。但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导报》同样被剥夺了新闻言论的自由,从第28期起,内容经常被删减,特别是纪念“五四”青年节的特刊,竟整版开“天窗”,包括“浙大时事讨论会、举行民意测验”的消息,和“民主、团结、浙大生活壁报‘勿忘五四’”都被全部删减了。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和愤懑,在日记中写道:“《中导报》开了满版的天窗,只剩下几条触目的标题。这是火的燃烧,铁的声音!火烧到什么地方去啊!声音又传到哪里去呢?从天窗里传出去,又传到人们的心坎里!让火烧到它那出版的地方去!”
  
  揭露费巩被害事件
  
  在费巩教授“失踪”事件中,《中导报》始终站在维护人权的正义立场上,积极声援浙江大学师生。我校的政治学教授费巩,趁休假从遵义去重庆复旦大学讲学,因在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对时局进言》上签了名,于1945年3月5日凌晨赴北碚时,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突然“失踪”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到遵义浙江大学,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愤慨。虽经学校当局和民主人士,以及浙江大学校友多方奔走营救,仍音讯杳然。国民党反动派慑于社会舆论压力,竟编造出各种离奇说法,以混淆社会视听。为此,重庆《新华日报》曾于4月30日以《编辑部启事》的方式,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据查明:当时,费巩教授是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监禁于“中美合作所”,后来惨遭杀害,被抛尸于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尸骨无存。
  
  《中导报》先后于第19期、21期、32期和34期上报道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事件,不仅揭露了国民党特务头目串通美帝分子进行的鬼把戏,而且把浙大师生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的报道,放在了显著的版面上,有力地控诉了反动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在“费巩怀念会”上,对于竺校长报告他在重庆营救费先生的经过,《中导报》这样写道:“忽然他的嗓子提高了:‘有人说,费先生是被土匪绑去了,难道80多天还没有消息吗?有人说,他是投江自杀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见第21期)。直到翌年3月,《中导报》还两次刊登了浙江大学师生沉痛“吁请(国民党)政府迅速释放”费巩教授的消息。
  
  支持浙江大学《国是宣言》
  
  1945年3月初,浙江大学化学系4年级工会在《生活壁报》上发表了《国家的政治必须民主,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善》的宣言后,立即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为此,浙江大学学生会于3月11日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筹组全国专科以上院校学生联合会,发表呼吁民主的宣言(后称《促进民主宪政宣言》,一般称为《国是宣言》)和要求增发灯油费、副食费等决议。
  
  浙江大学同学在实现上述决议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通过罢课斗争,他们取得了一些物质利益,学校当局答应给学生每人每月增发半斤点灯的桐油。更重要的是,《国是宣言》对大后方的民主学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政治影响很大。这期间,《中导报》从舆论方面进行配合和宣传,先后发表了5次有关报道。如第16期和第17期,详细登载了浙江大学学生召开大会的消息和通过《国是宣言》的要点;第18期还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浙大学生自治会号召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消息;同一期《中导报》还以《饭都吃不饱,哪能安心读书?浙大学生罢课》为题,报道了浙江大学学生向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增发副食费的斗争。
  
  如今,在我案头就摆放着一本《中导报》合订本复印件,它像一个老朋友时常浮现在我面前,使我感到格外高兴和亲切!
  
  作者/陈耀寰
  
  原文刊载于2015年8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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