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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服务团出征记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1-02 10:40:55

  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
  
  1944年6月,日军发动湘北攻势,从长沙一路打到广西,占领桂林、柳州、宜山。11月下旬攻占河池(金城江),直逼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师生,眼看日寇在湘桂战场上狼奔豕突,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蕴藏在心中的抗日救国的热情迅速高涨。既然敌人已经打到贵州,我们应该就地拿起武器保卫学校,组织抗日游击活动。
  
  此时,国民党政府紧急从河南、陕西调动军队,日夜兼程,途经遵义,赶赴贵州南部前线。遵义浙江大学的《生活壁报》上贴出了一篇文章,建议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慰劳过境南下的抗日军队,立即得到热烈响应。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成立了战时服务队,进行抗日宣传和慰劳活动。当时浙江大学的地下党组织也决定,支持学生会的决定,认为国民党军队现在开赴前线抗日,应该支援劳军活动;通过劳军活动的展开,可以进一步带动浙江大学师生以及遵义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同学们开始深入遵义各界宣传抗日和募集慰劳物资、款项;每天傍晚迎接到遵义宿夜的军队,鼓励士兵南下守卫国土,帮助他们写家信、缝补衣服,赠送草鞋、毛巾、药品、香烟等慰问物品;清早张贴好标语,呼喊口号,在曙光中欢送士兵去前线。遵义顿时涌现出了一股在大后方罕见的抗日救亡热潮。
  
  12月1日,贵州南部门户独山失守。次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到会40余人,包括遵义、湄潭两地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会议从下午3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会上,遵义学生自治会主席支德瑜汇报了近几天劳军运动的情况,提出把劳军运动推到前线去,把遵义学生战时服务队扩大为全校学生参与的战地服务团,并建议学校将学生组织起来,派发武器以护校,必要时还可以就地打游击。会议最后决定由遵义、湄潭两地的学生自治会负责组织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定额6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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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刊登消息:《独山被敌侵陷,中美机群飞临黔南前线助战》


  组织战地服务团
  
  校务会议正式同意组织浙大战地服务团的决定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传达后,立即得到了广大同学和老师的积极响应。遵义、湄潭学生会开始进行紧张的组织工作,并派出支德瑜等3人拿着学校和遵义师管区司令的介绍信,到当时设在贵阳的“黔桂湘战区总司令部”交涉关于浙大战地服务团去前线的问题。军方同意战地服务团可在驻惠水县青岩镇的13军中工作。13军是汤恩伯的嫡系部队,军长石觉。军队从河南调黔南前线时,曾受到遵义浙江大学学生的热情慰劳。
  
  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名额分配定为遵义30人、湄潭20人、永兴10人。1945年1月10日,全团人员在遵义集中,共58人,选举支德瑜任团长,丁儆为副团长,下设秘书、联络、总务和宣传慰劳等股,分别由钟立群、皇甫奎、陆星南、于用德、章作藩等人负责。
  
  筹措经费是一件大事,募款募物活动得到了遵义各界的大力支持。筹集的慰问金和慰问品,大多来自遵义各界的捐赠和两次京剧义演的收入。除了学校拨给战地服务团团员的公费、贷金、伙食费外,遵义学生服务处还从学生自助金额内拨出一笔经费,作为团员的生活补贴。
  
  出发前,同学们进行了紧张的战地服务训练工作,内容涉及战场救护训练、战地服务讲座(主讲人有熊佛西、张光宇、白克、端木蕻良等)、歌咏练习、剧目排练等方面。此外,还有向同学们捐募图书,征集宣传图片,采购信纸、信封,借商演剧的幕布道具等。

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全体同学出征前合影.jpg

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全体同学出征前合影


  在1月13日举行的欢送茶会上,竺校长授予缀有“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和校徽的团旗。他打开团旗,激动地说:“这是代表浙江大学的,你们要记牢!”许多同学在战地服务团的布幅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王尊生和沈思岩两位教授还为战地服务团创作了《战地服务团团歌》: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把大家的敬礼带给前线兵士,
  
  把我们的热血献给前线兵士,
  
  把祖国的灵魂递给前线兵士,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向前线的弟兄数杀敌的功勋,
  
  向前线的弟兄鼓必胜的精神,
  
  向前线的弟兄传中国的国魂!
  
  在青岩遭冷遇
  
  战地服务团原定于1945年1月15日出发,但因国民党军队迟迟不派车来接,延至1月20日下午才离开遵义,22日傍晚到达青岩。到青岩后,团员们立即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在军队中宣传慰问,排演话剧,举行大型的军民联欢会活动,分发慰问品;举办军人服务部,有图书、照片阅览,代写书信,棋类等娱乐项目;访问青岩的老百姓和各界人士,推动成立青岩战时服务委员会;出版《阵中快讯》和《士兵之友》,前者依靠收听广播,报道最新的国内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息,后者则向士兵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13军军长石觉口头允诺会给予战地服务团以“工作的便利”,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句空话。军人服务部开张的头几天还有许多士兵前来要求写家信,也有来看图片和下棋的。几天后,熙熙攘攘的军人服务部突然变得冷冷清清,不再有士兵来访,每天只有13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军法处及其部属的少数军官光顾。
  
  团员们要求到基层连队访问,军部说:“一切要通过军法处”。于是,在处长的陪同下,战地服务团只到军部的特务连去了一次。士兵在军官的监督下,以班为单位,与团员集体“联欢”,不允许作个别交谈。后来,这样的见面机会也不再安排,虽再三交涉,军法处长总以“士兵训练忙”为由推托。这样,服务团就和士兵隔离了,不能再为士兵作任何服务工作。
  
  满怀抗日热情来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同学们,在军队里遭到这种冷遇,十分不满。后来经过了解,原来13军对团员们同士兵接近的做法十分害怕,青岩邮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团员们,军人服务部为士兵写的家信,投邮后全部被13军军部扣留,一封也未寄出。他们害怕团员们揭露13军内部的腐败黑暗和军官虐待士兵的暴行。军法处和特别党部从军人服务部的图书中发现了一些进步书籍,害怕士兵受到影响,更怀疑在战地服务团中有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如临大敌,天天来住处找团员聊天,想刺探底细。有一个军官甚至要求看团员的日记。在油印的《士兵之友》里一篇很平常的稿子,也被他们审查时认为“带宣传性”而被删去。
  
  在这种情况下,团员们只好把主要精力转于民众。每天到青岩镇和近郊的老百姓中进行抗日宣传,并为他们做一点服务工作,渐渐打开了局面。战地服务团在镇上开办了儿童与妇女识字班和军民合作站,还召开了士绅座谈会;农历春节期间,开展了“军民合作周”活动,为民众写春联、印春帖;还组织访问了抗日战士的家属,为每家分送毛巾、万金油和慰问金。2月15日的下午,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到会约2000人,由一位士绅主持。会上,战地服务团向13军及美军献旗,随后,石觉和美军代表致答词。
  
  在摆金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1945年1月底,正当全团陷于失望、苦闷的时候,29军第193师师长肖重光派人来联系,表示欢迎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前去服务。团里决定由丁儆先去了解情况。
  
  193师驻地在惠水县的摆金镇。肖师长一直怀有欢迎团员们前去服务的意愿,并曾说过:“别人怕你们中间有共产党,我就不怕。”2月上旬,战地服务团先派去一个小队参加军民联欢会,进行文艺演出。2月18日又抽派了一半团员,组成二队,去摆金随军工作。
  
  战地服务团先后在摆金193师师部所属的几个团开展了服务工作。在军民联欢大会上,团员们演出了不少节目,还轮流到连队小型演出,与部队的下级军官座谈联欢。师里还办了一个军官学习班,由团员为他们上课,讲解机械的原理和有关武器的知识。
  
  多年后,我们意外地收到了一位苗族摆金人的来信,当年他在补习班任语文教员。他回忆说:“浙大同学在摆金时,几乎天不亮就跑步,还对我们‘笑咪咪地说话,态度很温和,一点没有大学生的架子’。”所以他对团员们“印象很深,相隔40年而不忘”。
  
  193师师长肖重光与战地服务团的同学们相处比较随和,他默许团员们和下级军官及士兵们接触。这样一来,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更自由了。他还要求团员们为军官办班,教授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团员们还在摆金办了一所小学毕业班和初中生补习班。战地服务团在摆金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13军与29军之间本来就有尖锐矛盾,而团员们竟对13军不满,跑到193师活动,因此触怒了汤恩伯。汤指责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擅自活动”,并下令必须从193师撤回来。经请示学校同意后,全团定于3月1日回校。为此,团长支德瑜于2月24日亲自到摆金组织撤退。团员刘纫兰、哈喻文、张承炎、张瀚、王志铿、石必孝、费坤华、雷学时8位同学志愿留在193师,继续进行抗日工作。其他战地服务团团员不得不于2月28日回到青岩。
  
  全团于3月1日离开青岩,3月7日回到遵义,整个战地服务团的活动在简单总结后宣告结束。后来,学校里各处都张贴了不少呼吁民主的宣言,浙江大学的进步学生运动已经走向了新的阶段。
  
  作者/支德瑜 丁儆
  
  原文刊载于2015年9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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