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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人世悲欢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6-09-18 15: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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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志德

 

  我于1930年9月23日出生在重庆,曾祖父是一名药材商,祖父先后在夔府电报局、重庆电报局任职。父亲谭尔炽,就读于上海工学院,毕业后回到重庆,在重庆电报局任职。当年,谭家在重庆拥有多处房产和店铺,其中位于市区的私家宅院是一栋青砖高墙围成的大院落,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有大小房屋几十间。小时候,我在院里的天井可以骑自行车,更别提鱼池、花园、名贵树木,院里比比皆是。
  
  我的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家里长期雇有保姆、厨师、杂工、轿夫、裁缝等。家里还有一名武术师,长期教爷爷、父亲练武强身。在我的儿时记忆中,家里常常宾朋满座、琴声缭绕,每到用餐,食客就有三四桌。我是家中的长孙女,被家人视若掌上明珠,3岁时被送到牛皮凼(今渝中区临江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稚园入读,每天由奶妈抱着坐轿子接送。谁也没有想到,在我8岁那年,谭家悲惨的命运开始了。
  
  家遭厄运
  
  1938年初,日机轰炸了重庆近郊的广阳坝机场,局势骤然紧张。爷爷忧虑交加,突发心脏病去世。因抗战形势的需要,父亲奉命离开重庆,调任贵阳电报局,母亲、妹妹、外公随同前往。谁知,自此一别,谭家厄运接踵。日机轰炸贵阳,母亲、妹妹、外公无一幸免,被炸身亡,父亲因到乡下检查工作才躲过一劫。恶噩传到重庆,奶奶和我哭得昏天黑地,感觉天像塌了一般。亲友们劝告奶奶:“日机要来轰炸重庆,你们还是设法到乡下去躲避一下,这样比较安全。”由于当时并不了解轰炸的危害性,奶奶也舍不得抛下这份家业,我们仍留在城里,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1939年5月3日,城里响起了“呜—呜—呜”急促的防空警报声。当时,保姆抱着我刚从幼稚园回到家,奶奶见势不妙,吩咐家中雇工们赶快行动,将桌子拼到一起,上面搭上几层棉被,大家迅速钻到桌子下面躲避。我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脑袋弯到膝盖上,大气都不敢出。大人们也个个心惊胆颤。
  
  日机飞近了,紧接着扔下炸弹,地面不停地抖动,四周顿时响起了爆炸声、垮塌声,我觉得耳朵都快被震聋了。随后,日机又扔下燃烧弹。尽管我们头顶上有棉被捂着,空气中仍弥漫着烟熏火燎的呛人气息,同时听到“哒哒哒”机枪不停扫射的声音。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场面,心脏狂跳不止。紧挨着的奶奶更是脸青面黑,身子筛糠般地抖。
  
  过了很久,解除警报声才响起,我们试探着从桌下钻出来。大家都不敢出门,就在门口张望。所幸谭家的房屋躲过了轰炸,奶奶双手合一,口中不停地念诵:“谢谢菩萨保佑!”但四周的房屋大多被炸得东倒西歪,街上的电线杆、树枝、房顶上,到处挂着残肢断脚,在凄风中摇来晃去,就像过年时挂在屋檐下风干的腊肠。老百姓的哭声、喊声、叫骂声汇成一片,此情此景,无不让人心酸。
  
  为了活命,奶奶当下做出决定:家中只留下奶妈和厨师,其他雇工一律解散。随后,奶奶吩咐打点行李,连夜起程。她是个小脚女人,带着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牛角沱,乘船过江,再到江北的寨子坪,投奔亲戚范国熙家。
  
  5月4日,日机再次对重庆进行狂轰乱炸,市区烧红了半边天,身处市郊,也能闻到空气中充满火药味。寨子坪依然不是安全之地,日机仍是经常飞临。这一带没有防空洞,范家附近有一些生基坟,人们为了逃命,用大锤将古墓的石门砸开,躲在里面。生基坟不大,只能容纳三五人,不能伸腰,洞里空气充斥着烂腐之气,令人犯呕。这一幕情景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不堪回首的记忆。
  
  父女重逢
  
  1939年的5月,是一段无比血腥惨烈的日子。日机不停地实施疲劳轰炸,有时刚解除警报还没跑回家,日机又来了,又得跑向藏身的生基坟。一天往返数次,奶奶和我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有一次,日机轰炸了几天几夜才停止,奶奶不放心,让亲戚进城去看看家里的情况。亲戚回来后,带着哭腔对奶奶说:“城里全炸成了一堆一堆的烂砖破瓦,好不容易找到地址,家的影子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奶奶又惊又气,顿时倒地,不省人事。我吓得扑在她身上,大声哭喊着“奶奶,醒醒!”。这一年,我8岁。
  
  家业尽毁,万念俱灰之余,奶奶惟一的精神支撑就是在贵阳的儿子。但因时局恶化,双方不能见面。没办法,奶奶和我一直住在寨子坪,起初,还能靠着一些积蓄生活,日子一久,积蓄渐少。奶奶有很好的针线活手艺,于是蹒跚着小脚出门揽活。日子虽然艰辛,奶奶仍坚持让孙女读书。我在寨子坪读完小学,考进巴县女二中,后入读师范,毕业后在江北刘家台小学教书,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我们一直有个信念——总有一天,一家人重逢,家庭团圆。
  
  1949年,我收到一封几经辗转寄来的信件。从来信中得知,父亲后来从贵阳到了新疆哈密电台任台长。但信件不是父亲本人所写,而是哈密电台以公家名义寄来的,告之我的父亲患了斑疹伤寒,生命垂危,临终前想与在重庆的家人见一面。当时,莫说到新疆的火车,到到哈密的公路都没有。路途迢迢,奶奶是个小脚女人,我年纪尚不足20岁,世道叵测,若冒然前去,这一行恐怕是凶多吉少。万般无奈之下,我俩唯有抱头痛哭一场。
  
  谭家虽然曾经是富裕之家,但被日机炸得一贫如洗,重庆解放后,在划定成份时,我和奶奶被划为贫民。在20世纪50年代,和我相依为命的奶奶含恨去世。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调入重庆市商业系统,一直到退休。
  
  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时至80年代,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的来信,展读后,仿佛被重重一击。这竟然是我“死去”父亲来信,他还活着。原来,当年父亲在新疆哈密患重症被推进了太平间,就在此刻,冥冥中他居然游丝一息苏醒过来。由于之前哈密电台给他在重庆的家人去信,没有回音,他以为一家人都被日机炸死了。父亲随国民政府溃退台湾。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他在一次与友人的会面中,谈及当年留在重庆的母亲与女儿,不禁涕然泪下。友人深为同情,表示正好他有个侄儿在大陆,愿意帮忙打听我们的下落。这就样,费尽周折,父亲终于得到了我们的消息,只是奶奶已经诀别人世。
  
  父女相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当40余年未见的父亲向我走来,那一刻,我们都泪水长流,紧紧拥抱。后来,父亲又往返海峡两岸多次,最后,他选择了在重庆定居,他对我说:“我死也要回到家里,落叶归根,不在台湾当孤魂野鬼。”1993年,父亲辞世,遗骨安葬故乡,圆了他今生最后的心愿。
  
  (谭志德口述 陈启兵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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