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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解构与建构方法探析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6-09-29 14:41:02

  马克思的解构与建构方法探析
  
  ——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节《方法》为例
  
  摘 要:马克思在《方法》中采取直观的对比性的批判方法,对包括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辩证法、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唯心史观和蒲鲁东的改良主义逆流在内的方法和内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尖锐的批判,揭露出上述人物在方法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之处或隐含其中的迷惑性成分,使广大工人,尤其是使当时深受上述思想方法影响的法国工人得到了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在此论战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形成并构建起了包括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体系。
  
  关键词:矛盾;生产力;生产方式;唯物史观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于1847年针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内容。作为马克思最早发表的文本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虽达不到马克思在成熟时期所著作品的严密的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但也不乏诸多精彩的有重量的思想观点闪耀和方法运用。就此意义而言,也可将本章视为马克思与旧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相了断,创建新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系统性理论体系的初步显露。《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第一节内容,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
  
  如何理解《方法》中的“方法”一词?以主体(研究者)的角度为标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指包括国民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蒲鲁东和黑格尔等人做研究的方法;二指马克思做研究的方法。而按照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来划分,则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哲学纳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和纯粹理性之辩证法,与之相对应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这一篇论战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法》所采取的分析论述形式主要是直观的对比性的批判方法。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种有针对性的论战形式,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深受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法国工人,能够通过这种直观对比批判,准确地把握并清醒地认识到蒲鲁东等人思想上和方法上的错误所在及其迷惑性。而也正是在对上述人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的批判(解构)中,马克思逐渐形成(建构)起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体系,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以及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而言,马克思的解构和建构方法在《方法》中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解构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辩证法中建构唯物辩证法
  
  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主要以蒲鲁东为论战对象,但实质上绝不仅是对蒲鲁东的一人而辩。为了说明蒲鲁东将哲学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所采取的辩证方法上的根本性错误,马克思不仅分析和解剖了蒲鲁东的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指出“正题、反题、合题”之绝对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矛盾冲突。而且,他并不想浅尝辄止,反是乘胜追击,立即转向对蒲鲁东引以为傲吸收其内在精华之黑格尔绝对理性辩证法的层层剖析,揭露其内在的固有之漏洞。
  
  马克思起笔之处,首先罗列了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的一段话,“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将蒲鲁东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研究的辩证方法以本初状态呈现给“观众”,以供对比和批判。马克思认为,虽然蒲鲁东先生既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又称自己为哲学家,但在实质上两者都不是。因为与经济学家们将“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相比,蒲鲁东先生则只是把经济学家们得出的“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作为其研究的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基本前提。在他看来,现实关系不过只是“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也就是说,蒲鲁东先生认为,不是现实生产关系决定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反而是后者决定前者。然而,经济学家们早就承认,他们所提出的概念、范畴等都是以现实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为蓝本,只是对其进行提炼和抽象的结果。蒲鲁东先生自己却不屑于观察和研究现实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为了说明自己的“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以及这些由“无人身的理性”造成的思想是如何运动变化的,即思想运动的历史,他只能极力的寻找能够为他所用的东西,好在最终他找到了,即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自认为吸取了精华,但事实上只是歪曲的套用)。
  
  一方面,蒲鲁东为了证明自己深得黑格尔真传,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改变为自己的辩证公式,即定为“安置、对置、结合”,有时候也称“正题、反题、合题”。同时,他怕别人不理解,还专门为此作了解释说明。他指出,“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善’和‘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等等。”而这两种相互对抗的概念彼此斗争,便形成辩证运动,即“‘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 是 ’ 同 时 成 为 ‘ 是 ’ 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二者以斗争的方式存在,又以斗争的方式消灭,并最终融合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合题。上述表述无论是在语法上,还是在逻辑上,似乎都完美无缺,毫无破绽。但当我们抛开其整个论述的过程,回到起点,就会发现这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的空洞的毫无价值的自我陶醉。
  
  为了将这些带有相当大的迷惑性的观点一一揭露出来,马克思主要采取了两条路径:第一是沿着蒲鲁东的思路,对其内容及其逻辑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第二则是从前提出发,对其方法理论的基石进行深挖,找出其看似坚固实则空洞的本质。蒲鲁东把他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之中,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的和坏的、益处和害处两个方面,而要想实现人类最高的幸福,即“平等”,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但正如他自己的辩证法逻辑运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是两个相互斗争,彼此共存的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果按照他的实现人的最高的幸福的唯一公式“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结果只能是坏的方面被消灭了,好的方面也不存在了,进一步说,作为统一体的事物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蒲鲁东先生所说的“平等”现在应该到哪里去找呢?或者,我们暂且抛开其逻辑上的矛盾,顺着他转向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生活中,通过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发展过程来考察和检验其理论的“真理性”。在这里,马克思列举了奴隶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三个制度。首先,马克思指出,奴隶制坏的方面是众所周知的,蒲鲁东本人也应该知道(因为这是他认为应该努力消除的部分),现在只需要把奴隶制好的方面来作具体分析。而从北美的经济现实很明显就可以得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但按照蒲鲁东先生的辩证观点,我们是否就应该长期保持奴隶制呢?答案是否定的。接着,马克思又举了封建社会的例子。他讲,如果我们看到并坚持保留“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那么,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呢?由此推断而知,“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在这里,马克思借蒲鲁东先生之口,不仅说明了蒲鲁东先生的混乱所在,同时也指出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辩证法之漏洞,即只在乎纯粹理性中的辩证运动,而不落脚于现实的矛盾统一,虽对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起到提升作用,但并不能够助推现实运动的发展,真正的辩证法则应该是具有革命之指导的唯物辩证法。
  
  二、在解构经济学家们的唯心史观中建构唯物史观
  
  经济学家们讲他们只关注财富如何创造,只关心如何更有效率的实现增值。当然,这一实践及其说法,如果只是从提高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增加资本家的财富的角度来讲,的确贡献巨大,而且这对于更有效的组织和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是否马克思在对蒲鲁东的论战过程中,对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观点进行的批判有失偏颇了呢?是否真如经济学家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中立的,是不带任何阶级意识的,眼界只限于财富增长,而不涉及现实的政治运动的呢?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经济学家们错误在于,他们在进行研究时,确实只是关注到现实存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而不管过去,即不管其继承性,也不管其发展性;只看到这种关系之自然的合理性的一面,而对其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一面避而远之,完全忽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以剥削力度的不断加大、贫困人口的不断增长为前提的(而这本是蒲鲁东先生想借哲学之手解决政治经济学“坏的一面”出发点所在)。所有这一些似乎在经济学家们的眼里是从来都不存在。因而,这是一种选择性的忽视,这是一种不带偏见的偏见,不带立场的立场。
  
  为了对经济学家们的上述错误进行有理有力的批判,马克思选择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这一经济学家之共有结论入手,对包括经济学家们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及其所坚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立场,层层解剖,逐一批判。无情的却是有理有据,尖锐却并不是吵吵嚷嚷,清楚直观的将其谎言暴露在蒲鲁东等人面前(沉重打击了以此为基础的蒲鲁东主义),也暴露在广大工人面前(使工人阶级更加清楚的认识经济学家的阶级本质)。
  
  马克思指出,在蒲鲁东之前,经济学家们仅从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对此他予以了肯定,并承认“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只能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更甚,进一步抽象地将现实关系看成只是“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也就是说,在蒲鲁东看来,“无人身的理性”才是现实的现实,它决定着经验可以察觉到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则只是为适应这种生产关系的需要而存在。在他那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其唯心主义的本质也就暴露无遗。虽然,蒲鲁东自己也承认,通过经验看到了社会关系的现实存在,并且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他始终认为这种存在只是头海里的观念性的存在,这种关系只是“无人身的理性”的反映。反映到历史观上,他不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种典型的唯心史观,也导致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不是看成客观的存在,而是看成理性的存在;不是看成动态的存在,而是看成静态的存在。因而,他也就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不理解人的社会关系是由人类社会现实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自然也看不到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更找不到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最后,也就只能是踏着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先前遗留下来的错误痕迹和方向,与现实和真理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错误最主要表现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甚至是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永恒的、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存在。在这种思维逻辑的影响下,他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的阶段性,更找不到解决政治经济学难题的正确方法,更不可能坚持社会革命的正确道路。针对蒲鲁东历史观的上述错误,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并以此为起点,详细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观念范畴三者之间的逻辑顺序。马克思认为,与人类早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性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内部也蕴藏着否定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动力。其主要依据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回到问题本身,经济学家们看似公正的不带任何阶级立场的方法,却掩盖不住其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实质。归结一点就是,经济学家们看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反对封建生产方式中所发挥的突出贡献,却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却不愿明说的其本身所存在着的不可调和之内在矛盾,即旧的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所更新(代替)的必然性。马克思以历史为线索,进一步对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历史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终找到了历史更替的根本原因,即不是有绝对理性运动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也为后来形成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过程中,他自己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就逐渐构建起来。
  
  三、在解构蒲鲁东的改良主义逆流中建构革命斗争理论
  
  蒲鲁东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既深刻体会到由资本的不断竞争所造成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的现实困境,同时也忍受不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对自己固有利益和为确保固有利益得以维系之“稳定”环境的破坏。他只能是企图通过走中间路线,将历史拉回封建末期、资本主义早期这一最适合小资产阶级生存的“完美”时期。为此,他还对这一“完美”的状态进行了描述,工人(主要是在行会、帮会中的小手工业者)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其实这种保障也是在忍受行会师傅的剥削压迫下的基本生活保障)。与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工人极其艰难的生活状况相比,这种改良主义、折中主义、中庸之道自然也就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和迷惑性,至少法国工人深受其影响,并一度占据主流。马克思对此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专门针对蒲鲁东改良主义逆流,写此著作与其进行论战。
  
  从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出发,我们可知,所谓的改良主义,主要是希望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好的方面,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坏的方面,吸取共产主义好的方面,抛弃共产主义坏的方面,进而实现美好的生活。他认为自己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介于两者之间,找到了实现其所以为的人类之“最高的幸福”的道路。但通观蒲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全文,我们始终未能明确的找到他所谓的这样一条道路。在零散的文本中,倒是有几条蒲鲁东先生的“真知灼见”。即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坏的方面,蒲鲁东先生认为,“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他所谓的方法,也就是用一个新的范畴来消灭旧范畴所代表”的坏的方面,然后,又提出一个新的范畴来消灭前一个新范畴所代表的矛盾。但就连蒲鲁东先生本人也知道,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内含的矛盾是无穷无尽的,而要想借助上述办法,可能是永远也达不到他所以为的“最幸福”阶段。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会产生改良主义的逆流思想呢?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在蒲鲁东先生那里,“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不明白“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而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因而只要能够采用他所提出的绝对方法,即通过思想的运动就能建设起平等之美好世界。虽然他也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始终不明白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由于他所具有唯心主义历史观,限制他只关注社会意识的运动,而看不到工人群众本身之革命强大力量之所在,看不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他还找不到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找不到实现革命运动的真正力量。相反,马克思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理论发展对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但无产阶级理论家们所形成的理论思想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起到作用,其理论的正确性也只是随着无产阶级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阶级意识的不断形成、阶级利益的聚合统一和阶级革命的共同追求而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也就是说,不是理论决定革命,而是革命的现实需要决定理论的相伴随之产生。而同时,正确的革命理论是能够对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错误的消极的思想则也可能制约革命的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段话既是对蒲鲁东先生改良主义的路线仅认为可以通过理性运动就能实现现实运动的批判,也是对其更保守的更隐蔽而不敢发动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的完全揭露。马克思指出,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代表,要敢于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作斗争,将各种落后的保守的真面目揭露出来,使广大工人朋友认清本质,始终坚持团结一致的不懈斗争,进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秦 灵 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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