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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写作之路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8-01-08 10: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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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向北

  我是一个业余写作的爱好者,年轻时写了一些短诗短文在报纸上发表,可惜后来一篇底稿也没有留下。入党后,在“地下”的10余年间,为了隐蔽斗争的需要,也没有写过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也顾不上写作。再后来被打成“右派”,剥夺了写作的权利,除了写检讨和“认罪书”外,更不敢乱说乱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获得了平反,有了写作的自由。从此写作冲动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现在,已完成4部回忆录、3部诗集、2部影集……这些作品,成了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认为人到晚年闲得无聊,我在晚年却忙得不可开交,总想在有生之年把过去被剥夺、被浪费的时间夺回来。眼看我将步入期颐之年,人老了总爱怀念过去,尤其对我长期热爱和学习写作的主要情节,总是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青少年时期写作经历“三喜三险”
  
  在青少年时期,写作曾让我经历“三喜三险”。
  
  第一件喜事,是一篇作文刊登在《国难周刊》上。
  
  我 在 高 小 读 书 时 , 正 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写了一篇《痛快的“韩人炸弹”》,内容是讲一个韩国志士炸死了一个日本军官,文章登上了由共产党主办的《国难周刊》。为此,学校老师表扬我,同学们都说要向我学习。父亲也很高兴,给我买了一个皮球,七姑母还专门为我缝了一件夏布做的背心。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心情十分愉快。
  
  第二件喜事,是一首诗迎来了初恋。
  
  我在忠县读书时,写了一首《杜鹃声里》,诗中抒发了一个少年游子漂泊异乡而想念亲人的情感。教国文的杨老师为我写了很大一段表扬的批语,我只记得其中“文字清新,情节动人”两句。
  
  一个星期天,杨老师请我去她家吃饭,同时还有杨老师在女中读书的侄女。其实我俩早已认识,运动会上她曾为我获得田径第一名而欢呼,我也曾为她在篮球场上的出色表现而叫好。她比我大方,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吃饭时还为我添菜敬酒。杨老师也明确表示,希望我俩做朋友。之后我们有过多次见面,后来我回到家乡教书,互相还不断通信,这便是我的甜蜜初恋。再后来,我因为写作罹祸,不得不流落天涯,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三件喜事,是一场“误会”使我进入报界。
  
  1937年上半年,我在家乡一所小学教书,一次写了一首小诗,寄往《万州日报》,不久便刊登了。随后我经常寄去一些小诗短文并附信,感谢副刊编辑对我的栽培和指教,几乎是每文必登,每信必复。
  
  不久,因为陈联诗(后来成为我岳母)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坐牢,我前往探访。一天,我带着家乡特产桃片糕到《万州日报》编辑室,拜访那位不曾见面的副刊编辑。我自报姓名之后,编辑们面面相觑,然后盯着那位年轻的副刊编辑,场面有些尴尬。后来才知道,他们见我的诗文内容和字迹,都以为我是个女性青年,副刊编辑对此也深信不疑,并将我作为追求的对象。尽管差点闹了大笑话,但之后我进入了《万州日报》,当上校对和访员,此后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我初学写作时,尝到了一些甜头,但同时也遭遇3次险情。
  
  第一次险情,因为写作被追捕。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救亡运动著名人士“七君子”被捕,万县一些救亡活动积极分子也相继因各种罪名被捕。为此我用笔名“光头”,写了一篇名为《由救亡无罪而谈到目前的抗战》的文章,发表在《万州日报》显眼位置上,引起国民党市党部的愤怒。他们明察暗访,四处捉拿这个叫“光头”的作者。一个被捕的同志传出这个消息后,我躲进万县警备司令部,逃过一劫。万县警备司令部为刘湘所辖,警备司令同时兼任《万州日报》社长,而报社多数编辑系中共党员。
  
  第二次险情,因为写作被驱逐出境。
  
  抗战期间,我在《万州日报》用化名发表了《一封绝交的信》,揭露我的姑父“唐罗汉”的罪行。他表面上假仁假义,背地里却镇压盐厂工人、虐待妻子。当有人向他告发,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时,他还假意否认:“胡说!他是我的妻侄儿,我对他一直很好,他怎么会胡说八道?”话虽这么说,他却暗中同县党部书记长密谋,请我外出“发财”,不要在家乡捣乱。就这样,我被赶走了,直到40年后才有机会回到家乡,与亲人团圆。
  
  第三次险情,因为写作差点进了监狱。
  
  20世纪30年代末,我随手写了一首诗《成都,东方的巴黎》,揭露在成都见到的一些乌烟瘴气现象。我把这首诗给了一个同窗好友欣赏,不料他未经我同意,寄往家乡并在报纸上发表,还将报纸寄给我。我将报纸放在箱子内,存放在绵阳一个办书店的朋友家。没想到被暗藏在书店的特务告密,把我捉去警察局关了3个月,后经各方营救才恢复自由。要不是营救及时,我就坐监狱了。
  
  两部长诗的写作
  
  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紫坪铺水电工程局劳动改造。领导知道我能写,一次指示说,“上面”让你写一篇华蓥山游击队的故事。我想这是立功的机会,一来可以争取好好表现,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二来又是一次练笔的机会,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在万县和诗伯(陈联诗)相处时,她给我讲了许多在华蓥山游击队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一个小和尚的故事,我记忆犹新。情节大意是,华蓥山有一位贫农,因交不起租谷被逼吊死,丢下一个8岁的儿子,后上山当了和尚,取名法慧。在我岳父廖玉璧(华蓥山游击队主要负责人)和她的教导下,法慧参加了游击队,并入党,曾以化缘为掩护探听敌情,为一次战斗取得大胜立下战功。后来小和尚在一次侦探中被俘入狱,受尽酷刑,英勇不屈,被折磨致死。这是诗伯经历的真人真事,她是流着泪讲的,我也被感动得流泪。我躺在工棚里,晚上想白天写,一口气写下了两千行长诗,取名《红和尚》,抄好后交上去。
  
  等了很久,长诗如泥牛入海,渺无音讯。后来有关同志告诉我,长诗情节生动感人,文笔也很流畅,本来稍加修改就可以登刊。但因为我尚未揭帽,作品不适宜公开发表,只好弃而不用。事隔60年后,我把这篇长诗重新放进我的诗集里,正式出版,也算是重见天日。
  
  1978年,我因为身体不好,在成都工人疗养院疗养。时值我妻子宁君去世3年,趁这空闲的机会,我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用了6天时间,一口气写下两千行长诗,以表达对妻子的怀念。
  
  我写了她出生时的特殊环境;
  
  写了她因为父母为革命奔波而寄人篱下;
  
  写了她在父母影响下坚贞不屈的性格;
  
  写了她在孩子剧团受到的锻炼;
  
  写了我们结婚及共同战斗的光辉历史;
  
  写了我们在“文革”时期的遭遇;
  
  写了她为父母、为丈夫伸冤叫屈,不屈不挠;
  
  写了她在临死前的悲怆;
  
  写了她死后我的悲哀;
  
  我含着泪写完了她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华蓥风暴》整理经过
  
  1960年诗伯病逝,曾留下一份珍贵的口述记录,是当年她与丈夫廖玉璧参与领导华蓥山游击队战斗的全部经过。当时重庆市文联准备将此资料整理出版,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后因市作协与省文联合并,创作人员都前往成都了,此计划没能实现。
  
  后来,省文联主席沙汀决定抽调我和宁君继续完成此项工作。当时文联内部有人持不同意见,为此沙汀严正指出:陈联诗的后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名正言顺,他们是亲人,有情义,也知道我们无法知道的情况。文字能力差没关系,我们找专业人员辅助,我们不能“开黑店”。
  
  就这样,我和宁君调往文联,负责这项艰巨的工作。
  
  诗伯记忆力好,很多具体情节记得清清楚楚,但由于时间久远和她当时所处地位的局限性,因而对情况的了解,也免不了有一定的局限,对其口述还需进一步查证。我们在熟悉资料的基础上,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然后进行整理。
  
  先是采访,访问在世的老同志,请他们讲述当年党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重大事件、经验教训等。再是分赴各地,特别是到口述者家乡和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对地形、特产、风俗习惯等进行考察。还要访问老游击队员和当地居民,查阅有关资料,特别是全国、全川和川北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有关游击队活动的资料。经过半年时间,我们查阅和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辗转数千里路,走访了上百名有关人员,掌握了基本情况后,便开始了整理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不少困难。当时我和宁君的工资合起来才140元,要供8个人的生活,供6个孩子的读书费用。由于营养太差,大人孩子经常生病。居住条件也不好,住在一个不满6平方米的斗室里,我冬天在蜂窝煤炉边写作,夏天背个书包带上两个馒头,去望江公园过一天。但苦与难,都阻挡不了我的写作热情。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40余集近50万字的整理稿。经过征求各方的意见,取名《华蓥风暴》。
  
  我记得当年书稿还没有最后完成,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韦君宜来成都组稿,看了有关资料并与我们接谈后,也同意省文联意见,并愿提供各种支援,待完稿后交由他们出版。
  
  可是这部书稿正式出版时,已是30年后。经过我孩子重新整理,诗伯的回忆录定名为《“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和《真实的“双枪老太婆”》,分别由青年出版社和北京文艺出版社正式公开发行,反响很好。
  
  《红岩春秋》助我恢复历史真面目
  
  20世纪80年代初,我离休之后,应邀到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协助工作。当时,许多老朋友都在积极撰写回忆录,他们劝我加入这个行列。于是我一鼓作气,一篇又一篇地写下去,越写兴趣越浓,劲头越大,先后写了约20篇,发表在《重庆党史资料》和《红岩春秋》上。
  
  我写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华蓥山的武装起义;二是对一些逝去的老战友的怀念。
  
  在回忆华蓥山武装斗争中,我突破了两个误区。
  
  一是认为华蓥山武装起义就是1948年的岳武广起义。事实上,华蓥山武装起义应当包括华蓥山3次武装起义,除了岳武广起义之外,还有1926年的川北民兵起义和1932年华蓥农民自卫军迎接红军的起义。后两次起义都是由党领导的,在陈联诗的回忆录中谈得很清楚。《红岩春秋》也多期刊登了我在《华蓥风暴》中的有关记述。
  
  二是有些人和有些报刊,对第三次华蓥山武装起义(即岳武广起义)只了解和报道起义时的短暂行为,对起义前长期艰苦的准备工作和起义后分散隐蔽继续战斗的情况不知道或知之甚少。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及时提出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即一面参加和谈,一面积极准备应对即将爆发的内战。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陈于彤派陈联诗等回到华蓥山区,利用当年廖玉璧和陈联诗的影响,团结老游击队员和基本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组织群众抗丁抗粮,做了大量工作。在起义前,我还冒着危险,进行了两次策反,争取地方势力协同起义。起义失败后,很多领导和战斗员纷纷撤退隐蔽到各地,而我和家人,在敌人四处搜捕时处境极为险恶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直到重庆解放。
  
  那时,整个重庆地区的党组织与上面暂时失去了联系,重庆城里布满了特务。虽然环境恶劣,但我们并不是消极地隐蔽,而是积极地组织战斗。我们派人深入起义地区,做好隐蔽工作,收藏好枪支,以便时机成熟配合重庆解放。同时,我们一家四处寻找从起义地区撤退来重庆的同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统战关系,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同志们的吃、穿和住的问题。我替他们办假身份证,寻求可能掩护的职业,如卖冰糕、卖水果、拉船等,以保证其安全,还组织学习传达党的文件以安定情绪。我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打进看守渣滓洞的警卫部队,积极营救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受难同志。在重庆解放前夕,我们还动员机关职工、工人、老师、学生,保护桥梁,护厂互救;发动群众收集敌特罪行,监视敌特活动;利用进步的统战对象对敌特军警等进行策反……经过一系列努力,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另外一点,在怀念已故战友的文章中,我突破了一个禁区。
  
  彭咏梧和江竹筠,这两位同志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杀害,小说《红岩》问世后,他们成了万人敬仰的英雄人物。但人们鲜少知道,彭咏梧在与江竹筠相识相恋之前,有一位原配夫人叫谭正伦(即谭幺姐)。
  
  后来,我把对谭幺姐的了解写了一篇长篇报道,登在《红岩春秋》上,立即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在我看来,谭幺姐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好同志,当彭咏梧、江竹筠牺牲后,她把他们的儿子彭云带在身边,一心一意地照顾。我在文章中还谈到了谭幺姐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及其高尚品质。
  
  岁月匆匆,如今我也白发苍颜。对这些往事做些回顾梳理,总结其中的酸甜苦辣,我想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后代,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林向北
  
  原文刊载于2017年12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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