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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重庆工商业先驱 四川报界鼻祖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26 09: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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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由宋育仁等人发起的进步刊物《渝报》

  在重庆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位异乡人应该被铭记。一百年前,在中国由古老迈向近代的关键里程上,他是维新运动的一个火炬手;而重庆,是他维新、创业的一个重要舞台。他,就是宋育仁。
  
  早期改良主义者
  
  甲午曾创惊人之举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幼年不幸,5岁丧母,11岁丧父。后随伯父到四川广汉读书,17岁考取秀才。1875年,进入当时四川新式的最高学府尊经书院学习,为该校的高材生。1885年,宋育仁写出《周礼十种》,为“托古改制”提供了蓝图,康有为的《新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受到其影响。1886年,宋育仁进京会试中进士,留京在翰林院任职。但当时权势很盛的翰林院掌控在慈禧太后的党羽手中,他这个革新思想极重的“狂才”自然不会受到重用,因此郁郁不得志。
  
  中法战争中,洋务派新政破产,宋育仁对他们所谓的“求强求富”道路产生怀疑并批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1887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代表作《时务论》,阐述变革主张,倡言向西方学习,提出“君民共治”,引得朝野注目。
  
  1894年,宋育仁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甲午战争爆发时,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当时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宋育仁暂时代其职务。他与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密谋,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从菲律宾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谋定后,宋育仁等一面报请朝廷批准,一面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系,以取得这些封疆大吏的支持。同时,宋育仁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由中国与康敌克特银行立约借款两百万英磅、另战款一百万英磅,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英籍提督琅威里率领。
  
  但此时,返职的公使龚照瑗闻知此事,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清廷这时已打定了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在回国途中,宋育仁写成《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录了这件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战后,清廷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处理,但宋育仁这一惊人之举牵连、涉及的人物太多,有朝廷重臣,还有外国人士,知晓此事的人对他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清廷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收缴了他出使时赏赐的二品顶戴,降回四品,回翰林院供职。1895年3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国人群情激愤。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并组成中国第一个维新改良政治团体“强学会”,宋育仁毅然参加,并任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
  
  奉旨回川兴商办学
  
  1896年春,宋育仁《呈清理财政折》由翰林院代奏,提出理财四事:开矿、铸币、设行、行票,阐述其经济思想与主张。国子监祭酒张百熙以宋育仁熟悉外洋工商之学,举荐他回川办理商务、矿务。
  
  当年3月,宋育仁奉旨回川,到重庆办理矿务、商务,积极推动四川的维新运动。抵渝后,他广泛联络志士,鼓动当局设立商务局,并允许老百姓投资,先后兴办了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宋育仁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就是“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所办企业的原则是“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这些举措,使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优沃的土壤,一时间,重庆、成都、泸州等地的民族资本实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可以说,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形成,宋育仁功不可没。
  
  宋育仁兴办实业的同时,还着手创办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1897年10月,他联络杨道南等在重庆创办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旬刊),成为四川报业第一人。《渝报》开宗明义地把“开风气”载入办报章程,着力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披露中国危局,提出改革主张和方案,为国家富强与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成为四川维新运动的重要宣传工具。《渝报》与上海《时务报》、长沙《湘学报》遥相呼应,还代售沪、湘、澳门等地的维新报刊。
  
  《渝报》是一家民营刊物,宋育仁任总理(即社长),杨道南为协理,潘清荫、梅际郇分别为正、副主笔,还有翻译一人及编纂、缮校、司帐、排字职工若干人。总理以下有薪给。在初开办时,即建立了报馆规模。
  
  馆址先设渝中区白象街,后迁来龙巷。该报以士大夫为主要读者对象,不设专职记者,而在各府州县委托一人采访消息,并代为售报。同时,向社会征稿,并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和消息。
  
  《渝报》的特色在于发表时论文章和译文,疾呼救亡图存,鼓吹维新变法,开阔了巴渝人士的视野。《渝报》创办栏目五个:首为“谕旨恭录”及“折奏摘要”,次为“译文择录”,三为“报局新论时务”,四为“中外近闻分录”,五为“川省、渝城物价表”。
  
  《渝报》的发行,除报馆零售外,在省内还设立成都、嘉定、夔州、顺庆、资州、绵州、雅州、遂宁、泸州、酉阳、忠州、涪州、万县、梁山等22个代派处,省外有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26个代派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98年4月第15期后,《渝报》因宋育仁应聘至成都尊经书院而停刊。但宋育仁赓即在成都创办的《蜀学报》,实为《渝报》的继续。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宋育仁也遭罢黜,从四川解职后返回北京,此后便蛰居京城。
  
  辛亥革命后,宋育仁任国史馆修纂,后为代馆长。1914年,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宋育仁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反袁称帝,被拘于京师步兵营数月。在袁氏篡权“劝进”丑剧中,宋育仁“佯狂”斥袁,坚不就范,被押解回籍。
  
  此后十余年,饱经沧桑的宋育仁在成都东郊由当局赠与的丘陵坡地(今三圣乡幸福梅林)建起“东山草堂”与果园、莲池,自嘲:“凭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山种树书。”其实,宋育仁半年居乡,半年居城,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著传递,他主修的清嘉庆以后惟一一部《四川通志《大声》周刊停刊号》及家乡的《富顺县志》,皆为不朽之作。1931年12月5日,宋育仁辞世,葬于东山。
  
  宋育仁的重庆之行,成为了这座城市永远的记忆。
  
  作者/邓又萍
  
  原文刊载于2014年4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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