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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被遗忘的重庆楷书大家李德益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2-14 17: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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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益行草——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李德益大儿子李方荣,正在家里书房的桌上,用父亲传给他的那种漂亮字体,给朋友写一幅“老来不生气”之类的书帖。李方荣今年65岁,父亲当年因病逝世时,正是他这个岁数。他说:“1986年我碰到苏葆桢,他说他认识我父亲;老书法家徐文彬,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在重庆,认识和晓得我父亲李德益的人,实在是太少,因为他已去世36年了。他去世两年后,重庆1980年才成立了书法家协会。”但他父亲生前留下来的一些书法墨迹,却是大家天天可以看得见的。比如上清寺嘉陵江大桥四个桥头堡上“嘉陵江大桥 一九六六”的桥牌,灵秀俊逸、刚柔相济,就是他父亲最著名也最无名的作品。

  

  1978年去世的重庆博物馆美工李德益,是重庆书法史上被遗忘的馆阁体书法大家。1960-1970年代,重庆主城街头电杆上挂着的语录标语牌、重庆市博物馆所有展板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老重庆地标嘉陵江大桥、重庆火车站、鹅岭公园、沙坪公园,以及北温泉、沙坪公园、冠生园、红星亭的名牌,也出自这位默默无闻的大家之手。他也是重庆第一个出版书法字帖的书法家,1978年他书写的《简繁体对照字帖》出版后,学习书法的青年们人手一册。今年李德益诞辰100周年,我们来打捞这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的书法大家。

  

  美人

  

  李德益1914年出生于重庆市江津朱沱乡(现属永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开始在乡下念私塾。两年后,他的字就比其他同学都写得好。老师赵福堂,是第一个欣赏他的人。放假的时候,老师在他的写字本上特别留言:“此书千急不可丢。”李德益在用钢笔书写于1950年代的一份自传草稿中说:“我十一二岁时在农村里,就有人找我写家神、对子,旧封建社会所说,童子娃儿写的家神是有发达的,是跟着人长的。”

  

  到15岁,家里无钱供李德益读书,他就只好到朱沱穆源安药铺当学徒,“每日除开关铺门扫地烫烟袋而外,还要给老板娘下河清洗衣服,帮着做饭,还要学着扎药包,年幼体弱,连铺板都扛不稳。”但他写的字,横平竖直,非常稳。镇上有两个书画装裱店,先后聘请他为店里写字。

  

  李德益在自传中回忆道:“做店员时,我喜欢画画和写字,最初写门神对子,后来在裱画铺写两三家的对子,甚至有的大筵小席送的匾对,都来找我写,后来以致其他邻近的乡场也来找我写,有人给钱与我,我还不要。在当时我的想法是,一方面我写的字跟人家写得好的字来比较还差;二是我看见有好多写不起字的人去求教人家写点东西,非常困难,有时还得不到解决,我想打破这些能够帮人家的忙而故意与人为难的人;再其次,我想像这样一点小事就要收人家的钱,好像把自个看得太渺小的一些自命清高的想法。这样就使一些人来找我写字的、画花的,越来越多,熬更守夜地给人家干,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甚至后来有些还仿效我的字。”

  

  不光写字,李德益还画花,就是给门帘、帐帘上画图案。李方荣说:“我父亲字写得好,镇上一个装裱铺的老板冯宾儒爱其才,就将女儿冯大婫许配给他,这就是我的母亲。”冯家女儿当时是镇上有名的美人,外号“赛半场”,李德益凭一身好人品和一笔好字,写得美人归。

  

  写手

  

  1946年,李德益从朱沱来到重庆竞争印刷厂当学徒,拜厂里负责设计的王哲农先生为师。一年多以后,成为王哲农的得力助手,许多银行来印支票,图案都是他画的。但他当学徒,没有工资,家里困难极了,这时王哲农的一个表侄,开了一家恒泰纱布店,挖他去管账。李德益在自传中回忆道:“我要走之前,王哲农先生这样向我说,如果你不去,我给你两百万法币作为每月放利生息,以补家庭生计,如果你要去,就不给。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两百万,1947年底就离开了他。”王哲农因他一走,没有了帮手,想歇一下,就回家过年,殊不知,回家就得病,1948年3月去世了。

  

  恒泰纱布店开了一年也垮了,李德益在白象街租房住下,1949年后,成为东水门居民段非常繁忙的写手。他每天不是忙于在这里画壁画刊头,就是在那里写标语。人民公园文化馆办了一个美术班,他也去学习。

  

  1951年5月,重庆人民法院举办司法展览,到文化馆来找会画画的人去画连环画,李德益去画了一个多月,还没画完,西南人民科学馆在人民公园搞“从猿到人”的展览,差会写字的人,就来美术班找人去写字,但班上的同学对美术字都写得不好或者不会写,只好把李德益从法院那边叫回去帮科学馆写“从猿到人”的展板。

  

  这是李德益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在自传中写道:“展结束后,开总结会议也要我参加,科学馆向美术班的负责同志征求我到科学馆去长期写字。在总结会上,科学馆的秘书席朝杰也与我面谈其事,问我是否同意,这样的工作对我是非常适合的,当然,也就是非常同意的。”于是,李德益1951年调到西南人民科学馆(后来改组为西南博物院自然博物馆,再后来又改为重庆市博物馆,如今更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一直在里面写字绘画。

  

  馆阁

  

  李德益进入博物馆后,专门从事毛笔缮写工作。当时没有电脑打印机,博物馆所有展览展板上的说明文字,都必须由人工手写。而这种展板上的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古已有之,叫馆阁体。“馆阁”二字有“官方”、“正式”、“主流”的意思。馆阁体主要用于古代科举考试试卷书写和官方题榜刻石,在用墨和结体上讲求黑、密、方、紧,在激进的书法批评家嘴里,也是拘谨、刻板、僵化、无个性的代名词。

  

  其实,从中性立场看,馆阁体就是正楷字,写好了,有着规范、美观、整洁、大方的美感,比那些过于强调个性的恶札劣书要好得多,而且也是对一个书家意志力和耐心的磨炼。博物馆成了李德益书写馆阁体的试验场。李方荣说:“博物馆只有父亲一个人是专职写字,如遇大型展览,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父亲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才回家。后来干脆在办公室铺了一张床,晚上就睡在办公室,连续十天半月不回家,父亲毫无怨言。从领导到员工都很喜欢他。”

  

  李德益的仿宋字体非常漂亮,还写出了自己的特色,许多同行认为不仅在重庆,在全国都堪称一绝。“文革”时期重庆市主城街道电线杆上的红色毛主席语录字板,全是他一人书写。写这样讲究的字,一笔一划,是不是很慢?错了,他写得很快。李方荣说:“平时,他用羊毛排笔蘸墨,把一张白纸刷黑,墨很快就干了,他再在上面用铅笔和尺子打上暗格,然后就用毛笔蘸起白色的广告色,在上面写字。他写得很快,单位上帮他打格子的人,都有点打不赢了,帮他打格子,差不多就成了一个工种了。有个叫徐昌玉的阿姨,打格子,打得又快又好。我父亲当缮写员的工资是70元,属于馆里面最高的工资了。”

  

  鹅岭公园的名牌,是李德益楷书代表作之一。李方荣最近拜访了当时鹅岭公园的画家李代锚先生。据他回忆:1973年鹅岭公园准备重新开放,但苦于大门一直没有一块正式的招牌,于是他和办公室主任刘凤英、美工周延文商量,找一个名人来写块招牌。

  

  当时他们首先想到请郭沫若先生题写。于是马上给郭公写了一封信恳请题字。大约半个月后,北京方面真的回了信,并寄来了郭老书写的题字。四个字一排,共写了四排供挑选。但他们看后认为不太满意,于是决定在重庆请书法名家书写。

  

  李方荣说:“当时周延文是老美工,晓得我父亲在重庆已有较大名气,于是提出请我父亲书写。此建议经领导同意后,他亲自到博物馆找到我父亲。父亲很快题好字,周延文将父亲手迹带回公园,领导和美工都一致叫好,当即决定采用李德益的题字。这就是鹅岭公园招牌的来历。”

  

  由民族资本家冼冠生1928年在重庆开办的著名食品企业重庆冠生园,其“冠生园”三个招牌字体,也是李德益20世纪60年代应邀帮他们写的。李方荣说:“父亲写的‘冠生园’三个字,做成了立体美术字招牌,每个字有一个人那么高,立在冠生园房顶上,在解放碑一带显得特别醒目。小什字重庆金店上面立着的标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跟‘冠生园’字体差不多大,每个字也是一人多高,大气而潇洒,给重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父亲还先后应邀题写了‘重庆站’(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现已拆),‘歌乐山隧道’等招牌。”

  

  今年61岁的李德益小儿子李方来,是一个装裱师,他当年亲眼看见父亲在家里题写“嘉陵江大桥”。他说:“大约是1975年,我转业住在家里,看见他写,他先是在报纸上练笔,相当于打草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这个桥1966年修好之后,好像一直没写桥名,1975年才想起要一个桥名,就托我父亲写了挂上去,一直挂到现在。鹅岭公园大门的招牌,父亲跟我说过,是一个傍晚,他心情特别好,提笔一气呵成。”

  

  李德益虽然在重庆市博物馆专职写字,但名气早已写到全国各地。李方荣说:“1970年北京的军博办展览,前后两次邀请我父亲去写字,写了两个多月。在军博写字期间,父亲的楷书、仿宋书体,军博领导、职工和观众都很喜欢,以至于展览开展后,很多观众站在展板前反复观看,有的人连续几天都来看。有人问他为什么连续几天都来看?那个人说,我第一次是来看展览,第二遍、第三遍就纯粹是来看这漂亮的毛笔字了,在北京,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正楷字和仿宋字。”

  

  川藏线上最为险峻的林芝至波密间的排龙-通麦天险,被称为川藏线上的“死亡路段”和“通麦坟场”。1967年,解放军某汽车团副教导员李显文等十名战士因公路塌方牺牲于此,被中央军委授予“川藏线上十英雄”的荣誉称号。通麦吊桥边曾有一座红底白字的纪念墙(后被泥石流冲毁,现已不存),上面三排“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线上十英雄永垂不朽”大字,也出自李德益之手。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重庆出版社出版周恩来坐像印刷品《沉思中的周恩来》(意大利摄影师焦尔乔·洛迪1973年拍摄),旁边配的《天安门诗抄》“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也是专门请李德益书写的。

  

  字帖

  

  李德益在工作中是一个馆阁体书法大家,字体工整严谨有余,活泼潇洒不够,但这只是他的职务作品。李方荣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变了。全国动乱,到处都停产了,展览也不办了,也不用上班了,这样父亲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来练习他从小就喜欢的草书、行书。当时毛主席诗词很流行,找他索要毛主席诗词草书的人多起来。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父亲从那时起主要是写行草。他给我谈过他书法的源流,他的楷书,是欧(阳询)赵(孟頫)结合,行草是王羲之加怀素那个路子。”

  

  1967年,重庆两派武斗,博物馆闭馆,重庆已放不下一张可以安静写草书的书桌了,李德益就带着妻子冯大婫及女儿李方惠(四川美院学生),赶赴成都沙河堡成都军区汽车13团,大儿子李方义在那里任团部宣传干事。李方荣说:“他们在部队住了四个月。父亲为干部战士写毛泽东诗词,找他索取书法作品的官兵,要排队等候。至今还有不少官兵家中的墙上挂着父亲当年的墨宝。”

  

  索要李德益作品的书法爱好者太多,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李德益干脆出版了三本字帖,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李方荣说:“当时重庆市还不曾有任何人出版过字帖,父亲是第一个出版者。一本是《毛主席诗词正楷体字帖》,一本是《毛主席诗词仿宋体字帖》,都是1972年出版,当时不兴稿费,只送了400多本字帖给父亲。第三本是《简繁体对照字帖》,我亲眼看见父亲1978年夏天开始书写,当时他因患严重的肺气肿,经常气喘、咳血,身体每况愈下,直到12月15日去世都未写完。父亲去世后,1980年我们把这本字帖交给他的学生缪经伦先生整理后,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字帖以后再版了两次,共印刷319000千册。‘文革’以后,恢复了稿费制度,出版社给了我们180元稿费。”

  

  李德益的学生、原重庆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缪经伦先生曾说:“我在李老师那里不但学到了好的书艺,而且也学到了好的人品。”李德益的学生还有蓝娥、蓝钟灵、鞠伟、王大川、林晓如……到底有多少,李方荣说无法统计。“当时只要有单位要写招牌,一般都去找到市美术公司,美术公司的人说,这个我们拿不下来,重庆有一个写招牌很行的人,博物馆的李德益老师,你们去找他才得行。记得他给枇杷山公园‘红星亭’题名,公园只是请他吃了一顿饭。父亲对于向他索字请他写字的人,从来不知拒绝二字,有求必应,而且都是自己掏钱买材料,还要占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从来不向人家收润笔费。”

  

  相比之下,他对自己的子女提出的要求,却毫不在意。小儿子李方来说:“现在的新世纪百货,就是原来的重庆交通电器材分公司,简称‘交电’,当时上海的红灯牌收音机要凭票购买,我从54军转业,想买一个,他刚给‘交电’写了招牌,跟他们有关系,我想他帮我一下,想点办法,结果他说,找我写字的人,名字和电话我都没记。他可能没记,但更多的是不想麻烦别人。最后,还是哥哥自己动手,给我装了一个半导体的收音机。”

  

  痛怀

  

  李德益从没忘记他小时候学会的绘画和拉二胡的技艺,有时在家里画一下,拉一曲。李方荣说:“1976年他在一块白布上画了一幅山水画,妈妈把这幅画绣成了一个枕套。父亲的艺术气质,对我们的熏陶很大。他的三儿一女,老大后来是成都的国画家,二女儿川美毕业,是成(都)大(学)美术系的教授、画家。我是书法和音乐爱好者,还作曲,老四是书画装裱师、合唱团的歌手。”

  

  1978年12月,也许是大半生伏案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书写正楷字,积劳成疾,李德益因肺气肿晚期心力衰竭而逝世,享年65岁。李方荣至今难忘博物馆在枇杷山公园会议厅为父亲举行的追悼会上的那些鲜花。李方荣说:“我们当子女的第一次经历了这么隆重的场面。从追悼会会场到大门外,密密麻麻地摆满了近50个花圈,除博物馆的以外,还有文化局、话剧团、杂技团、京剧团、川剧团、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革命纪念馆、图书馆、新华书店,几乎大部分文化系统的单位都送了花圈。父亲写过字的单位,鹅岭公园、沙坪公园、北温泉、冠生园都专程送来花圈。冠生园送来的花圈,一个嘎斯车(国人对前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汽车的称呼——编者注),只拉得下一个花圈,可见花圈有好大;沙坪公园的花圈,全部是用真正的鲜花做成的,由于很重,由两个人抬进会场,显得十分耀眼醒目。”

  

  重庆博物馆1978年12月18日在追悼会上发表的《李德益同志悼词》,也许是一个文化单位对一位员工所能作出的的最高赞誉,其中有一段提到他的书艺,也是对一位馆阁体或楷书大家的最高评价:“他书写技术全面,功力扎实,仿宋、正楷、行书、隶书和各种美术字,都极工丽整洁,笔力稳重,结体严谨,布局统一中见变化;他书写姿式很多,无论伏案、正坐、俯卧或站立都能流畅书写,能适应展品的多种变化和需求。无论用墨、用粉、用色、用漆、用胶书写均能光洁如一,不顾炎暑严寒,不怕任务繁重,不分白天夜晚,不知疲劳,不怕麻烦。他是有成就的书法家,却使用着一些极普通的书写工具。”

  

  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挽诗,从人品到书艺,痛怀并全面总结了李德益这位楷书大家的一生:“为民功楷数十载,始终如一无懈怠。书艺精湛人称颂,今失真璧众痛怀。”

  

  作者/马拉

  

  原文刊载于2014年5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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