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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洞出入证”述说历史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2017-11-29 09:27:37

 王安娜“防空洞出入证”内页.jpg

王安娜“防空洞出入证”内页

 

  2002年10月15日,我国杰出的外交家王炳南之子王黎明先生来到重庆,并将珍藏几十年的宝贵文物——抗战时期由国民政府颁发给母亲王安娜的“国民政府防空洞出入证”捐赠给了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由重庆市博物馆(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
  
  这张发黄的“防空洞出入证”,为我们追述那段难忘的抗战岁月……
  
  她是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
  
  1932年,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在德国留学时认识了安娜•利泽。安娜一身正义,是德国著名的反法西斯女战士,两人志同道和,结为伴侣。婚后安娜随丈夫姓王,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王安娜。1936年初,王安娜毅然离开家乡,跟随王炳南来到中国,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列中。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央机关全部迁到重庆,蒋介石等中央要员均移住于此。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各国使馆汇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重庆办公。与此同时,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金融、财贸、商业、机械、军工、造船、纺织等企业也迁移重庆,全国许多高校、文化、科研、新闻出版和文艺团体以及学者、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学生纷纷汇聚于此,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寇政略和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遭受日机长达近6年、218次大轰炸。特别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5月至10月重庆遭受连续6个月的狂轰滥炸;1941年6月5日,日机夜袭造成重庆防空大隧道惨案,以及8月日机以6小时为间隔的、持续不断的“疲劳轰炸”,重庆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毁坏和损失。
  
  针对日本的轰炸策略,国民政府建立了防空领导机构和一整套防护体系。为了解决市民紧急避难所需的安全设施,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在临江门、石灰市、十八梯等处分段修建了防空隧道和防空洞。成立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等组织,专门进行疏散、安置等一系列实际工作,并发放“防空洞出入证”。我们眼前的这张“防空洞出入证”,就是当年王安娜在重庆工作时,为躲避日机轰炸而办理的。
  
  1938年底,王安娜跟随丈夫经武汉来到重庆,居住于“良庄”马鞍山28号,在此居住的还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沈钧儒和王炳南夫妇合租这幢楼的二、三层,沈钧儒和子女在二楼西南角,王炳南夫妇带着儿子王黎明住其对面。当时王炳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南方局候补委员、重庆局委员,王安娜则多次深入抗日根据地实地采访,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她还经常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联系,协助周恩来、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
  
  1939年4月,王炳南回到家对王安娜说,“周恩来有事情请你办,听说是紧急事情。”安娜紧随丈夫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接受了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药品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方便,周恩来发给她一张八路军军用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王安娜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带着通行证,她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她自愿帮助宋庆龄在渝开展“保盟”工作
  
  抗战初期,通过何香凝女士介绍,王安娜与宋庆龄相识。但在宋庆龄手下工作,担任其外文秘书,还是经过周恩来的介绍。安娜精通德文、英文和法文,又是德国的哲学博士,文章和口才都很好,得到宋庆龄的信任。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宋庆龄在廖承志等中共人士的帮助下,于12月10日乘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居住于两路口新村三号。在重庆,她重新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争取外援,组织募捐,赈济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把大批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它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并积极介绍和输送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王安娜非常敬仰宋庆龄,被她真挚、无私、廉洁、勇敢的个性所折服,自愿帮助宋庆龄在重庆开展“保盟”工作,成为“保盟”中央委员会的一员。“保盟”总部办公室设在宋庆龄的寓所,常去办公室的只有廖梦醒和王安娜。廖梦醒担任秘书工作,兼管“保盟”的来往财务。王安娜利用其外籍身份和丈夫的关系,主要负责与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夫人联系,争取外援,互通消息;负责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将抗战物资、药品运送到抗日前线。
  
  当时重庆环境恶劣,日机经常狂轰滥炸,加之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王安娜的处境十分艰难。从她所著《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重庆被日机轰炸的惨景。有一次,王安娜到贵州办事返回重庆,车快到达重庆的时候,看到路上很多携带家具和行李离开的人群。人们不时向她们挥手,示意停车,她们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仍继续赶路。直到道路堵塞,一打听,才知道重庆被日机投下燃烧弹,全城到处是熊熊大火。
  
  她们只好来到南岸,想办法找船夫送到北岸。北岸的街道虽未起火,但炸弹落下的惨景随处可见。她们用手帕捂着嘴和鼻子,躲开不成人形的尸体、断壁残垣和散落的电线。在一片废墟中,王安娜看到自己的家还安然无恙,丈夫和房友都在屋里,她感到欣慰。书中,王安娜这样写道:“日军连续三天轰炸重庆以后,突然停止空袭,大概是他们认为市内各种建筑物都已炸得一间不剩了吧。……五十万重庆市民约有五分之四,在5月空袭后离开了重庆。市内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切交通均告停顿。政府利用第一次空袭后的空隙,成功地建成了防空设施。仅在数月之间,重庆便改变了面貌,甚至可以说它成了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日军的恐怖轰炸毫无所得。政府的办公厅、办事处、剧场,没有一处迁出重庆。相反,这种轰炸加强了市民共患难互助精神。”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王安娜毫无畏惧,仍积极开展工作,经常怀揣“八路军少校军官”证和“防空洞出入证”,奔走于重庆的大街小巷。
  
  当年,特务把监视王安娜的情况及时写成《情况辑要》,报送蒋介石。如:《情报辑要》严字第5号说:“新村3号孙夫人处,昨(9)日似有集会,住良庄之王安娜曾于下午3时10分前往。”“不久,尚有贝克夫人及不知姓名的俄人亦前往。”安娜性格直爽,面对特务的跟踪,她会直面询问其为何干这种卑鄙行当而不谋正当职业。对于这个洋女人的善意劝说,有的特务羞愧得低头而去。
  
  王安娜在重庆居住了6年。1945年抗战胜利,她作为宋庆龄的助手离开重庆到上海,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牛瑞芳
  
  原文刊载于2014年10月《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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