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赤子何功伟的红色春秋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1-31 10:45:49

   “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这是革命志士何功伟与父信中所言,也是他终生坚守的信念。从早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到在鄂南鄂西的大地上播撒革命火种,再到被捕入狱后坚拒敌人的威逼利诱,何功伟始终信念不渝,为革命倾尽心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学生运动的浪潮中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何伟、何彬等,1915年11月21日出生在湖北咸宁县柏墩镇中田畈村的一个书香人家。父亲何楚瑛为咸宁有名的绅士,生母阮宝枝在他6岁时抱病离世。何功伟自幼敏而好学,8岁起在家乡入读私塾,学古文、习诗词。1927年,农民运动在咸宁蓬勃兴起,何楚瑛慑于当时群众的威势,便带着儿子到上海、杭州等地“避风”。半年后返回湖北,在武汉定居。何功伟先后就读于武昌阅马场省立第四小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及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他学习勤奋,各科全面发展,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作文文笔犀利,思想鲜明,针贬时弊,爱国之心跃然纸上,常常被评为佳作,令老师和同学赞赏不已。
  
  从读初中时起,何功伟就养成了阅读报刊、关心时事的习惯。东北沦陷后,他在同学中发起组织读书会。在学校钟楼上,这些读书会的进步青年常常相聚交谈,以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为榜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并组织开展救国宣传活动。读书会受到学校注意后,他们又以“振华”球队的名义来掩护读书活动。当何功伟从一期刊上读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明目张胆地提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政策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为了让民众认清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何功伟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翻印《田中奏折》,并站在武昌司门口散发,同时作演讲,其言语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过路行人无不为之感动。
  
  为寻求救国真理,何功伟经常到汉口的生活书店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等。在革命思想和民族文化的熏陶下,他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他对同学们说:“当前读书不能救国,科学也不能救国,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学生当务之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亡了,伟大的抱负有什么用?”在何功伟的影响下,他身边的人很快聚集成了一个进步团体。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北之后又染指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为挽救民族危亡,12月,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伪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消息传到武汉,群情激昂。何功伟在省高积极响应,他分别找到万国瑞、范元甄等读书会成员或进步学生,商议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在这些进步学生的奔走呼号下,17日,武汉5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120余名学生代表在华中大学集会,决定:“通电全国,制裁汉奸,保卫国土;同时请学校当局扶助学生,共图救亡。”并正式成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武汉学联)。担任武汉学联常务干事的何功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高呼:“武汉不能沉默,全国是一体,北平和武汉的学生是一体。”“我们当然要读书,但光读书能救国吗?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书桌了!我们要收复国土,情愿流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是光荣的。”会议决定在武汉三镇举行抗日游行大示威以声援北平学生,并成立了游行委员会,何功伟担任纠察队总队长。
  
  12月20日凌晨,武汉三镇的学生纷纷涌向街头。武昌40余所大中学校上万名学生挥舞着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来到汉阳门码头,准备过江时,发现竟然没有轮渡了。原来,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指使建设厅采取“封江”措施,试图阻挠学生游行。此时,何功伟挺身而出,带领队伍到位于平阅路的省政府请愿,静坐示威。老奸巨猾的省府官员对学生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不予具体答复,企图拖住队伍。从清晨集合到下午3点,因一直未有进食而无法坚持,各校学生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了省高学生。为此,何功伟与部分同学商议,决定率领省高学生单独进行第二次游行,不达目的,誓不收兵,并带头高呼:“不要3分钟热度!”“坚决要求渡江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校学生听到省高学生的呼喊声后,再次蜂拥出校,跟随游行。晚上9时左右,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在黄鹤楼下重新集合,武昌城又沸腾起来了。
  
  这时,湖北省教育厅的督学、省立各校校长都闻讯赶来,纷纷在学生代表中做“工作”,企图分化瓦解学生队伍。何功伟见状,一面布置警戒,一面联络各校代表聚会共商,表示一定要坚持过江示威游行。周围的居民都被学生的爱国行动所感动,他们拉亮门灯,挂上马灯、汽灯,有的亲自为学生送茶送水。整个长街一夜灯火通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学生的热烈情绪驱散了严寒,很快迎来了黎明。
  
  21日拂晓,上万名武昌学生包围了省政府,但官员们对何功伟等学生代表的要求仍然是敷衍拖延。围在大门外的学生久等不见消息,便一致呼喊着要冲进去。他们砸碎了挂在省府大门旁的牌子,拆散了设在门前的岗亭,并用亭柱猛撞大门,催促当局赶快答复条件。省代主席卢铸等人见众怒难犯,才被迫向学生代表表示:“轮渡明天恢复。”何功伟立即向同学们报告:“我们胜利了!明天上午10点钟过江去示威游行。”第二日上午,何功伟率武昌8000余名学生分批渡江,汉口、汉阳学生整队在江边欢迎。三镇学生会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有学生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冲进日本租界。
  
  25日,应城西河中学、简易师范等10所学校1000多名学生响应北平、武汉学生运动,结队示威游行到县府请愿,遭到县保安队的血腥镇压,致使40多名学生受伤,造成“应城惨案”。武汉学联闻讯后,即于30日组织全市41所院校总罢课,抗议应城地方当局的暴行。同时,何功伟等学校代表来到省政府,要求其调查事件真相,严惩凶手,慰问受伤同学。省政府秘书接见了他们,但拒不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何功伟等毫不退让,在省政府内静坐示威。迫于社会各界强大压力,省政府被迫责成应城县长刘寰新通电全国向学生公开致歉,并在应城县公园里悬挂爱国学生纪念匾,为受伤学生赔偿医药费,并惩处凶手。至此,以武汉为中心、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湖北省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在火热的学生运动中,何功伟逐渐成长起来。
  
  从爱国者到革命者
  
  1936年6月,广东、广西军阀以抗日为名,联合实施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为此,何功伟组织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扬“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他发起成立了“省高反内战救国会”,起草并领衔署名印发《到两广去》的传单,还筹划串联各校及社会各界发动罢课、罢工、罢市。正在这时,何功伟的父亲来武汉,斥责儿子不该领头闹学潮,规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好好读书,明哲保身。何功伟诚恳地告诉父亲,并不是自己不愿意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每一位热血青年再也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并表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
  
  满腔爱国热忱的何功伟因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当局对其发出了逮捕通缉令。何功伟得悉后,设法分别告知其他学生领袖并交代工作,后在同乡的帮助下乘坐轮船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何功伟改名为何明理,经同乡革命前辈钱亦石介绍,到刚刚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工作,担任常委职务。他精明能干,为学联起草文件、办刊物、处理来往信件、研究全国学生运动动向,还常常提笔为全国学联刊物《学生的呼唤》、《学生之路》撰写时事评论稿件,他创造性的工作深得同志们的好评。1936年8月,经唐守愚、胡乔木介绍,何功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真正的革命生涯。此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先后进入正风中学、暨南大学和上海法学院学习,和方铭、黄若曦组成上海中学联合党支部,并任书记,以学生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烽火燃遍全国。不久,上海成立了青年救国服务团。受党组织的派遣,何功伟化名何彬,担任服务团的组织部长之职,主要负责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他组织了不少党员骨干在工人区办夜校和学习班,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
  
  何功伟在上海公开的身份虽是学生,实际干的却是职业革命家的工作,生活靠父亲从家里寄来的费用以及同乡、同学们的资助来维系,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他常常身穿旧服,啃两个烧饼就算一顿饭;他的住处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他物。但何功伟却总是保持充沛的精力,经常到工厂、码头、学校等地,与工人、学生打成一片,积极开展宣传工作,还向群众教唱《保卫马德里》等歌曲。
  
  1937年11月,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危急。党决定把一部分骨干转移到内地,由何功伟负责领导转移,他们经南通、镇江、南京,奔向武汉,沿途演讲、募捐,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2月底,何功伟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担任秘书,负责组织政治活动和对外联络。1938年3月,调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穿着青布对襟短褂的何功伟,时常出入或住在“贫民窟”的工人家里。目睹工人生活的困苦,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改变工人的贫穷状况,他多次引导他们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对此,国民党黄色工会的一批流氓,以“工人”的身份混进中共所领导的各种抗日团体,有意破坏捣乱。何功伟发现后,和工人特别支部的同志商量对策,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打击工贼的行动,并以“破坏抗日”的罪名把这些流氓送到警察所。但这些人却在夜里被私下释放了。第二天,得知情况的工人们围住了警察所,与警察发生冲突,迫使国民党官员出来调解。工人们在谈判中有理有节,而那些破坏分子理屈词穷,因此再也不敢来捣乱了。
  
  在何功伟的具体领导和影响下,从学生运动转到工人运动的革命青年纷纷脱下学生装,转变思路,首先与工人建立起了感情。当时,每天劳动12个小时的工人,一心只为家里的生活操劳,没有精力去关心国家大事,也想不到自己有何“前途”。为了改变工人们的这些思想,革命青年们首先从帮助工人料理家务开始,逐步引导他们到识字班上学,接受抗日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觉悟的工人人数不断地成倍地增长。
  
  废寝忘食地投身救亡运动的何功伟,已然从一名爱国者成长为堪当重任的革命战士。
  
  鄂南游击岁月
  
  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初,日寇沿江直上,武汉保卫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省委根据中央“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区”的指示精神,派何功伟回鄂南,重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7月6日,何功伟回到了家乡咸宁柏墩。他一下汽车,就遇到了族弟何功国、何功济及好友雷同,他们都是咸宁青年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成员。这个“扶摇社”是由12个在省城、县城读书的柏墩籍学生自发组成的,原本旨在共同研究学问,后来发展成为带有红色政治色彩的读书组织。当天,何功伟参加了扶摇社年会,并在会上向青年们介绍全国抗战的形势,指出抗战的光明前途,同时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在自己的家乡动员民众抗日救亡,做开路先锋。在何功伟的呼吁和领导下,扶摇社的青年们开始四处奔走呼号,并筹建了柏墩第一个民众阅览室,里面宣传抗日的各种进步书刊吸引了附近的学生和店员,同时也成为了扶摇社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的阵地。何功伟时常到阅览室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民众欢迎。同时,他遵照党的指示,在鄂南地区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在他的帮助与教育下,何功国、何功济和雷同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中共柏墩支部。何功伟在发动民众的同时,还设法同当地坚持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接上关系,建立了中共咸宁中心县委。不久,经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咸宁、大冶两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10个县的工作,特委书记由何功伟担任。鄂南特委遵照党中央关于华中工作的指示以及当时保卫武汉的需要,迅速将党员派往各地。一方面继续恢复发展党组织,一方面宣传、组织群众抗日。
  
  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绅士,利用各方面关系联合建立武装,何功伟主动承担了争取他的族叔何寰桢的工作。何寰桢乃咸宁县名绅,出身行伍,曾当过民团团长,何功伟多次主动登门做工作,晓以抗日救国之大义。经反复动员,何寰桢同意合作抗日,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做点好事。在他亲自出面号召下,很快在柏墩组织起了一支拥有30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大队,即咸宁县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
  
  10月9日,咸宁沦陷。何功伟、何寰桢便率领这支新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登上了柏墩桂榜山。上山之前,何功伟为了给游击队储备粮食,将自家谷仓打开运了几十担上山,还带走了家里的御寒衣物。游击队上山后,他指挥队员们在密密的丛林里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迎击日寇的进犯,还在九龙寺开办“咸宁县抗日青年训练班”,培养了大批的游击队骨干。
  
  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鄂南成为日军的后方,咸宁的敌军沿着公路向四乡渗透。为此,何功伟率领游击队相机展开袭击:在咸宁桂榜山八卦宕打退了一小分队进犯的日军,又在山道设伏击败了朝鸣水泉方向进击的驻柏墩日军小分队,从而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鄂南人民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第一枪,大大鼓舞了抗日斗争中的鄂南人民。此后,游击队活跃在咸通公路两侧的高山密林中,不断打击敌人。
  
  然而不久,12月,何寰桢被国民党128师师长王劲哉逮捕枪杀,咸宁第二大队被搞垮,何功伟和雷同遭通缉。此时,中共鄂南特委与中共湖北省委又失去了联系。遵照省委预先指示,鄂南的工作由中共湘鄂赣特委(驻平江县嘉义)领导。何功伟转至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关系,根据湘鄂赣特委决定,鄂南特委改为通山中心县委(又称鄂南、咸宁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并兼任湘鄂特委委员。
  
  肩负着新的使命,何功伟带领县委同志结合鄂南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并注重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此外,他还重点深入我党领导的梁湖抗日游击大队,抓紧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使梁湖大队发展到300人左右,成为鄂南一支可靠的抗日武装。梁湖大队曾多次独立伏击日寇、打击土伪汉奸。
  
  正当何功伟在挫折中重整鄂南工作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包围了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屠杀新四军干部,制造了“平江惨案”。鄂南形势急剧直下,鄂南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又告中断。7月,何功伟主持鄂南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疏散已经暴露身份的干部,保存力量,并派人去江北与鄂豫边区党委接关系。不久,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方步舟部投靠了蒋介石,并在武昌湖泗区包围袭击梁湖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大部分被打散。至此,鄂南党在抗战初期通过统一战线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遭到了严重挫折,党的骨干一部分被捕牺牲,一部分转入隐蔽斗争,一部分则撤退到江北,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何功伟安排好工作后,即离开鄂南去重庆找上级党组织联系与汇报。
  
  转战鄂西
  
  8月,经过长途跋涉,何功伟来到了重庆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向组织汇报了鄂南形势,并提交了《鄂南工作报告》。9月,南方局派他到设在湖北宜昌的湘鄂西区党委工作。受命后的何功伟在途经万县时顺便看望了逃难到万县护城寨的父亲及弟妹,又再次踏上了征程。11日,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举行,会议选举钱瑛任区党委书记,何功伟任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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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湖北五峰山村的中共鄂西特委旧址
  
  1940年2月,钱瑛调回重庆南方局后,湘鄂西区党委书记由何功伟接任。他跋山涉水,来往于宜昌、巴东、建始一线,检查地方党的工作,传达中央的指示。在宜昌,他通过各种关系与当地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接触,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巴东,他和县委成员一起研究整顿组织和选派干部,以防不测事件发生;在建始,他深入到三里坝高级中学为新入党的同志举行宣誓仪式,并协助县委同志在这个学校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教育党员团结进步师生,注意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在松滋,他到简易师范学校作政治形势报告,鼓励师生的革命斗志。而就在何功伟四处奔忙的这一年,经组织批准,他与区党委宣传干事许云(许宝珍)结为夫妻,成为并肩战友。
  
  6月,日寇出动大批部队,从武汉沿宜路直犯宜昌,南方局指示我党在宜昌的主要工作人员分批撤往巴东、恩施。何功伟接到指示后,夜以继日地安排宜昌失守后党的各项工作,直到敌机投下燃烧弹、宜昌市内火光冲天的紧急时刻,才搭乘最后一条英国商船前往巴东。8月,在妥善安排好巴东的工作后,何功伟和怀孕6个月的妻子跟随西逃的难民,翻山越岭步行400余里,到达恩施。
  
  这时,南方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钱瑛也来到了恩施。在她的主持下,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决定改组为中共鄂西特委,由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刘惠馨任妇女部长。钱瑛还在会上传达了南方局关于贯彻中央5月指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会议结束后,钱瑛对何功伟说:“许云已近半年的身孕,留在鄂西活动不方便,组织上决定调她到南方局工作。”不久,许云随钱瑛一起去了重庆,而这一去竟成永诀。
  
  宜昌失守后,湖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迁至恩施。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到恩施后,即组织军警宪特销毁进步书刊、解散抗日群众团体、大造反共舆论、监视并追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试图肃清鄂西的中共党组织。为此,何功伟带领同志到敌特势力较弱的偏僻山乡,或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身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日寇、汉奸、顽固派的罪行;或以教师的名义,在农村创办夜校、识字班,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斗争。通过这些活动,恩施这个当时白色恐怖弥漫的古老山城,不断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广大农村的革命形势更是热气腾腾。国民党反动派对恩施出现的革命活动十分气恼,下令在鄂西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由于何功伟在武汉工作时就已暴露身份,处境十分险恶,上级党组织决定将他调离。为了继续开展鄂西的革命工作,何功伟坚决要求留下来,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一再叮嘱他立即撤到乡下龙凤坝去。何功伟抓紧时间,一方面组织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转移和疏散,一方面教育留下来的党员坚定立场,保持革命气节。除编写《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外,他以“丰烈”为笔名主编了刊物《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战线上》,还亲自拟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抗战读本》等等,并复写誊印,秘密分发到各个县委。他告诉同志们:如不幸被捕,“当敌人不了解你的真实情况时,不要承认自己的身份,以保护组织,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当敌人确已知道你的身份时,就应该公开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峰。盘踞在鄂西的反动派更加嚣张起来,对共产党员、进步组织与人士进行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中共鄂西特委秘书长郑建安(后化名郑新民)被捕叛变,供出了特委组织、人员等情况。很快,特务们根据情报,于1月20日将从医院换药而归的何功伟逮捕。接着,敌人按郑新民提供的情况进行大搜捕,又将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等人抓捕。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何功伟等人被捕、鄂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心,并展开积极营救。2月25日,他亲自拟电,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这一情况:“1月20日,湖北恩施实行全城检查……计捕去四百多人……书记何彬(功伟)被捕,现正在设法营救中。”周恩来还亲自在《新华日报》撰文,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何彬(即何功伟)等人,同时指示钱远铎去函致电请何功伟的父亲到重庆商量营救办法。但因何父率家几度迁徙,电函无法及时送达。
  
  含笑刑场
  
  被捕后,由于叛徒的指认,何功伟的特委身份立刻暴露,被先后关押在城内鼓楼街16号、城外的方家坝、谭家坝等处。在方家坝管理所,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谷仓里。小谷仓里既不透气,又不见阳光,还散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霉臭味。何功伟向管理所提出严正抗议,并通过绝食强烈要求改善狱中待遇。在他的积极抗争下,敌人最终作出了让步,其它牢房的条件也因此得到改善。
  
  狱中,何功伟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审讯室里,特务头子刘培初及阎夏阳、朱若愚等人玩弄各种伎俩,妄图压服这个共产党人。何功伟从容应对,慷慨陈词,大讲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政治主张,痛斥国民党非法捕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使敌人的每次审讯和拷打都归于失败。对此,敌人不得不变换手法,派第六战区参谋长兼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等国民党要员进行劝降,甚至以封官许愿来拉拢引诱何功伟。但何功伟根本不吃这一套,并铿锵有力地予以斥责。敌人又派出所谓“名士”、“学者”到方家坝同何功伟辩论,妄想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何功伟不仅一一反驳,还借机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辩论失败后,敌人又施一计,妄想利用骨肉之情来软化何功伟的革命意志。陈诚亲自电谕令人将何楚瑛送往恩施,想让其对儿劝降。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何功伟感慨万千,同时料定是敌人的诡计。何楚瑛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探监10次。而何功伟一次次地向父亲表明自己的革命决心,还劝他不要为这毫无希望的“营救”而劳碌奔波。为了催促父亲早日回去,何功伟又将两个多月前在狱中写给父亲的信重抄了一遍:“……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铖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能移……”字字铿锵,声声血泪,彰显出共产党人献身革命的浩然正气。这封信的原信当时因被特务截住而未寄送到何父手中,何楚瑛老人便将这封重抄的信秘密带走,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才交给党组织。
  
  何楚瑛千里探监是为营救儿子,当面讲不通,便在恩施城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何功伟又针对父亲的思想,回信道:“……今日跪接慈谕,训戒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而儿之所以始终忍心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我一家之幸福也。……”见儿子的意志如此坚决,何楚瑛怀着悲痛的心情离去。他还带走了何功伟在狱中写给党组织和妻子许云的信,辗转送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何功伟在给妻子的诀别信中这样写道:“在临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此次的被捕,由于我自己不慎,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被单独囚禁的何功伟没有机会和其他同志接触,唱歌作诗便成了他表达心声、鼓舞战友、打击敌人的有力工具。每到傍晚,雄浑深沉的歌声会从他的牢房窗口传出,拨动着同志们的心弦,大家也不禁跟唱起来。此外,何功伟还善于赋诗填词。在方家坝狱中,他创作了《汩罗怨》并谱曲;在谭家坝狱中,他完成组诗《清江大合唱》,热情歌颂鄂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还按《夜半歌声》曲谱填写给妻子的诗篇《狱中歌声——忆许云》,并在地下黑牢里创作了《奴隶恋歌》。这两首诗歌后来被出狱的同志带到重庆,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解放后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
  
  何功伟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和影响了狱中原本对共产党只有粗浅认识的爱国青年,他们从何功伟的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有的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表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押出了地牢。他还是穿着那身青布衣,从容不迫地跨出监狱大门。在走向刑场的石板路上,敌人放言只要何功伟回头就不杀他。面对生死之际敌人的诱惑,何功伟仍不理睬,他义无反顾,临死不屈,踏着坚定的步伐来到五道涧刑场。就这样,革命赤子何功伟高呼着口号,倒在了血泊之中,此时他差4天才年满26岁。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何功伟的遗书和遗诗,并于1942年4月18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6月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南方局为被国民党杀害的鄂西特委书记何彬等人开追悼会。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何功伟、刘惠馨两位同志追悼会,号召全党和全体青年向他们学习。《解放日报》为此发表《悼殉难者》的社论。“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中共中央青委题写的这副挽联表达了全党和全国青年对何功伟烈士一生的高度赞扬和深切怀念。
  
  作者/吴志菲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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