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路红军游击队在武隆

来源: 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 2019-01-22 0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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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武隆双河乡的二路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政治部旧址

 

  1929年底,中共四川省委为了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根据党中央在各地组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决定在全省成立一、二、三、四路红军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为了开辟涪陵、武隆、丰都、石柱、彭水、忠县交界边区革命根据地,在涪陵罗云坝组织农民赤卫队和策化郭汝栋二十军兵变的基础上,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简称二路红军游击队)成立,在涪陵、武隆、丰都、石柱、彭水、忠县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使下川东十余县之反革命军阀、地主豪绅为之丧胆,寝不安席”。

  

  在武隆地区,二路红军游击队于莽莽山岭中开辟了仙女山、桐梓山革命根据地,活动遍及十余个乡镇,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力量。同时,他们改造、联合地方武装“神兵”队伍和桐梓山游击队,成立后坪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唤醒并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二路红军游击队的诞生

  

  1929年冬,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来到涪陵,他此行肩负着发动兵变、组建红军的重任。李鸣珂到达后立即召集中共涪陵县委书记苟良歌、县委委员周晓东、陈湘源、陈静等人商议相关事宜,并很快在城郊杨家花园成立了中共涪陵特别行动委员会(简称涪陵特委),作为领导兵变、组建二路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机构,李鸣珂任特委书记。

  

  涪陵特委在李鸣珂的领导下,首先开展了策动国民党驻涪陵郭汝栋部的兵变工作。1930年3月17日,郭汝栋部一师一团三营十一连连长、共产党员赵启民趁出川之机率兵起义,并带领51名起义士兵成功冲出敌人封锁圈,到达革命根据地——罗云坝,受到了中共罗云支部和罗云人民的热烈欢迎。根据涪陵特委和涪陵县委的指示,他们在罗云支部负责人尹觐阳、刘伏洋、李焕堂等干部的带领下广泛宣传,四处张贴“共产党红军万岁”、“工农联合起来,武装暴动”等标语,积极发动农民参军,使当地的农民赤卫队发展至700多人,为组建二路红军作好了准备。

  

  4月2日,李鸣珂来到罗云坝,于6日在罗云文昌宫组织召开中共涪陵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以罗云赤卫队为基础,以51名起义士兵为骨干,组建“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并成立中共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前敌委员会(简称二前委)。李鸣珂、苟良歌、陈静、李焕堂任二前委常委,苟良歌任二前委书记兼二路红军游击队党代表,李鸣珂任二路红军游击队总指挥、赵启民任前敌总指挥兼游击队一大队大队长,同时,成立红军游击队赤卫队总部,尹觐阳任总司令兼赤卫队一大队大队长,李焕堂、刘伏洋任副总司令。红军游击队分为2个大队,4个中队,中队以下按“三三制”设分队和小队。

  

  次日,在罗云铜矿山脉最高峰鸡石尖,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正式举旗,宣告成立。

  

  点燃革命的星火

  

  二路红军游击队建立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四川军阀刘湘即派驻涪廖海涛师3个团围剿罗云坝的这股新生力量。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二前委决定,向既偏远又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的武隆仙女山地区转移,使廖海涛部扑空而返。

  

  仙女山地处武隆双河,是武陵山系的一座大山,处于涪陵、丰都、彭水的结合部,地势险峻,道路崎岖。早在1928年初,中共罗云坝党支部派共产党员刘伏洋到双河烂坝子一带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与当地进步青年缪孝成、王国仁、李永祥、罗春和等组建了革命组织——土地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动群众惩治土豪劣绅。后共产党员钟方仪、罗少清和土地会会员陈茂胜等陆续来到仙女山传播革命思想,领导农民运动,使得当地农民的革命觉悟日益高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此外,那里还有两支地方武装队伍:一是周燮卿领导的土著武装队伍,约有2000多人;二是汪长青的“神兵”队伍,也有数千之众。这两支队伍都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正是考虑到如此有利的形势,4月7日下午,刚刚成立的二路红军游击队在苟良歌、周晓东、赵启民等人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武隆仙女山挺进。二路红军游击队经落东坝,过大木峡,上油槽梁子,翻武陵山,再于4月8日兵分两路:一路由赵启民带领百余人抵达仙女山,与土地会等当地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并开展工作,驻军梅子坳;另一路则由尹觐阳率红军游击队主力,取道大木直插厢坝,准备争取汪长青的“神兵”队伍。但由于事先没有联系,游击队行至泥塘,遭“神兵”汪长青弟子秦兴隆、左传合部阻击。为了避免误伤,二路红军游击队便改道由磨子岩抵达仙女山。4月10日,两支游击队在梅子坳胜利会师,司令部设在双河场。

  

  部队到达仙女山后,即在当地张贴安民告示,讲明红军政策、纪律,同时联系团结当地土地会、同心社等自发革命组织,派出宣传队伍,以口头宣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编排文艺节目等生动通俗的形式广泛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发动群众参加红军,组织开展打土豪、烧契约、分粮食等一系列活动。红军的这些行动受到了当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当地青壮年纷纷踊跃参军,使二路红军游击队迅速壮大起来。

  

  在武隆,二路红军游击队活动遍及木根、双河、梅子坳、荞子溪、青杠坪、冉家坝、钻天铺、长坡、土坎、白果、火炉、龙坝、沧沟、土地、桐梓、后坪、接龙、鱼子等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仙女山游击区迅速燃烧起来。

  

  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二路红军游击队进入仙女山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改造了秦兴隆、左传合的“神兵”队伍,粉碎了周燮卿的假联合阴谋,进一步壮大了红军队伍。

  

  1930年4月9日,当地“神兵”队伍在首领秦兴隆、左传合的带领下,追赶着红军游击队来到梅子坳一带。红军游击队一面吹号准备迎战,一面展开政治宣传。后双方约定,各派一名代表进行谈判。于是,红军游击队代表周楚平与“神兵”代表左传合在两军列阵监视下,于梅子坳大杉树坪草坝上谈判。周楚平首先告知红军游击队是一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劳苦大众翻身谋利益的军队,左传合则称“神兵”是自发组织的反抗国民党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的队伍。双方讲明自己的宗旨和主张后,“神兵”经商讨,表示愿意和二路红军游击队联合,并接受红军领导。经二路红军游击队二前委研究决定,委任秦兴隆为农民赤卫队副司令、左传合为第二大队大队长,维护二路红军游击队的安全,协助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富济贫。

  

  在二路红军游击队欢迎“神兵”入队的大会上,“神兵”首领秦兴隆向红军司令员尹觐阳赠送了一把刻有“奉天承命、宝座龙朝”字样的宝剑,尹觐阳也回赠其一把刻有“杀尽贪污土劣”6个大字的红军刀,以鼓励他们为革命赤胆忠心,与红军共同奋斗的雄心和决心。

  

  仙女山除秦兴隆、左传合的“神兵”外,还有一支由周燮卿领导的土著武装。这个周燮卿原是国民党第20军独立旅旅长,曾参加过1926年共产党领导的涪陵抗捐大同盟,抗捐军攻打郭汝栋失败后,周燮卿把残部拉到武隆羊角碛,重整旗鼓,组织起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斗争,有一定的进步表现。为此,二路红军游击队领导决定做好对周燮卿的争取工作。

  

  在罗云坝军事会议上,二前委派曾在抗捐斗争中和周燮卿有过交往的二路红军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周晓东给其写信,由政治部工作人员高培元送到羊角碛。但殊不知,周燮卿另有企谋——妄图乘二路红军游击队立足未稳之机,以“联合抗敌”为名吃掉红军,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二路红军游击队到达双河几天后,周燮卿便派人请二路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到羊角碛商量两军“共议合营”的事宜。二前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后,派出周楚平、杨克明、陶正、高培元等为代表到羊角碛谈判。然而,面对红军代表,周燮卿却只字不提合营之事,却强迫其说出红军实力情况。红军代表识破了周燮卿的阴谋,拒不透露红军游击队半点消息,被周软禁于万天宫。当天晚上,周楚平机智地逃离虎口,泅过乌江回营报信。二路红军游击队指挥部得知情况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命令烂坝子和梅子坳的红军急行到羊角碛对岸的长坡进行部署,上起石床杨家坝,下至五里长滩,沿江岸十多里布置战线。之后,红军游击队向周燮卿队伍喊话,要求其立即放回红军游击队代表。由于摸不清红军游击队的真实情况,周燮卿只好将红军游击队代表放回。

  

  第二天,不死心的周燮卿又派其营长朱青山带上一个连,担上大米、猪肉,表面上是来“慰劳”红军游击队战士,实际是想侦察红军游击队的实力。为进一步争取周燮卿及其所部,二前委命令游击队指挥部同意朱青山带人过河,并随时注意他们的动向。当朱青山一行刚过河,驻守在杨家坝的红军游击队就慢慢地向茨竹垭靠拢,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而驻守在长坡半山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则有意在山梁上走,以暴露在朱青山的视线内,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朱青山一行人到达烂坝子游击队驻地后,二路红军游击队以礼相待,办起了酒席。朱青山一边应酬,一边东张西望,伺机窥探。总司令尹觐阳将计就计,大造声势进行迷惑。朱青山摸不清情况,一行人赶快吃完饭后,迅速从梅子坳方向离去。周燮卿“合营”阴谋被红军游击队识破,又无法弄清红军游击队的真正实力,不久便撤离了羊角碛。

  

  建立农民协会

  

  粉碎周燮卿的假联合阴谋后,二路红军游击队主力由梅子坳集中到了坨田。4月中旬,二前委收到了中共四川省委《致二路红军游击队前敌委员会的信》,信中指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要求坚决执行《土地政纲》,实现土地与粮食分配、镇压恶霸豪绅地主、焚毁债务契约、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群众要求。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二前委要求二路红军游击队进一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积极筹建农民协会,开展好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

  

  按照指示,为有利于农运工作的顺利开展,二路红军游击队于4月17日在双河烂坝子成立了仙女山游击区建立以来的第一个农民协会----烂坝子农民协会,蔡兴旭任主任、魏元山任副主任,会员100多人,其中多数是原土地会的成员。4月20日,又在坨田成立了坨田农民协会,秦银山任主任,曾炳田任副主任,会员70余人。

  

  烂坝子农民协会和坨田农民协会成立后,在二路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下,开展了“打富济贫”活动。烂坝子农民协会带领当地农民,打开烂坝子和坳上的地主粮仓,除一部分用于红军游击队给养外,其余全部分给生活困难的贫农。坨田农民协会则组织领导农民,打击那些民愤极大、罪恶极重的土豪劣绅,并于5月10日在殷家坝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烧毁地主契约,把土地分给农民,宣布土地谁佃谁种、谁种谁收。那时,在当地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仙女山、仙女山,穷人天天泪不干,富人催租又逼债,倾家荡产喊皇天;自从红军进后山,干人个个笑开颜,打土豪、分谷米,帮助穷人把身翻。”充分体现了受苦农民对红军的热切拥护和日益提高的革命觉悟。

  

  烂坝子、坨田农民协会的成立和活动的开展,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土地革命,推动了二路红军游击队建立仙女山根据地的进程。

  

  坨田反围剿战斗

  

  仙女山地区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反动地方政权,国民党涪陵县政府十分恐慌,视红军游击队为心腹大患。坨田地主黄映辉潜到涪陵,向涪陵县府和团防军报告了红军游击队和农民协会的有关情况,请求对其进行清剿。为此,国民党涪陵县长谢汝霖下令白涛区团总杨德铨派兵前去围剿。二路红军游击队侦察员杜银山从涪陵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给二路红军游击队党代表苟良歌报信。苟良歌获得情报后,迅速召集前敌委员商量反“围剿”之计,决定利用仙女山有利地形和士兵们高昂的战斗士气,给来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

  

  4月23日中午,二路红军游击队政治部宣传队正在坨田地主黄文德家的戏楼上为当地群众演出《打土豪》新剧。这时,白涛区团总杨德铨带领1000多人分两路,一路由杨涛禄带队从后槽直奔坨田,一路由白涛镇镇长周振树带领从中堡迂回抄袭,试图合围坨田。二路红军游击队前敌总指挥赵启民得到敌情后,命令二大队队长刘玉泉带领一个中队抢占坨田后面山头的制高点,粮食委员韩和涛带领直属后勤人员撤到后山,政治部主任周晓东、分队长关才带领先锋队员周云武、宣传队员罗少清等人对敌进行政治宣传。很快,红军游击队与杨德铨等人在刺竹林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士们英勇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由于敌人人数较多,红军游击队便边打边向后山转移,诱敌深入。

  

  敌人追随而来,刚到半山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红军游击队向其猛烈开火,杨德铨见势不妙,带着队伍扭头就跑。尹觐阳立即命令所有红军战士与赤卫队队员坚决消灭来犯之敌,活捉杨德铨。在满山遍野“活捉杨德铨”的呼喊声中,杨德铨吓得心惊胆颤,连忙摘掉帽子、脱下军装钻进山林逃命。见指挥官逃跑,其余敌兵也无心再战,纷纷逃命。红军游击队乘胜追击,直到把敌人赶到郭家沟才收兵。

  

  首次反“围剿”取胜,红军游击队战士押着俘虏、扛着胜利品返回营地,士气更加高涨。

  

  建立后坪苏维埃政府

  

  坨田战斗告捷后,5月3日,二路红军游击队转移至丰都厢坝,二前委在此召开会议,总结工作,并讨论红军发展方向,最后形成“厢坝会议决定”:即向丰都东南山区进军,以栗子寨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联合汪长青的“神兵”共同对敌。在红军的真诚感召下,汪长青毅然带着1000多人的队伍投奔,被改编为红军游击赤卫队第三大队。

  

  12日,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顺利攻占了栗子寨。红军以栗子寨为中心,广泛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改编农民赤卫队,扩充部队,开展土地革命。在几天时间里,红军队伍由4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随后在13个乡镇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30多个乡镇“游击区”,多次打败国民党和地方民团的围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省委决定乘胜追击,将根据地向丰石交界的太平坝一带扩展。根据指示,二路红军游击队分为若干小分队,从丰都回龙出发,分别奔赴武隆、彭水、丰都的边界开辟游击区,扩大革命根据地。

  

  早在二路红军游击队成立之前,涪陵特委委员苟良歌就曾派共产党员熊盛业到冉家沟与桐梓山游击队陈子光、陈子清取得联系,为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后坪坝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二路红军游击队很快和桐梓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并在陈子光、陈子清的支持下,于6月2日开赴武隆桐梓山后坪坝,开辟革命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来到后坪坝后,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向农民散发《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纲》等宣传资料,设立了农民协会办事处。经过宣传动员,文凤庙农民协会、寺院堡农民协会、沙茶农民协会、中岭农民协会、牌坊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二路红军游击队指挥部又在此基础上组织成立了后坪坝农民协会,由赵月明任主席、罗吉普任副主席,下设组织、宣传工作组。这些机构的建立,使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不断提升。

  

  6月13日,后坪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赵月明、罗吉普当选为正、副主席,政府办公机关设在高峰槽。同时,组建了农民武装赤卫队,赵月明任队长、张子善任副队长,下设3个小队,共有队员27人,二路红军游击队教导队队长邓止戈负责赤卫队的军事训练工作。后坪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颁布政权纲领: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二、推翻国民党政权;三、取消苛捐杂税;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五、改善贫苦农民生活;六、联合世界无产阶级。

  

  肩负着新的使命,后坪苏维埃政府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惩办土豪劣绅、开仓济贫、焚毁地契借约、分田分地等活动,同时积极宣传土地政策,在革命根据地发展生产。

  

  为配合二路红军游击队工作的开展、解决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的武器装备和给养问题,后坪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外贸部,收购当地农民的山货和药材运往涪陵、丰都出售,将所得的经费用于购买二路红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所需的枪支弹药、粮食及生活用品。

  

  惨遭失败

  

  1930年4月李鸣珂因叛徒出卖被捕,于4月19日英勇就义。红军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暂由赵启民代理。5月下旬,省委派任王岳森为二路红军游击队继任总指挥。正当革命根据地工作蓬勃开展起来的时候,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王岳森面对敌人的再次围剿,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强行带领红军撤离根据地,向忠县、丰都等地发展,以致红军失去依托。而同时,他将党领导的农民赤卫队作为一般“民团”对待,加以排斥和打击,又对“神兵”采取歧视态度,致使一些游击赤卫队员和“神兵”队员离开队伍。由此,红军队伍从2000多人锐减至不足700人,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影响。7月18日,二路红军游击队从狗子水出发,撤离武隆地区。

  

  7月24日,当红军行军至石柱鱼池坝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武装以及军阀陈兰亭部的联合突袭,红军突围后辗转至丰都蒲家场(现属忠县)时仅剩80余人枪。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悲观失望的总指挥王岳森不顾全体战士的反对,强令解散了二路红军游击队。所剩游击队员分散回原籍,部分干部调回省委,其余则加入了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继续在下川东一带坚持武装斗争。

  

  二路红军游击队撤离后,国民党桐梓区署区长、团总刘礼章纠集团防兵进攻后坪苏维埃政府。赵月明、罗吉普按照红军游击队撤离前的部署,在团防兵进攻后坪坝必经之路丢下一顶博士帽,里面写有“贺龙”二字,又在君子池垭口立上几个“草人”俯瞰山下,远远看去俨然就像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第二天早晨,刘礼章带着区民团向后坪匆匆赶来,突然接到前哨来报,拾有贺龙帽子一顶,刘礼章惊悸万分,认定贺龙援军在此,急忙命令团丁们就地休息待命。而他派去侦察红军游击队动静的探子回来报告称,前面有哨兵。刘礼章更加深信不疑,命令向哨兵远距离射击。一阵猛烈开火后,见两哨兵倒下,却没有还击的枪声,刘误以为红军伤亡较大。派人上山一看,原来只是两个“草人”,气得刘礼章直骂人,但又担心前面真有贺龙的队伍,因此仍然不敢贸然前进。

  

  然而,敌人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国民党涪陵县府派团防局督练长汪勤生带兵再次围剿后坪苏维埃政府。后坪坝农民赤卫队孤军无援,战斗失利。主席赵月明身负重伤,不久病故;副主席罗吉普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就这样,二路红军游击队与当地群众用心血建立的新生政权——后坪苏维埃政权,在敌人的剿杀下惨遭失败。

  

  二路红军游击队离开武隆地区后,秦兴隆、左传合带领赤卫队转战在坨田、烂坝子、厢坝、桐梓山一带;陈子光、陈子清所率的桐梓山游击队则继续开展“打富济贫”活动。1931年9月,白涛区团总杨德铨勾结廖海涛部,带团防兵和国军200多人,围剿秦兴隆、左传合带领的赤卫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赤卫队被迫解散。左传合积劳成疾,不幸病故。秦兴隆被敌人悬赏重金追捕,只好化装成草药医生,行医于贵州沿河一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返回家乡参加社会主义革命。

  

  二路红军游击队在武隆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虽然在这里只活动了3个多月时间,但他们在武隆传播了革命思想,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唤起了武隆人民起来斗争。他们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后人奋然前行。

  

  作者/邵秋林 谢会

  

  原文刊载于2012年第5、6期《红岩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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